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敢于对诺贝尔奖说不的存在主义大师 萨特存在主义
时间：2019-04-24 03:29: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64年，瑞典文学院遇到了一件足以使他们感到震惊的事——当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在得知自己被授予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后，竟然做出了拒绝领奖的决定。这也太颠覆了。
更令那些评委们感到不爽的是，萨特在写给瑞典文学院的信中说：“签名为‘让·保罗·萨特’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实在无法想象，谁会有资格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颁奖”，“因此，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奖。”
由于诺贝尔奖一经宣布，便无法更改。因此，瑞典文学院只能是自酿苦果自己吃，在文学院的颁奖记录上，那年只写了简单的一句话：文学奖得主是让·保罗·萨特。并在萨特名字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获奖者拒绝领奖。
拒领诺贝尔奖后的萨特生活依然如故，思考哲学问题、出版著作，与爱侣波伏瓦体验着世人难以理解的关系。
进入暮年的萨特身染多种疾病，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但依然以口述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思想。对当年拒绝诺贝尔奖一事，他毫不后悔，并经常重申自己骨子里的一些东西没有丝毫改变。
1980年，已经75岁的萨特在争议声中病逝。赞誉他的人将他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诋毁他的人则视他为放荡不羁，甚至道德败坏的人。其人虽已远去，但直到今天，萨特的哲学思想与特立独行依然被世人所铭记。
曾被请上天安门城楼
20世纪30到40年代，中国对西方最新学术思潮的追踪基本上还能与西方世界保持同步。但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渐被人为地切断，交流渠道越来越单一和狭窄，许多时候，仅限于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方面。萨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虽然他并没有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却一度与法国共产党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1955年9月至11月，有着“20世纪的伏尔泰和雨果”之称的萨特和他的哲学家女友波伏娃应邀访问了中国，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并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更在10月1日，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以贵宾身份观看了国庆大典。
波伏娃曾回忆说：“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凡群挥舞。”作为哲学家的波伏娃说：“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都是情感。”“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新鲜不时给予人类生活雨后晴空的亮泽。”
当天晚上，萨特与波伏娃又被请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因为是作家，他们与茅盾夫妇被安排在同一桌。除去彼此间的交谈外，他们都注意到正在向大家问候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一桌的朋友，他信步走来，态度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
这次中国之行，似乎给萨特和渡伏娃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回国之后，萨特便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
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也刊发了萨特撰写的一篇题为《我对新中国的观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表达了自己对新中国的向往：“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在不断地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
而波伏娃则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观感，写出了一部长达500余页描述中国的著作《长征》。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等，《长征》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新中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80年4月15日，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在20世纪的法国文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的让·保罗·萨特因患严重的肺积水，逝世于巴黎的塞鲁医院，享年75岁。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对此发表讲话称：“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新华社亦于次日发布了这一消息，称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3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没有忘记这位为了保持完全的独立和自由，不被外界势力所左右，以至于不参加任何政党，不接受一切官方荣誉，甚至不要家庭和孩子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拒领诺贝尔文学奖
萨特的一生可谓精彩万状，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他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创作的小说《词语》。授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根本就不屑一顾。此前，萨特已从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得知，自己有望获得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并不想要这个奖，于是，就在10月14日给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写了一封信，礼貌地希望不要把他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不巧，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外出度假了，没有看到这封信，因此投票照常进行……
大奖结果公布那天，萨特有意避开了媒体的追踪采访，像往常一样带着女友渡伏娃来到他经常去的那家餐馆用午餐。他点了自己最喜欢吃的扁豆咸肉；在等上奶酪的时候，他抽起了烟斗，平静似水，没有一丁点兴奋得意的神色。
萨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法国人欢欣鼓舞，萨特自己却很失望。当日下午，还是在那家餐馆，他写了份拒绝领奖的声明：“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他说。
因为拒领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萨特立即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记者们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尽管萨特一言不发，他们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来到寓所。他不得不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来读，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一切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说完他做了一个表示结束的手势，但记者们却毫无去意。当他跨进门的时候，又回头对仍然不肯罢休的记者们说了一句：“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新闻界不满意萨特在声明中所做的解释，人们企图猜测出他拒绝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有人指责萨特是因为好出风头，才特意安排了这一切；也有人说他不去领奖，是因为害怕波伏娃妒忌；还有人说他是心比天高，他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的荣誉的。
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非常赞赏他这一气度不凡的举动。青年学生尤其对他拒领诺贝尔奖表示支持，他们说如果萨特去领了这个奖，那无疑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如今，萨特没有去领这个奖，那就说明他还是他们心目中那个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师。
饱受争议的自由人
其实，当你真的了解萨特的哲学思想、政治态度以及一贯的为人处世原则，那你就会认识到他拒领诺贝尔奖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
1938年，萨特发表了他的第一本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小说《厌恶》，从那以后，他一直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书房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多次抗议法国政府发动的殖民地战争，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极右分子对他恨之入骨，甚至在游行时喊出了“枪毙萨特”的威胁口号，并且两次用塑胶炸药炸毁他的寓所。还有人曾向戴高乐总统建议，将猛烈抨击政府的萨特关进监狱。可是戴高乐却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人们并没有把伏尔泰投进监狱。”
另外，萨特还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称苏联为“肮脏的手”。同时，他也反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支持古巴和越南，支持罗素发起的调查美国侵略越南罪行的“战争审判”法庭，并拒绝去美国康奈尔讲学。
特别是在1968年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中，萨特在电台发表演说，称：“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他出身资产阶级，置身上流社会，却对这一切感到厌恶。他的笔下有滚滚而来的钞票，本人却衣食简朴，连汽车也不买，而用大笔金钱赞助进步刊物。
至于萨特和波伏娃两人的关系，也够惊世骇俗的了。他其实并不只有她一个女友，只不过她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其他女人都长得多。
研究者认为，波伏娃在萨特的多边性问题上，充当了相当于母亲的角色。萨特的花心在她来说，就权当是送儿子去寻找他喜欢的姑娘去了，因此，当她发现他又有了新的情人之后，心里也不会觉得有多难受。
事实上，波伏娃对于萨特的女人一向也是津津乐道的。这时，她就会把自己异化为男性，而以一种男性的，或是外人的眼光，来审视那些女性。如此一来，她一下子就把自己和那些女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距离拉开了。不过，波伏娃这种精神自救肯定也是不得已的，谁叫她是如此地深爱着这个花心的男人呢?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退一着，放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波伏娃有的是办法，她最不缺乏的就是智慧。
波伏娃与萨特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人关注过了，唯独没有人关注过避孕、堕胎之类的事情。他们的头脑是灵长类的骄傲，为什么不生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呢?波伏娃想到过做母亲吗?萨特想到过做父亲吗?这也许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也许波伏娃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了，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那就是萨特。她对萨特的宽容，只有母亲才做得到。萨特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会在她那里得到原谅，从而缓解自己的不安感。他可能也很依赖这种感觉。当然，她也会责备他，但是，母亲对儿子的责备、嗔怪，表面上再严厉，骨子里也都是溺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