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如什么让我们什么 [母爱，让我们离散]

　　“我们家6个孩子，5个都避过了十年浩劫。为什么?因为姆妈一直觉得会有一场很大的浩劫等着这个引人注目的家庭。” 　　 　　上世纪40年代中叶，上海长乐路上闹中取静的一幢小洋房里，居住着梨园大师周信芳和妻子裘丽琳。这里是文人墨客的宝地，是戏里戏外的才子佳人的乐园。
　　1946年，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打破了周公馆往日的宁静，周家的四小姐从天而降，为这个和睦美满的家庭锦上添花。那年周信芳已逾知天命的年龄，老来得女，自是宝贝得难以形容，他为这个最小的女儿取了一个极富诗画意境的名字：“采茨”。
　　时光流转。如今，周采茨静静地坐在记者面前，身穿黑色丝袍，略施淡妆，雍容华贵，一如人们心中固有的闺秀形象，却又在眉宇间、谈吐中多了些许干练与果断。周采茨五彩斑斓的人生已让她不必时时附丽于声名卓著的家族，可她热爱自己作为周家后人的这个特殊身份。周采茨说，自己像极了母亲，这种相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学来的，
　　每当周采茨惦念起自己的父母，总会翻起那些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照片，时而莞尔一笑，时而紧蹙眉头……整整一个甲子，总说人生如戏，周家坎坷曲折的经历不正是一场戏吗?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非常惊奇，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品位简直和我母亲的一模一样。每当我看着自己设计的房子，就感到满是母亲的背影……当然，我姆妈比我伽(能干)得多了。我根本没伊介来赛(能干)……”冷不丁爆出的一口纯正老式上海话，仿佛在提醒记者，西化的周采茨依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女儿”。
　　
　　采茨，周家门里的小公主
　　
　　在采茨的记忆里，母亲是个美不胜收的仙女，当她开始记事时，母亲已是翩翩少妇，可她牵着采茨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经常吸引不少男性行人的目光，有的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轻轻的赞叹。
　　那是内乱战火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的年代，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不仅混进周信芳的黄金大戏院里来肆意捣乱，还有意无意地骚扰着周家的日常生活。然而，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复杂的演员生活丝毫不能够影响周信芳和裘丽琳对小女儿采茨的万般宠爱，“我在家里年纪最小嘛，连小哥哥也要比我大上整整7岁，父母自然更宠爱我，我就像家里的小公主一样。”说起童年，周采茨的神态仿佛又回到了照片里的那个可爱小女孩，眼神充满了天真无邪的童真。不过采茨不但乖巧，脾气又特别好，即使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哭也不闹，偶尔嘟个小嘴也就作罢了，甚是可爱，因此更博得了父母的怜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中学同学到现在都说我脾气好得不得了。”
　　离家不远处的长乐路和茂名路，是周采茨儿时的欢乐世界，父亲周信芳时常会带她去新雅和沙利文这样的西餐馆吃自己最喜欢的冰激凌。过往的行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名伶毫不张扬地坐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娇小的女儿一勺一勺地将冰激凌送入口中。
　　女儿印象中的父亲平时不太说话，只有和母亲一起的时候才显出他健谈的一面。而家中交好的朋友也并不多，周信芳即使在家里接待客人，宾主也从来不坐客厅，时常是关上房门，在书房小天地里舞文弄墨、切磋戏艺。在采茨的记忆里，经常来的有巴金和田汉。尽管周家每天来来往往的客人总能凑成整整一只圆台面，天天好吃流水席，但事实上，周信芳真正的知心朋友却很少。“我爹爹邪气(十分)有劲，整天在家不大讲话，很严肃。最有趣的是伊从来不吃蔬菜，只吃肉。”
　　尽管父亲十分威严，对于采茨这个最小的女儿，周信芳却会特别亲热些。每天晚上，汽车刚在门口停稳，周老板就急着跨进家门，抱起小女儿亲一亲，好几次父亲生硬的胡茬弄疼了女儿稚嫩光洁的脸蛋，还引得采茨连声抗议。
　　和许多氍毹人家的孩子不同，周采茨是泡在父亲周信芳的戏中不知不觉地长大的。周信芳不仅从不禁止子女到剧场看演出，还常常带着子女们去看芭蕾舞、话剧和滑稽戏。“我小辰光看得最多的就是苏联的芭蕾舞，因为我姆妈不要看，伊老是嫌苏联的都是‘蹩脚货’，所以我爹爹总是带我去看。除了芭蕾舞，就数爹爹的戏看得最多了。”当时，周老板演出时，剧场里常常会有一个黄毛小丫头，端端正正认认真真地坐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台上――《萧何月下追韩信》、《明末遗恨》、《徐策跑城》……父亲的戏小采茨几乎一个都没漏掉。有的戏能把小姑娘逗得乐不可支，有些戏又催人潸然泪下。
