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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个少数民族服装图片_乌蒙山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贫困的脆弱性探讨

    时间:2019-04-14 03:18: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虽然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每年脱贫的人口很多,但是低收入群体的返贫率非常高。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扶贫、脱贫、再返贫”发展怪圈现象,贫困的脆弱性正是农村“扶贫、脱贫、再返贫”怪圈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贫困;脆弱性;消费习惯;乌蒙山;少数民族困难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132-02
      一、贫困的脆弱性内涵和群体特点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是由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
      农村贫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变数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贫困人口经过自己各种努力从贫困走向温饱,也可能一遇灾害又从温饱返回贫困。在中国现有贫困人口当中,有2/3属于返贫性质,十分脆弱,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1]。返贫问题带有综合性,它集中反映了扶贫对象的脆弱性,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贫困的脆弱性主要指家庭或者个人当前面临的在将来遭遇各种可能导致贫困的风险的可能性,包括从不贫困状态进入贫困状态以及继续维持贫困状态[2]。贫困的脆弱性包含有三层含义:第一,它表明该系统、群体或个体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第二,该系统、群体或个体对外界的干扰和变化(自然的或人为的)比较敏感;第三,在外来干扰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胁迫下,该系统、群体或个体易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或损害,而且是难以复原的。从脆弱性的角度考察贫困有助于动态地考察贫困问题,做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二、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贫困的脆弱性成因分析
      1.带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更易引发灾害。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的贫困是和其与生俱来的生态脆弱性分不开的。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多为偏远深山和高寒地带。主要位于深山或二半山中,这些地区大多位于远离交通要道的偏远地区,道路等交通设施通达和通畅显得不足。耕地中山地、丘陵面积占85%以上,大片的耕地少,分散的15°以上坡耕地、梯田多,且土层浅薄,产量较低,导致耕地生产能力较低,土地承载力较弱[3]。
      2.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差。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牧业,经济来源结构单一。农作物单一且产量低、效益差。春季种植作物的类型主要是水稻和玉米,秋季作物主要是小麦、土豆、红薯。这些作物大多“望天收”,产量低,而且基本是自给自足,很少有商品交易;经济作物也呈现出品种单一的状况,而且种植面积很小;乌蒙山区农业产业中很重要的构成就是畜牧业,但也不成规模。这就造成了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人均收入低。统计显示,地处乌蒙山区的威信、镇雄、彝良三县,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745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6.36%[4]。
      3.教育程度偏低、人力资本不足。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接受教育的程度整体很低。统计显示,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地区的云南省昭通市“十一五”期间人均教育支出631元,人均卫生支出319元。10县区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为3%。现有外出务工人员中文盲、半文盲占4.3%,其中小学文化占45.3%,初中文化占43.4%,高中、中专文化占6.3%。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外出务工的100多万人员中,从事脏、累、苦、险等工种的占80%以上,工作环境较差,收入普遍偏低[5]。
      4.农村保障制度建设落后。农村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缓慢,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严重依赖于土地。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现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的深度贫困人口42.8万。他们处于绝对贫困线水平。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特困群体的救助开始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使得部分农村特困群体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但由于补助面不宽,补助金额有限,对特别困难的农村家庭也只能是杯水车薪。(2)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农村养老保障的社会互济性低、保障能力弱。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采取以农民个人缴纳为主、集体为辅、国家投入为补充的形式。这使国家和集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过小,不仅造成了资金来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标准,而且也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保的积极性。(3)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使农民看病可以报销,增强了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但是随着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后医疗需求的释放和增长,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合作医疗的筹资标准低,不能有效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
      5.少数民族消费习惯。少数民族消费习惯是民族风俗习惯的一个组成部分。(1)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经济学理论,消费水平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是畸形消费。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少数民族中这种畸形消费十分突出,“穿在银上,用在鬼上,吃在酒上”便是这种生活消费方式生动、形象的概括。一些民族地区的妇女把制作一套镶满银器、宝石,价值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服装,当做自己生活追求的最高目标,于是省吃俭用,把自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蓄用于此,使生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投资减少,消费效益很低。(2)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平均主义观念抹杀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商品意识。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为了生存,形成了“有田同耕,有食同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朴素平等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平等观念逐渐演变为平均主义思想,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便是这种观念的载体。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中残存着共食习俗,一户杀猪,全寨分食;一户煮酒,全寨共饮;上山打猎,见者有份。(3)重义轻财、轻商贱利的习俗制约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不少民族深受因循守旧观念的影响、长期从事单一的生产活动,商品经济基础薄弱。有的人至今仍守着“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为换油醋盐”的信念,重义轻财,轻商贱利,甚至视经商和长途贩运为耻,缺乏商品交换观念,结果形成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现象。   三、走出贫困的脆弱性对策建议
      1.加强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生态环境建设,解决干旱地区水资源缺乏问题,加快水土流失治理和山区综合开发,确保生态脆弱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大贫困地区道路、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
      2.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关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促进贫困劳动力的转移、增加贫困农户的收入。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对改变贫困农户贫困的脆弱性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专业技术培训,通过科技兴农、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鼓励劳动力转移来克服贫困农户的经济脆弱性。
      3.发展现代农业以增加贫困人口的务农收入。发展现代农业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发展现代农业就要求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及装备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农村市场体系,培养新型农民等等。这其中要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户予以政策倾斜。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可以增加贫困人口的务农收入。
      4.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强城镇化建设,以增加贫困人口非农收入。由于乌蒙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农业收入的增加极为有限,收入的持续增加必须依赖于非农收入。而要想让贫困农户增加非农收入,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必须走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依靠中心城镇发展非农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农民的非农收入。
      5.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有利于防止为“养儿防老”而生育过多人口导致家庭负担过重而引起的贫困;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利于减少农村居民的“因病致贫”;逐步完善救助式扶贫制度,为贫困人口提供食品、医疗、教育、住房等补贴。
      6.改革少数民族陈规陋俗。风俗习惯的改革需要全社会的配合,用宣传、教育工具为改革提供舆论条件,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新风尚为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要组织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农村,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既要为党和政府提供科学的改革方案又要引导群众分清哪些应当继承、发展,哪些应当扬弃、革除,使风俗习惯改革变为群众的自我要求,并要在广泛听取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帮助基层组织制定当地风俗改革的乡规民约,经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审定后付诸实施,以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总之,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状况,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状况等都与贫困人口的经济脆弱性密切相关。而随着这些状况的有效改善,贫困农户的经济脆弱性必将大大降低,贫困地区存在的“扶贫、脱贫、再返贫”怪圈现象终将被打破。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2011-11-18.
      [2] 倪建芳.中国的减贫经验与全球治理[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3] 白晋湘.山寨经济发展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4] 人民网,2012-03-09.
      [5] 乌蒙山片区(昭通)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Z].
      [责任编辑 陈凤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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