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僧传》看北朝僧人参政现象:僧怀政书
时间：2020-03-13 07:17: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佛教传人中土(以东汉末计)至魏晋南北朝时间总共不到两百年，而佛教通过西域僧人(其中还包括许多西北地区的僧人)的传播逐渐与政治发生关系。佛教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又和本土的儒家、道家哲学产生碰撞和磨合，经过文化与思想融合，最终佛教僧人在政治上与儒士、道士的作用相当。对于统治者来说，需要宗教作为论证自身政权合法性的工具，而佛教在和儒教、道教的斗争中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最终也走上了与儒道合流的路子并最终发挥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作用。本文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特别是通晓“秘术”的西域僧人)与中土政治之间的关系，来看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特点。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中记载的西域僧人(以及身怀异术的僧人)大致有十数人，此十数人的事迹散见《高僧传》各章节。这些僧人按其所来的地域统计如下：
中天竺：4人，摄摩腾、昙柯迦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西域：4人，安清(安息)、疆良耶舍、佛图澄、涉公(僧涉)；敦煌、凉州：3人，于道邃(敦煌)、竺昙猷(敦煌)、竺佛念(凉州)。
上面所列僧人所掌握的“术数”主要秘术有历法、天文、医术、占卜等方面。对于“天文”、“历法’’这些术数的作用，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中从天文学史的角度说明“天人感应”、“绝地天通”等观念在古人思想中有着重要地位，天文历法和星占卜筮对于“正统”问题的证明有着更加直接的作用。(江晓原《天学真原》)那么，僧人们带来的这些秘术在中土政治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南北朝时期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僧人群体的参政，这在《高僧传》中有明显的体现，以下将结合史料，通过探讨僧人在北朝各政权内部的活动来解答这一问题。
第一，羯胡石赵政权与佛图澄、吴进、法饶。《资治通鉴》记载了在羯胡石赵政权中参与军机的佛图澄的一些事迹。《高僧传》记载佛图澄为西域人，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至洛阳，此前的事迹不见史传，但可以推知其经由敦煌等地人中土的经历。史载石勒与刘曜交战时，佛图澄曾对石勒说：“大军若出，必擒刘曜”(《资治通鉴》晋纪十七)，石勒很高兴。由此可见，石勒是因为他具有预言成败的能力且“数有验”才敬而事之的，其本意也是利用他为“军国谋”。此外沙门吴进力劝石虎用“厌胜”之法以压制“晋运”，其理由就是“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资治通鉴》晋纪十九)。历来诸史不乏各种政治预言的记载，但这种预言发自僧人之口则较为罕见。永兴二年，冉魏政权的僧人法饶更是发挥“天文”解释，果断进言出击石祗、王琨、姚襄联军，直接导致冉闵大败，此事只能算是运用天文星相解释政治的一个反面的例子罢了。
第二，氐族前秦苻氏政权与道安、僧涉。再看前秦氐族苻氏集团，崔鸿著(清人汤球辑)《十六国春秋辑补》载“佛图澄言苻氏有王气”，此举使得石虎起疑，苻洪避朝，佛图澄也终因石虎荒暴、弘法无望而选择西去。按佛图澄永嘉四年(310年)始来洛阳，至此离去，其主要活动尽在石赵一代，在其离去之前却留下苻秦代赵的谶言，而这样的预言不久就得到了实现。如果排除文献对于佛图澄记载的“神秘化”因素，也能看出北朝政权更迭(由石赵到苻秦)的过程，其端倪尽在一名西域僧人的观察力范围之内。建元十三年，太史以“星见于外国之分”奏称西方当有圣人东来辅佐苻秦政权，苻坚因而遣求鸠摩罗什、道安(《十六国春秋辑补》)。一方面鸠摩罗什在姚秦政权传道译经，另一方面，道安等人位苻坚座上，为其预吉祛凶。建元十九年苻坚太子宏奏“罢南征”，苻坚不听。道安亦建言“太子之言是也，愿陛下纳之”，坚又不听(《十六国春秋辑补》)。“淝水之战”败后的建元二十年，“坚每召(王)嘉与道安于外殿，动静谘问之。”(《十六国春秋辑补》、《通鉴》)。如不考虑两军对阵前的内外部原因导致胜败的逆转，苻坚恐怕也会深感道安的智术高超、未卜先知。但苻坚未听从如此高人的指点，其政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庇护，在淝水战败后成为过眼烟云。存在于苻秦政权内拥有“异术”的僧人不止道安，西域沙门僧涉也曾在苻坚时入长安，颇能言未然之事，还能睨龙降雨，以至于其卒后，“逢大寒移时，坚叹日，‘涉公在此，岂忧此乎?…(《十六国春秋辑补》)