　　最有趣的一次经历是在采茨10岁的时候，那天父亲在台上演的是《清风亭》，大悲大恸的剧情让“入戏”太深的小采茨在台下“呜呜”大哭个没完。甚至由于哭声太过响亮，弄得台侧的锣鼓师傅的锣鼓经全都乱了套。“没办法呀，爹爹演得真是好，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就是不停地哭。”在周采茨看来，麒派艺术的精彩之处，恰在于以情动人，哪怕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都丝毫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的败相显露无遗，于是，有人劝说周信芳到香港去演出，也有人提出数额巨大的包银和十分优裕的演出条件、生活待遇，甚至还有用别墅以及周游世界演出，子女出洋留学等条件作为诱饵。但这些都没有使周信芳动心，他选择留在了上海。陈毅市长因此特别设宴款待这位爱国艺术家，周信芳却老实本分地回答道：“因为我的观众都在这里，我怎么舍得走?”
　　60年后，记者问起对新中国的最初印象，周采茨满怀留恋地连连说道：“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那简直就是天堂，出门从来不用关门，走在路上也根本不会有小偷，完全不需要有任何防人之心。正逢新旧政权更迭，一个面貌一新的社会呈现在眼前，身为华东戏曲研究院以及上海京剧院院长的父亲，工作热情空前高涨，没日没夜地排演新戏，虽然偶尔会有些不理解，发点小牢骚，但他除了对我妈讲，哪怕是我们，都不会透露半个字。那时的他，一心就想把事业搞得风风火火。”
　　沐浴在解放的旖旎春风之中，周采茨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小学生。学校是母亲裘丽琳专门联系的世界小学，这所著名的小学至今还是上海滩的名校，采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学是父亲牵着手，一步一步送到校门口的。“我那时学的都是好东西――爱国、爱人民、大公无私。到了抗美援朝时期，就听黄继光的故事，接受最正统的教育。”
　　相比童年的欢乐，采茨对小学集体生活难免有些不适应，但其间也不乏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学校里的一位老师要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胖和瘦”的意思，莫名其妙地就把周采茨叫上了讲台，指着她对全班同学说：这就是胖，引得一场哄堂大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老师说的话可真是过分。”
　　
　　香港，寄人篱下的困顿
　　
　　1959年是周采茨与父母离别的年份。1947年，母亲裘丽琳毅然把大女儿周采藻送到美国留学，在采茨记忆中，大姐的离去仿佛是自己和其他兄弟姐妹之后的人 生轨迹的写照，“父亲说，母亲就像一只猫，总爱叼着自己的小猫，一个个地往外送。”
　　50年代后半期，随着几位兄姊陆续去了国外留学，长乐路的家一下子变成了空荡荡的大房子，在采茨眼中，那段时光的父亲如同一尊冷峻、孤独的雕像，在生活上的消遣也愈发变得简单起来，不是一个人闷在书房里挑灯夜读一摞摞的文件，就是一个人沉默不语地画画写字。那时，周信芳开始萌生了入党的念头，父亲书写入党申请报告的那一幕周采茨至今记忆犹新，父亲一笔一画在纸上写下工工整整的文字，如同一位艺术家细心雕琢一生最后一件作品，这一纸报告好似写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既漫长又沉重。
　　那年，采茨还是个13岁的豆蔻少女，初中刚毕业的她年岁不大，但一些人生观和成人世界的处世之道已若隐若现地徘徊在脑海中。有了几位哥哥姐姐的“前车之鉴”，她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终有一天也将离开这个家庭。果不其然，沉浸在暑假的愉悦生活之中的小采茨突然接到了母亲的“通牒”：一周后她将踏上远赴香港邮轮。从此之后，那一周七天的岁月突然显得无比漫长，母亲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导着采茨刀叉的用法，待人接物的礼仪，还不厌其烦地关照“千万不能去夜总会”……而此刻，蒙在鼓里的父亲却全然不知情。
　　1959年的夏天是周采茨毕生难忘的夏天，幸运女神仿佛悄然降身周家“四小姐”――港政府大开恩，所有在内地拥有学生证的人都能入住香港。“那真是逃过一劫。我不用先去澳门坐那种偷渡的小船慢摇到香港，我二姐就是坐那种船去的香港，那上面挤满了人，什么人都有，真是吓死人的。”凭着记忆中二姐周采蕴的叙述又结合自己的想象，那艘如同幽灵船的偷渡船如同鬼魅般时常出现在周采茨的脑海中。
