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大公报》公共领域的构建】张季鸾与大公报

时间：2019-04-01 03:14:1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条件的分析，探讨张季鸾是如何站在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立场针砭时弊，批评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从而构建了《大公报》的公共领域的，并且指出了《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的经验给现代传媒的启示。
　　【关键词】张季鸾爱国知识分子《大公报》公共领域
　　一、《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的条件
　　1、时代的要求
　　回顾20世纪初中国报业的发展概况，政党报纸“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商业报纸“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举国报业“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而动荡不安的时局呼唤着一个能担当传播新闻，发表时事评论，形成公共舆论的平台的出现，《大公报》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1962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阐述了公共领域的定义，即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①自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9月1日接手《大公报》起，提出了办报宗旨“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将报纸定位为社会的独立的舆论机关，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为《大公报》独立发表言论创造了条件；从社会条件来看，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基础。民国初年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也即胡绳晚年所提到的“中间势力”。②何谓中间势力，胡绳认为是有着私人空间和私人利益的社会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在人数上，中间势力占据了大多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中介机构，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与监督，从而形成公众舆论，以影响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③而这一中间势力的崛起为公共领域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2、张季鸾与公共交往
　　哈贝马斯曾说，在公共领域的多种形态之中，“在机制上，它们拥有一系列共同的范畴，首先要求其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④从张季鸾与国民党、共产党的交往中可看出这样一种平等观。张季鸾交友遍天下。在报社时，无论白天晚上，送往迎来，会客不绝，大多是与政治有关的人物，同他谈论时局和各种社会问题。⑤正是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交际能力保证了其评论能够切中要害，形成广泛的影响。
　　3、《大公报》的独立性
　　《大公报》经济上的独立性，政治上的中立是其构建不受国家干扰的公共领域的前提。吴、胡、张三者的结合，使《大公报》的独立性与生存发展性得到有机协调。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管理运营）、张季鸾的评论，呈现出作为一个职业组织所拥有的基本特质，包括报馆独立的经济基础，规范的职业运作发展机制和从业者的职业认同。⑥经济上的独立性是其政治上独立的保障，《大公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报道新闻，发表评论，引导公共舆论。
　　二、《大公报》如何构建公共领域
　　1、站在爱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针砭时弊
　　纵观张季鸾的一生，爱国思想贯穿始终。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就树立了“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理想。⑦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时代的浪潮将张季鸾推向抗日战争烽火的第一线，张季鸾站在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针砭时弊。
　　张季鸾的社评曾对改变“西安事变”的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在接到“西安事变”这一消息时，撰写了《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开宗明义的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张季鸾接着发表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提出应避免战祸，望全国人士俱竭尽能力；后又写了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一封信》，给予东北军以深刻的同情，肯定了蒋热忱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在接下来的8天里，张季鸾又连续创作并发表了八篇社论，论述了“西安事变”可能产生的影响，不断强调“祖国利益高于一切”。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季鸾在《大公报》开辟了两个专栏，一是“明耻”，二是“教战”。前者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系统讲述中国屈辱历史；后者由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专门刊登军事知识，帮助国人提高掌握战斗的本领。⑨
　　哈贝马斯在描述中国公共领域的功能时曾指出其一即为“讨论公共事务，产生公众舆论，形成公众意见，进而影响公共决策。”⑩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大公报》成功地诠释了这一功能。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他将报纸完全贡献给了国家，为抗战服务，及时的对重大事件发表评论，影响事件的走向，成为全国人民的舆论中心。
　　2、捍卫公共利益，监督公共事务
　　张季鸾曾在《无我与无私》中指出：“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尽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公共意志或公共利益，不是个人意志或个人私利的简单总和，而是每一个公众超越各自的利益所限，从公共的角度所理解的共同利益，最后通过公共讨论和辩论所形成的重叠共识。⑾张季鸾正是处处从国家的立场出发，维护人民的利益。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特殊交往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话题，张季鸾对国民党的“小骂大帮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识。张季鸾对国民党确实存在“小骂”和“大帮忙”，但这并不能说明张季鸾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发表评论。《大公报》也“大骂”过国民党。比如，1941年12月22日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谴责国民党政要及其家属用飞机运“箱笼洋狗”；1943年2月2日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痛斥重庆当局灯红酒绿罔顾河南灾民疾苦；1944年12月19日社评《为国家求饶》怒斥贪官和奸商等等。⑿同时，《大公报》也“大帮”过共产党。第一个派记者去苏联采访、向中国读者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真实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和边区建设情况的是《大公报》。在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强迫国统区内的各种媒体称共产党为“共匪”的时代，只有《大公报》公然抗命，仍然坚持称其为“中共”和“共军”。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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