第三，南燕慕容政权与僧朗。南燕慕容政权也有类似的现象，以僧朗为代表。慕容德得知僧朗“素知占候”，派遣牙门苏抚占问其王朝的历运，僧朗回答说：“长星起于奎娄，遂扫虚危，而虚危齐之分野，除旧布新之象。宜先定旧鲁，巡抚琅琊。待秋风戒节，然后北转临齐，天之道也。”其中“长星起于奎娄，遂扫虚危”属于典型的“星占”之语，后又以星象分野理论告知苏抚“燕运不远”，而苏抚则密不敢直言于慕容德。僧朗，《高僧传》卷第五(义解二)有传：“竺僧朗。京兆人也……以伪秦苻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秦主苻坚钦其德素，遣使征请……及后秦姚兴亦佳叹重。燕主慕容德钦朗名行，假号东齐王给此二县租税……晋孝武致书遗，魏主拓跋�亦送书致物……”可见苻坚、姚兴、慕容德以及晋孝武帝、北魏道武帝对于僧朗皆推崇备至，原因何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僧人具有星占、卜筮能力，“言未然之事”，而将其纳入自己翼下，可随时“谘问之”以“趋利避害”，使得政权安定长久。这就使各个政权首领对以僧朗为代表的僧人群体趋之若鹜。
第四，北凉沮渠氏政权与昙无谶。北凉沮渠氏政权中也有僧人参政现象，这以昙无谶为代表。昙无谶，《高僧传》卷二有传，谓之中天竺人，“谶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魏书》、《通鉴》都称其为厨宾人。昙无谶通晓“秘术”，“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且会“男女交接之术”而为北凉沮渠蒙逊所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土传统“房中术”的影子，“房中术”被认为与“天”有某些神秘的联系(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古代房中术认为通过“采阴补阳”之术，可以延年益寿甚至铸成“不死之身”，这显然符合帝王们的长生梦想，而生命的长寿则是政权“天赐”(也就是得“正统”)的标志之一。北魏太武帝闻听此消息，派遣李顺往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沮渠蒙逊为什么不许昙无谶去凉入魏最终还要杀死他呢?从昙无谶通晓“房中术”角度来看，如昙无谶真可使“妇人多子”，那么当时政治上依附北魏的北凉沮渠氏，当可从“人脉”方面摆脱不利的政治局面，虽不能以此直接说明“天命在我”，但至少可以说明“仍有转圜”之机，蒙逊希冀借此东山再起，再度称霸西凉(此种理解似略显牵强，可备一说)。太武帝为何又要在此事之后诛杀沮渠昭仪呢?《资治通鉴》记载“魏主由是怒凉”，从温公笔法来看，太武帝早有灭凉之意；一方面，昙无谶事件从争夺“德运”角度让太武帝大为恼火，处于势力上升期的北魏，在羁縻沮渠氏北凉时，发现蒙逊仍有反叛之心――表现在大肆制造表现其“德运”、“正统”的行为，假借西域僧人的技能就是表现之一，而太武帝是绝不允许“德运”旁落的；另一方面，沮渠昭仪的姊妹、兄嫂皆从昙无谶习“房中”之术，此事亦使得太武帝寝食难安，昙无谶既不能为太武帝所用，并教习昭仪亲姊、兄媳采补之术，他在太武帝眼中便成为“妖僧”，对拓跋氏政权来说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太武帝诛杀沮渠氏宗族，仅留下较早降于北魏的两名族人。沮渠氏由是灭亡，不再成为太武帝的威胁(《魏书》卷105)。
以上僧人从表面上看仅仅是起到了咨议当政的作用，此外北朝还存在大量基层佛教徒，这些佛教徒不乏有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中的，比如北魏的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沙门谋反”。沙门谋反，一方面是由于北魏政权的灭佛举动，另一方面则由于基层佛教徒及僧人的来源复杂，比如卢水胡盖吴的谋反就明显与太武帝的灭佛举动有关(刘淑芬《中古佛教与社会》)，而在北魏占领青齐地区之后，部分“平齐民”也被归入寺院成为“佛塔(图)户”，因而牵扯到新征服地区的向心力问题以及民族问题。
以上是北朝时期僧人参与政治的大致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身带异术的西域僧人进入中原之后，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参与到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运作之中。虽不能从制度层面对这种现象予以固定和总结，但作为一种政治惯例，诸政权首领还是遵从的，即利用各位高僧的预言能力为己服务，以期达到维持政权长久、政局安定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有些僧人们也显得颇为无奈，如作为翻译界大德的鸠摩罗什，弘法传道乃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迫于世俗政权的力量而纳女并生子则确非罗什本意。从这个侧面来看，西域高僧的中土传教之路颇为坎坷，这也从反面启示了后来诸位高僧，佛教的传播流布在获得当局理解及支持下会顺利许多。僧人参与政治，并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一方面维持了现政权局面，并为佛教的传福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北朝政权更迭的背景中，僧人群体也随之浮沉，并进一步参与到与道教及儒士集团争夺信众的斗争之中，并集中表现在对信仰权利的解释和发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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