　　母亲还是习惯性地在女儿临行前一天把孩子带到丈夫面前。采茨记忆中，父母那一幕的对白无比简单，母亲轻轻地告诉父亲：“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父亲听罢，还是一如既往的内向而又冷静，只是摸了摸女儿的头，说了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一如他对之前几个离开的哥哥姐姐说的一样。“爹爹就是这么一个人。我相信他绝没有对我三姐(周采芹)说过‘你一定要记住，你永远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因为，爹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子女会不要做中国人!我只能说，采芹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不像现在许多被家庭送出国外留学的孩子那样潇洒自如，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踊跃而出的新鲜事物如同洪水猛兽般冲击着采茨的意识，“初到香港的感觉是，那里是天堂和地狱的合体。再之后，一切都成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采茨和二姐相依为命，“在这里，你不上班就没有钱，你没有钱就交不了房租。在家里，二姐也教书工作，但家终究不需要她养着，但在香港，你必须要养活自己，这些都是再现实不过的问题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让采茨感到自己的命运如同一朵被人呵护在温室里的花朵，一下子沦为流离失所的野草，自己的性格却越来越有母亲裘丽琳坚忍不拔的一面。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采茨没有工作能力，她不得不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户人家也算是当地的富户，采茨在三房两厅的豪华住宅内获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还配有独用的厕所，还有工友可以使唤，但那毕竟不是家，奢华背后流淌着止不住的落寞。周采茨眼神中满是忧郁，她说，那段回忆自己总是不堪回首，“房门晚上必须锁好，早上又一定得敞开着，连开个冰箱都必须得经过主人的同意，那不是我想过的日子……”
　　一年压抑的生活让周采茨和二姐采蕴不堪重负，她们最终搬离了那户人家，住进了一处上海人出租的房子，没有人伺候了，样样都得自己动手，除了每天去房东那儿领两顿定餐。从一幢大房子到一个小房间的心理落差，让采茨很不是滋味。
　　然而，这些还只是小巫见大巫，由于初到香港，不谙英语和广东话的采茨被所有的中学拒之门外，香港教育局甚至让中学毕业的她重读五年级，什么都不懂的二姐周采蕴只能答应了这个要求。从此，一个比同学高出不少个子的女孩就这么又坐进了小学的课堂内，“这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大的侮辱，”往事仿佛近在眼前，周采茨声音中略有哽咽，两颗晶莹的泪珠已在眼眶中打转，“我二姐那时也没有经验，她只不过是姐，她不是妈妈。”
　　历经学业与生活上的摧残，终于让周采茨萌生了离开香港这个伤心之地的心思，她又坐着一叶小船，回到了旅程的中转站――澳门。在澳门，周采茨开始了住读生活，保持着与父母的书信往来。那段时间，这些书信成了采茨生活中最重要的动力。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周采茨不幸患上了阑尾炎，母亲裘丽琳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了澳门，整整一周悉心照料起女儿的日常生活，“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了……”言语间，周采茨已是泣不成声……
　　
　　重逢，竟如此短暂
　　
　　1966年，暴风雨即将到来的那一刻，周采茨突然选择了回归。“我那时不看报纸，完全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么回来了。”她没有想到这次相会竟是自己与父母永远的告别。时隔7年与父亲周信芳重逢，眼中的父亲还是原来那个父亲，一点不见岁月的蹉跎，可是，家的氛围却不知不觉地变了味，长乐路的小楼再也不像从前那般风光，尽管，每天还是入来人往地络绎不绝，却都是行色匆匆，父母与朋友、同事间的交谈也变得格外敏感。
　　一切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大家都知道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但是能否幸存谁也不能确保。”周采茨回家的那天，母亲说她的运不好，于是风尘仆仆地拉着女儿到医院做了双眼皮手术，回家后立即把她关在自己的房间内，不让她出门。随后，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周采茨发现母亲正在偷偷拆弄自己的香港朋友寄来的信件，追问之下，裘丽琳这才道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她是怕没有经验的女儿，只身在外上当受骗，被别人利用做了特务。采茨听罢，再也忍耐不住：“你自己女儿会不会做特务，你不知道的啊!?”
