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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上弃珠全文阅读【珠还掌上】

    时间:2020-03-24 07:42: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我的小名叫珠儿,是父亲起的。这是他为我们兄妹五人起的唯一的名字。母亲说是掌上明珠的意思。   京剧《打渔杀家》中,肖恩要去与仇家决斗,因合不得女儿,便一同带了前去。船至江心,女儿害怕了,要回去,肖恩大怒。此时女儿肖桂英声泪俱下,喊了一声:“女儿舍不得爹爹!”
      近些年来,每每听到那声哭泣,我便泪如雨下。《打渔杀家》是自几岁就跟着外祖父听的戏,活到了几十岁时才明白肖桂英的哭不是怕死,是害怕此一番争战会从此没了爹爹,没了家。
      二00七年腊月二十四,是父亲离世整整十年的忌日。那时间,我脑中常飘着平日不愿触摸的往事,里面都是父亲。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在家里生活。无论是我出生前还是出生后,也无论是国民党部队还是共产党部队,父亲都是军人,细分,是为空军。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父亲的军人生涯就结束了。
      北平解放时,我的一哥一姐已相继出生,身在南苑机场的父亲因母亲不愿去遥远的台湾,便也留下来。国民党空军原不属傅作义部队,留下来的父亲不能算起义人士。父亲最后被精准地划为“投诚”,与“投降”仅一字之差。从后来他的境遇看,词意无大差别。于是,军人的名称前,就这么模模糊糊地有了个“降”字。从此,父亲再没能上天。抗美援朝战争时,父亲和他的战友作为教官参战,基地设在长春。他们教授的学生,很多人后来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解放军空军将领。我因此总是朦胧地认为解放军空军部队的最初原型,始于父亲他们。战争结束,这些带着“降”字的教官们随即转业了。
      “降”字的凄凉刚刚开始。
      父亲本应该转业在北京,但他选择了五百里以外的山西太原采矿学院,教机械制图与发动机。没有去台湾的他,选择了离家远一点的独自生活。
      就父亲这个从四川山里走出来的穷孩子来说,他与母亲的结合,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
      四十年代,父亲自美国航校毕业,回到国民党在北平的南苑机场,开始了天上的飞行。这期间,认识了家境不俗的母亲。母亲是在北平出生长大的大小姐,不愿随父亲南征北战,便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住在娘家。严格说父亲应该算是入赘。他却总以我们依旧随了他的姓而否定“入赘”这事实。
      外祖父第一次见父亲时,偏要用英语。交谈中父亲美国大兵的俚语让外祖父觉得父亲是上不得台面的人,竟拂袖而去,没给父亲一点面子。这也没能阻止当时父亲与母亲的激情。
      激情毕竟是短暂的,后面几十年的日子,父亲要面对外祖父的冷漠,要忍受外祖母因父亲不懂老北京人繁多的规矩礼节,时常恶语相加。因此,在我出生前,父亲已很少回家了。
      我见到我的父亲,是在一九六三年我十岁的时候。那年,父亲被摘去右派帽子,解除了五年的劳动改造,得以回家探亲。
      记得父亲回来的那天,我放学一脚跨进门槛,见屋里坐着一个陌生男人。瞬间,本能地想这人就是爸爸!我呆呆地愣在那儿,身子就像被钉住一样,不知所措。父亲是右派,在当时是极严重的政治问题,平日家里家外的大人都有意回避不提及。“爸爸”一词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会说话后就不曾使用过。此时要出口叫他,真是太难了。我只觉得头阵阵发晕。
      这时,父亲艰难地站起来,朝我探身轻唤着“珠儿,珠儿”。我抬头;看清了父亲的脸,如同照镜子一样,我与他何等相像!刹那间,骨与肉相连了,是一股甜蜜涌上来,便一头扎进父亲怀里。
      一个月后,当父亲要回山西煤矿上班时,几个孩子已经和他难合难分了。毕竟五年了,五年的劳动改造父亲是如何过的,他从来不说,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但五年的光阴实在是太长了,长得我和妹妹已经没有了“爸爸”的概念。
      为了弥补这缺憾,父亲在探亲的那三十天里,他再次忍受了外祖父的冷漠,也再次忍受了外祖母无一日没有的奚落与嘲讽。她老人家的理由很简单,说,你当了右派去劳动改造,每月只发十五块钱生活费,虽然每月寄回五块钱(另外还要给四川老家的爷爷寄五块,因为父亲是长子),可是这一群孩子是你的,五年的生活费用,这点钱少得像沾芝麻盐儿一样。
      外祖母是家庭妇女,不问政治,只说过日子的事。其实父亲在反右前已经历了两次政治隔离审查,懂了说话必须要谨慎,以保平安。尽管谨慎,父亲还是没有摆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宿命。面对外祖母的质问,父亲无话可说,他从心底沉默着。那个凄凉的“降”字,至此显出了些残忍。
      军人品格中的血性,父亲把它放人生命最隐蔽最要害的地方。他坚持着,没有提前结束假期。
