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盒与原子弹】 午餐盒 概览
时间：2020-02-15 07:17: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8月6日，当人们在日本广岛悼念58年前的那场爆炸带来的灾难时，一场关于核的争论与交锋正在全球范围展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迫切地需要彻底认清发生在广岛的那一幕历史图景
每年8月，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纪念日都会提醒我们，记忆无法做到道德上的中立。它要么倾向于善良，要么倾向于邪恶。在每一个历史叙事背后，我们都可找出四种深刻影响其叙事倾向的主要视角：施惠者或其受惠者、作恶者或其受害者。
作为某一行动的受惠者，远远不如作为该行动的施惠者显得体面。这是因为受惠往往暗示着某种无能与依赖。然而，作为某桩罪行的受害者可就比做个罪犯可敬多了。
受害者身份能够给人某种抱怨、抗议与要求的权利。对于受害人而言，与其接受弥补，不如保留这种受害者的角色；与其一次性地得到满足，不如保有这种永久性的特权。
上述情况，个人如此，团体亦然，甚至更来得切实。如果某团体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己曾是某种过去不公的受害者，则该团体在道义上便拥有了无穷无尽的资源。过去遭受的迫害越是惊人，今日获得的权利越是可观――而这些权利仅只凭借自己的受害人身份即可获得。
当然，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书写历史的总是那些胜利者。基于这种认识，最近几十年来，人们日益频繁地要求书写一种受害者和失败者的历史。这是一种完全合理的要求，因为它能促使我们正视一度被忽视的过去。可是，我们必须清楚，以受害者的名义讲话并不能带来在道义上额外的优越性。
诚然，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本团体的缺点或错误，再怎么诉诸历史也无法赋予我们任何道义上的好处。但是，要想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又谈何容易？例如，1995年，华盛顿的史密森尼亚研究院(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试图重新评判当年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军飞机――艾诺拉・盖(Enola Gay)的功过。他们发现，原来同样一段历史在不同当事者看来，竟会有全然不同的叙述与评价：美国和日本各执一词，而且双方都没有捏造事实或伪造证据。事实上，只需对数据进行适当选择与组合就足够了。
在美国人看来，艾诺拉・盖执行了一次“英勇并取得成功的行动”。而日本人则采用一种“受害与牺牲式的叙述”，认为“原子弹已经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苦难象征――甚至和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颇有些类似”。
在广岛博物馆，日本不惜以歪曲记忆为代价，将自己上述“受害者”角色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可是，无论日本政府发动和继续战争的责任，抑或日军对待敌方战俘甚至平民的非人残害，都被刻意淡化而未得到充分展现。
每个人都懂得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视角。不管我们认同的是英雄或是受害者，是终结了二战的飞行员还是坠入原子弹灭绝地狱的无助的市民，其实我们的看法总是根植于所谓“无辜者”和“好人”之上。
如果叙述者既不认同英雄又不认同受害人的话，关于罪行的叙述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借助关于广岛事件美国人与日本人有不同回忆的研究，美国历史学家多佛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能够同时认同二者：他属于其中的一方，而其研究又使得他密切关注另外一方。在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命名的时候，一开始多佛使用了“牺牲广岛”(日本人的视角)，后来改为“凯旋广岛”(美国人的视角)，直到最终，他终于满意地定名为“悲剧广岛”。
悲剧：这个词不仅意味着苦痛与忧伤，更意味着一种无法避免与赎回的悲哀。在悲剧中，不管剧中人物选择了哪条道路，泪水与死亡都会接踵而至。毫无疑问，盟军从事的事业要远比纳粹和日本法西斯的崇高，反对后者的战争是正义与必然的。然而，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不能以消灭敌人的名义将其带来的悲剧轻轻抹煞。
机缘巧合，一名12岁儿童在广岛轰炸中遇难，可他的午餐盒却保存了下来，盒里的米饭和豌豆都已被原子弹爆炸烤焦。其实，这小小的餐盒在我们的良心中拥有和艾诺拉・盖一样的分量。它和其他广岛博物馆借给史密森尼亚研究院的展品一道，使该展览在昔日“英雄们”看来简直无异于离经叛道。
唯有我们把午餐盒与轰炸机的想象融为一体，才有可能彻底认清发生在广岛的那一幕历史图景，正如其它曾经拷问过我们良知的历史片段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