　　“后来我母亲狡辩说是看我叠信的方法不对才拆了我的信，那时真是全民皆兵，父母居然要担心子女的信里会有什么……真得让我很寒心!往事不堪回首，好好的一个家竟落得如此凄惨的境地……”
　　动荡的局势让原本打算住上两个月的采茨两周后就要返回。因为没过多久，父亲剧团的党委书记就上门劝诫周信芳要让女儿赶快离开，“再不走恐怕就走不了了”，于是父母又一次将女儿“赶”出了家门，“其实父母是救了我一命，如果我没走掉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或许已经在‘文革’中和人拼命拼死了，也有可能插队落户’离开了上海……总之，什么都是未知数。”直到此时，周采茨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这位在当年顶着巨大社会压力，不惜放弃一切与“戏子”结合的名门闺秀，有着对社会、对时代、对人性独特的认知，“我姆妈了不起，她总是很能 干，对什么都看得清楚。她有世俗的一面，更有超凡的一面――我们家6个孩子，5个都避过了十年浩劫。为什么?因为姆妈一直觉得会有一场很大的浩劫等着这个引人注目的家庭，她没有办法。她毕竟是纷繁复杂的旧社会里的过来人，人性她还是很清楚的。所以，无论如何，她作为一个母亲，考虑到子女的前途不能吃苦，做出了送我们出去的选择。”
　　又是一场离别，是谁都明白的生离死别，挥手自兹去，相逢在梦中。尽管如此，父母依旧没有远送，只是在门口和采茨道了别，周信芳一如往常地沉默不语，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母亲告诫采茨：“今后但凡收到我给你的信件，无论我写了什么，千万不要去做。”
　　周采茨又一次踏上了去香港的旅途，心情却颇不平静，母亲的临别前的话在耳际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果不其然，正如母亲预料的那样，刚在香港落脚的采茨立刻收到了母亲裘丽琳的一封来信，信上说要女儿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寄回去……周采茨这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和母亲的良苦用心。1966年9月，周采茨看到了一篇有关父亲的事件性报道，标题即是“周信芳离世”，而母亲也早已不知所踪，于是，伤心欲绝的她马不停蹄地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远渡重洋来到了飘摇的欧罗巴大陆。
　　为了忘却那段痛苦的回忆，周采茨开始了听凭心声的流浪生活，竖起大拇指，一路搭顺风车沿途赏遍了奥地利、威尼斯、罗马的美景，每段旅程都能结识许多朋友。上世纪70年代，由于披头士乐队的风靡，欧洲大陆到处弥漫雅皮士云游和群居生活的踪影，周采茨也是其中的一员。“这种生活比什么都伟大。”周采茨说。有一次周采茨在罗马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就把自家房门钥匙放在酒吧，告诉采茨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只要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回酒吧就可以了。有时候她身上只揣着10英镑，却依然能自得其乐地逍遥快活，直到身无分文了才想到要去打工。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不会说意大利话的周采茨凭借自己的勤勉和聪慧在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做服务员，几天后才知道老板还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哥哥。最艰难的时候，周采茨还做过佣人，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从煮菜烧饭到拖地擦窗她一个人包了，“那户人家的地板全是大理石的，我就趴在地上把一块块擦得光洁亮丽，”周采茨不禁感叹，“现在哪里有佣人肯这么做!哈哈哈!”