      每天,父亲都很耐心地在离学校门口较远的拐弯处,等我们放学。然后抱上妹妹,拉着我,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我们深深知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每分钟父亲都合不得浪费。
      那时去大同需在永定门火车站上车,而且那时运行的全是慢车,开车时间是夜间十一点四十。因此,每次父亲离家时,我们都睡了。在梦里,我会觉出父亲用他宽厚的手一遍遍抚摸我的头发,温暖而不合。
      此后,十几岁的我,每个寒暑假都自己去山西大同,和父亲在一起度过短短的假期。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还在下井劳动的父亲再次被卷入政治漩涡中,被划为阶级敌人。父亲曾经加入国民党,在他众多的政治问题里这是最为严重的,尽管这也是他唯一真实的“罪状”。最终,父亲的问题严重到音信全无,生死未卜。“降”字的残忍到了极致。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终于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他刚解除了关押,但依旧下井劳动。既然不被看押了,有了自由,也就可以去探望他了。那时外祖父和外祖母经不起反复斗争,已相继去世两年了,母亲始终处在神情恍惚之中,因此家里大小事情不得不靠我来安排。我决定去看望父亲。
      春节前,我匆匆地上路了。我到的那天,那里冷得出奇。
      大同煤矿地处雁北,是个山口。我印象中那里是个打仗的地方。杨家将的一个著名战役,就在那里一个叫金沙滩的地方打的。传说那仗打得你死我活,按佘太君的话是“杀敌血染黄沙,遍地尸魂”,可见之激烈。那里的冷更是出名,据说夏天在屋子里久坐得穿棉裤,不然腿就被冻得僵硬。足见其寒。
      地面上这样荒凉,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煤多得似乎采都采不完(就像中东地区出石油一样)。
      我一下火车,就被笼罩在了灰蒙蒙的昏暗中。昏暗得看不清迎面零零散散走过的人。凛冽的风,把雪团吹得漫天乱舞,打在脸上很疼很疼。坚硬的地,鞋踩在上面发出“咯瞪”的声音。看到父亲时,我的脸已经被冻僵了,我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五年没见了,父亲是被人现从“坑”里叫出来的(当地人把煤井称为坑),他的脸被煤粉严严实实地糊着,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至今回想起与父亲相望的瞬间,他当时并无大喜,也无大悲。只轻轻说了一句:“来了,先去歇着吧。”然后猫身又进“坑”去了。
      父亲“下坑”的情景我仅见过这一次,这让我想起外祖母对父亲每月只寄回五块钱的责备。她老人家哪会想到,少少的五块钱是父亲这样挣来的。
      潮乎乎的一层,在我脸上很快就凝固了,分辨 不清是雪,还是泪。
      我在父亲的宿舍里等他下班。屋子里暖和、干净。与他同住的几个人都是被改造着的知识分子,其中两个人还是父亲的四川老乡。大概都是理工出身,如此困境依旧是平稳、谨慎、有条不紊。
      下班回来的父亲很干净。而且,我看见了他脸上的安详和从心里涌出来的笑意。
      他身上穿着劳动布工作服,头上带着发白的旧棉军帽,笑时脸上的纹路是横向的,很粗犷。我眼前的父亲是一个下井工人,有谁会想到一九五八年前他真真切切是一位大学教师。
      晚饭很好,也算热闹。他屋子里的几个人把打来的饭菜都放在一起,一个叔叔自告奋勇买来一瓶酒。父亲话不多,只管一口口喝酒。也许因为喝了酒,父亲脸上的笑容渐渐浓了起来。
      “哗”,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位老汉。那老汉操着当地口音大声说,陈老师闺女来了,我才听说。快,快,家里的饭已经准备下了,就等你们。父亲忙不迭解释说已经吃了,但无济于事。老汉一手一个把我和父亲拽走了。
      一进他家门,一股热气扑来。啊,真暖和。我一阵高兴。接着便是满屋子菜香,我更高兴了。
      父亲让我称这个老汉为辛大爷。辛大爷是贫农,贫协主席,这一方姓辛的很多,他的辈分也最高,因此辛大爷很受尊敬。
      父亲在辛家的随意、快乐,我马上就感觉出来了。
      饭桌子上辛大爷说了很多:你爸来咱这儿也十来年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地球都让他跑了几个圈圈!和你爸来往是我的光荣,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是贫农,陈老师来我这儿没谁敢说歪话。除了上面要关押,咱是没办法,只要出来了,这地盘就是咱的。
      听了这话,我将信将疑。再看父亲,他依旧笑着,然后端杯子喝酒,衬衣袖口露出一块细针细线缝的补丁。
      接着,辛大爷“咣咣”地拍拍胸,说,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也下着雪,冷啊。造反派把陈老师的衣裳脱了,扔进挖好的坑里,土都快埋到胸口,我看人要挺不住了,就去找军代表,跟他说,陈老师发明的那个能知道井下有没有瓦斯的那家伙,要是坏了,可没人会修呀。他再是反革命也不能叫他死,死了咱那些个下井的娃咋办?你猜怎样?狗日的真听了!