　　嬉皮士的生活虽逍遥可乐，周采茨年轻的身体却累垮了。最后，采茨拿着护照，全无目的地离开了意大利，转向英国投靠小哥哥周英华，在伦敦，她从一个嬉皮士变成了“浪人”，除了一边打工一边在高中研读Old Level证书以外，便无所事事地四处闲逛。“我的确留过学，可我留的都是中学!”说到此处，周采茨不禁捧腹大笑，“在英国终于是把中学读完了，但这些证书我却从来没见过。人家问我有没有，我就乱说。要知道，刚毕业的学生是不敢用学历去吹牛的，而等到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有谁会问你学历?凭的就是工作经验了。”
　　1972年，二姐的一封信重新把采茨拉回了现实，她这才得知母亲早在4年前就已经去世了。3年后，又是一张从上海的家中发至伦敦的电报，让周采茨得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采茨当时虽然对其中的具体情节不甚了了，但悲愤之情却难以抑制……直到1978年8月16日，父亲最终得以平反昭雪，中宣部还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海外的5个子女中，只有“四小姐”周采茨回来了，小女儿最终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送了宠爱她的父亲最后一程。
　　
　　闪婚，父母爱情观的延续
　　
　　整整10年的西漂流浪生活让周采茨萌生了归家的念头，在离开英国之前，她认认真真地在一艘船上打了大半年的工，也积攒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夏天去，夏天来，周采茨再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只是这一次香港不再伤悲……
　　20世纪70年代，被美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经济水涨船高，周采茨如鱼得水，事业开始起步。“那时，和我一起应聘的都是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但他们没有一个英文比我好，而我的中文底子又非常扎实，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优势所在。”曾经因英语差劲而复读的周采茨经过十余年的漂泊岁月，英语水平提升不少，很快在一间洋行的市场部谋得了职位，之后又跳槽到丰田汽车担任市场公关经理，认识了一票商圈的好朋友，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都非常赏识这位后起之秀。
　　不久之后，她又神通广大地进入了“丽的电视台”，担任出版、宣传和推广总监一职，“那时我已经做到高层8个人中的一分子了。”周采茨意犹未尽地说道，当年，香港有一档家喻户晓的“选秀节目”――亚洲歌唱比赛，那个周末正是决赛，周采茨周一上班时，老板就把她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让她着力栽培第三名选手张国荣。于是，采茨立刻拉起了一支20人的宣传包装队伍，一手将张国荣从默默无闻的歌手捧上了天王的宝座，让周采茨“茨姑”的名号在香港媒体和狗仔问不胫而走。
　　上世纪20年代，麒麟童与裘家三小姐相爱的动人故事流芳百世。在那个包办婚姻的时代，裘丽琳作为一个极有主见的女性，打定主意要嫁给周信芳。当母亲得知自己的女儿爱上了“戏子”，一边为女儿紧锣密鼓地筹办婚事，一边将其幽禁在闺阁之中。即便如此，裘丽琳还是依靠聪慧的才智，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逃难似地跑向教会女校同学家，在那里，她终于和爱人周信芳重聚。果断勇敢的裘抱定决心要和爱人私奔，两人立刻乘上沪宁线的车，历经3小时的路程逃到苏州。裘母还是拗不过女儿执著的信念和坚毅的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从我父母那儿继承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浪漫、正气的爱情观。”周采茨的爱情也是冲破重重阻隔，终于厮守一生，仿佛童话一样美妙。1980年，周采茨管辖下的香港话剧团正在排演《日出》，抱着年轻人演老角会很有趣的心态，周采茨向导演申请顾八奶奶一角，“我觉得顾八奶奶是个很可爱的角色，我不太喜欢陈白露。况且，以我的身材演陈白露也不可能。”就这样，她结识了相濡以沫至今的丈夫黄浩义。
　　有趣的是，黄浩义正是与周采茨演对手戏的胡四一角的扮演者。不谙粤语的采茨被台词折磨得苦不堪言，于是演广播剧出身的黄浩义一句旬耐心纠正她的发音，就在这一来一去的教学中，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或许是冥冥中的因缘巧合，戏里的胡四可能要比顾八奶奶小上15岁，而现实里的舞台剧演员黄浩义也要比周家“四小姐”小上10岁，可是这个小男生竟义无反顾地追起了采茨，如同当年裘丽琳与周信芳的结合一样，这对有情人认识了一个多月后开始拍拖，拍拖了十天后立马闪婚。
　　
　　回归，永远的中国人
　　
　　2003年的末尾，离开上海40年的周采茨终于回到了故乡。2003年12月31日，她和丈夫浩义、儿子Dashiell、女儿Charlotte在长乐路的新居里除旧迎新。无 独有偶，周采茨购置的房产就坐落在父亲周信芳的故居不远处。生在长乐路、长在长乐路，如今周家“四小姐”又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回家”的周采茨心甘情愿地享受着做母亲的快乐，8岁起就在英国寄宿制学校读书的儿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边，让采茨既高兴也满是担忧。由于儿子从小就在英国长大，自己又承诺过在孩提时代不会逼迫儿子学中文，周采茨起初害怕儿子很难适应与他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东方生活。儿子刚到上海时，采茨就不无担心地问他，你一个汉字都不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Dashiell手边正巧放着一盒纸巾，他就兴冲冲地指着纸盒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念道“五月花”，引得全家人捧腹大笑。或许是遗传了父母执著、认真的性格，Dashiell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久而久之还学会了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30元开到复旦，去不去?”这则趣闻也让周采茨欣喜不已。
　　2003年，儿子Dashiell参加了高考，他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他在大学里用中文排演《雷雨》的剧本、用中文撰写毕业论文，看到他能那么用心学中文，我比谁都高兴，”周采茨笑逐颜开地说道，“他是上戏有史以来唯一的留学生，之前没有，现在没有，之后也暂时没有。”
　　除了对自己两个孩子百般呵护，周采茨更是对从小就缺少母爱的侄女周佳纳宠爱有加，谈到这个宝贝侄女时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喜爱：“其实我们一家人都特别宠她，不仅仅因为佳纳母亲走得早，她本身的个性也很讨人喜欢。”周采茨坦言，尽管周佳纳从小是受西方教育长大的，但是她身上却秉承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气质特征，尤其是那种“嗲溜溜”的味道，就是典型的老上海女孩子特有的讨人喜欢的黏劲，就算你是块石头也被她“嗲”化了。对于侄女此前和基努・里维斯在法国爆出的“绯闻”，周采茨也是欣喜大于担忧，她表示这是未婚男女的正常交往：“周佳纳是个漂亮女孩，至今未婚，基努・里维斯现在也是单身，两个单身男女相爱天经地义，怎么能说成‘绯闻’呢?”
　　如今，周采茨从长乐路移居到了西郊的别墅，享受着半隐居的天伦之乐，但目睹着儿女们个个事业有成，自己不禁也有些心痒，笑称自己心里迫切地想外出“打工”。但对于周采茨而言，她还有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那就是将黄浩义依据父母裘丽琳和周信芳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写就的32集电视剧剧本《戏子佳人》搬上荧屏，“我先生的剧本，每一个环节都扣在一起的，如果拆了一环情节前面的剧情就会跟着散架。不能改动剧本这也让许多合作单位感到为难，因此我们现在的洽谈都在一定程度上搁浅了。”周采茨不无遗憾地表示，不过令她欣慰的是，不久前，黄浩义的剧本在香港先期出版了，这也是中国电视剧史上别开生面的创举，“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我先生已经历史性地把电视写上了文学的舞台，观众看过剧本，又对《戏子佳人》充满期待的话，这也让我们对拍摄完全版的《戏子佳人》充满信心。或许，这也是我作为子女对父母最好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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