      辛大爷用力拍着大腿,兴奋到了极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被“改造”的情景,难过得不敢看父亲。
      辛大娘自始至终为我夹菜,其他女人都在地下吃。这里的女人是不能上桌子的。我注意到她们吃的饭和桌子上不一样,我还注意到她们每人边吃边喂着怀里及周围跑动着的,属于她们自己的孩子。她们身上,还有孩子们身上都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辛家为我接风的这顿饭一直吃到很晚。因为没有女宿舍,我就住在了辛家。临睡,辛大娘还捏着我的手细细地看,嘴里叨念着,多细质,多光滑啊。她这么贪婪地欣赏,我非常难为情,又不好说什么。
      在那里的一个星期,始终住在辛家。辛家天天都是热情地款待,我白天或是看看书,或是与辛大娘聊聊天,等父亲下班。
      在我要走的前两天,我发现父亲的笑容不是那样轻松了,似乎有了什么心事。
      终于,在我收拾行李时,父亲坐在一边看着。当我也坐下后,父亲说,爸爸可能回不了北京了,你看这里好吗?你愿意来吗?
      我细看父亲,他比几年前老了很多。稀疏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身材变得瘦小。
      我说,我愿意来。
      父亲听了,倒踌躇不语起来。
      我又说,我来了干什么呢?女的也不能下井呀。
      说到这儿,父亲尴尬了。半天,他吞吐地说,辛家的三儿子还没说媳妇,你看……辛大爷说……
      我一时没明白父亲的意思,怔在那里。父亲没有再解释,他更尴尬了,似乎无法再说下去,慌乱地拉开屋门走了出去。
      刹那间,我明白了父亲没说出口的话。
      且不说辛家老三是个不识几个字的下井工人,我眼前还晃出了那些不能上桌子吃饭的女人。显见这是辛大爷,辛大娘向父亲提出的美好愿望。落难的父亲,又实实在在欠人家十几年照料的情。
      那时不过十几岁的我,什么事也不懂,还很浑呢。便不管不顾的大哭,接着大闹。
      我一直到走都没跟父亲说话。父亲脸上现出极度的愧疚,似乎做了一件无法弥补的错事。上了火车不久,车就开动了。天还是飘着雪团。风中,站台上的父亲越来越小,白发与雪团成一色,看不清他的脸。
      在我长大些后,每想起这事,便是无法言说的难过。
      父亲与母亲的恋爱,是资本家出身的母亲的高雅气质,吸引了父亲这个刚刚从美国回来,在四川大山里长大的农民的儿子。而母亲是被父亲一身美式军装,被父亲的英俊威武所吸引。但仅凭这点吸引来维持一生的婚姻,似乎是单薄了些。
      父亲因为这桩家庭背景悬殊的婚姻,一生没有快乐。也许这痛苦比受政治迫害还令他备受煎熬。我嫁给辛家老三的后果,父亲何尝不知?可以想象在替辛家向我提亲前,父亲内心曾有过怎样的挣扎。
      父亲死于肝癌。他一生的每一步都是致命的无奈与心酸,他把这些也放在他生命中最隐蔽最要害的地方。
      由于我的大哭大闹,辛家也就不再提及婚事。
      恢复高考时,父亲已经完全解放,他毅然请了两个月的假,给辛家老二补习数理化。父亲是想让几代目不识丁的辛家出个大学生。辛老二因此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
      父亲到底回报了辛家对他的好。
      许多年后,在我长大些,又长大些以后,无数次想给父亲道歉。与其说是没有时间机会,不如说是父亲有意回避着。
      父亲的珠儿险些从他的掌上失落。
      《打渔杀家》中肖桂英那凄厉的一声:女儿合不得爹爹!永远盘绕在我心里。
      
      (选自2011年3期《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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