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园丁和那支不老的歌 抖音韩语歌男生
时间：2019-01-20 03:19: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三十多年前，一部取材于小学教育生活的彩色电影，迅速成为全社会的舆论焦点，并由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就是《同丁之歌》。也许人们只知道电影《园丁之歌》脱胎于湘剧，不知湘剧《园丁之歌》又从何而来。
名躁一时的湘剧《园丁之歌》，其实脱胎于一曲名之曰《新教师》的花鼓戏。当年这曲花鼓戏的作者正是当时长沙市碧湘街小学的语文教师梅嘉陵。
无论是改编成湘剧，还是改编成电影，《园丁之歌》的原创母本都是梅先生执笔创作的《新教师》。
己丑仲夏，在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一栋教师宿舍，我们寻访到年已古稀而精神矍铄的梅嘉陵先生。
在一堆堆整齐叠放的文字里，在柔和的灯光辉映下，满头银发的梅先生以一种特有的宁静与睿智。为我们轻轻启开那些并不遥远的岁月……
《新教师》的问世：特殊年代的教育心曲
公元1972年初，梅嘉陵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子。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2年1月，”梅嘉陵回忆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碧湘街小学联合党支部决定参加当时长沙市南区的业余文艺会演，让我负责编写一个有特色的文艺节目。”
编个怎样的节目好呢?梅嘉陵思忖：既然是学校演的节目，题材当然要反映最为熟悉的学校生活。到底用何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学校生活呢?最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对于长沙人来说，最有群众基础、最韵味的艺术形式莫过于花鼓戏。于是，从小热爱地方戏的梅嘉陵决定创作一出反映教育现实的花鼓戏。凑巧的是，当时碧湘街小学有个叫刘伊里的代课教师，原来就是省花鼓剧团的专业演员。
座谈，走访，查资料……时间过去了十多天，梅嘉陵拿出了一部题为《新教师在成长》的五场花鼓戏初稿。
《新教师在成长》里塑造了一对教育思想有着尖锐冲突的教师――尹育红和方老师(亦即《园丁之歌》中的俞英和方觉)。同时，也塑造了一对性格迥异的学生――调皮的陶利(小名淘气)和听话的小玲。
故事其实很简单。在教育淘气学生陶利的问题上，新教师尹育红与老教师方老师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方老师比较简单，生硬，“埋怨”多于“办法”；尹育红则不同，她因势利导，想方设法来转变后进学生小陶利。剧中的陶利以淘气而出名，他从小就想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火车司机。为此，他甚至不惜将算盘拆下来做“火车”轮子。尹老师利用陶利想当火车司机的心理特点，巧妙地引导着“小淘气”玩了一场不一样的游戏。在游戏中，她及时给陶利出了道简单的珠算题：现在有一车援外物质，从起点到终点相距2520公里，每小时的行车速度是60公里，要走多少小时才能达到终点哪?在陶利翻来覆去拨弄着算盘，左右算不出的时候，尹老师才及时开导：“没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小淘气”心灵被触动，他终于在老师的教育下进步了。
《新教师在成长》先后五易其稿，大小修改30余次，最后由多幕剧改为独幕剧，剧名亦更改为《新教师》。当时所有的花鼓唱词，均由碧湘街小学教师梁双玉谱写。
梅嘉陵至今还保留着部分创作手稿。记者小心地翻动那些薄薄的纸张，似乎翻动着梅先生的青春与思想。当然，那些文字里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政治印痕。
且看其中的一些唱词。如尹育红所唱：“踏歌声，迈健步／笑迎春风，党召唤，当教师／我满怀豪情／下工厂，作调查／虚心学习工农兵／为革命，育新苗，喜看来日满园春。”“‘五七指示’闪金光／毛主席教导记心上／从小立下革命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尹老师与方老师的思想冲突最终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如“说甚么‘玩皮学生教不好’脱甚么‘教师难当伤脑筋’／说甚么‘劳动人民子弟天生笨’／说甚么‘聪明有种富贵有根’／分明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余毒未尽，分明是对工农子弟缺乏感情／人民教师肩负重任／纵有千难万难俄也要迎难而上／为革命，育新苗／贡献青春。”
以今天的眼光看，或许你会对这些口号式话语不以为然。然而，如果设身处地回到特定的“历史现场”，我们不得不对梅先生投以十二分的钦敬。就在那个“假大空”四处飞舞的时代，他并没有被那些泡沫一样的话语遮蔽视线。他剥开层层帷幔，看到了新旧两种教育思想的尖锐对立，他敏锐地发现：因势利导、寓教”于乐才是真正的教育艺术。用今天的话说，这正是他的人本立场与乐学思想在特殊背景下的思想亮光!《新教师》通过那些典型故事、典型情节、典型场景来回答“如何做教师”“如何看待学文化”等重大命题。可以说，《新教师》是梅嘉陵于特殊年代里吟唱的一支教育心曲。
《新教师》剧本写成之后，便是紧锣密鼓的排练。1972年4月28日，独幕剧《新教师》参加长沙市南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文艺会演，从当时演山的179个节目中脱颖而山，荣获创作奖与演出奖；同年5月8日，在湘春街工人文化宫，参加长沙市汇演，再次被评为优秀节目，获优秀创作奖。不久，湖南省筹备专业团体调演，长沙市想从业余文艺汇演的优秀节目中挑选几个出来再加工，《新教师》又在被挑之列。5月18日，当时长沙市湘剧队的柳振甫来到碧湘街小学，约见原创作者，征询改编意见，并嘱梅嘉陵拿出改编初稿。9月5日，花鼓戏《新教师》由柳振甫改为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梅先生说，改编后的湘剧，无论是主题、剧情还是人物安排，都没有大的补充与新的突破，只是在他提供的改编稿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后来，市湘剧队组织的《园丁之歌》参加了省会湘潭片的汇演，大受欢迎。
1973年2月，在全省各分片演出的节目中，《园丁之歌》被评为全省优秀节目。尔后，《园丁之歌》的剧本被好些报刊发表，在广播里播放，并出版了剧本单行本，可谓红极一时。在当时出版的剧本上，关于作者，却只有一行“碧湘街完小原作”的字样。
《园丁之歌》的沉浮：黑云压城“歌”不绝
1973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实力派导演沙丹率摄制组来到长沙，在湖南省委和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仅花了三个多月时间便将湘剧《园丁之歌》改编成电影，并拍摄完毕。电影演员全是湖南省湘剧团的，其中饰演主角俞英的为左大玢。
是年7月，当电影《园丁之歌》的样片送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审核时，他们气急败坏，给这出戏扣上了种种罪名。当时，江青凶神恶煞地质问：“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能是教员?”“‘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简直是反攻倒算。”看到俞英在游戏中给陶利出考题，张春桥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又给孩子出了个难题，这是大压服。”姚文元也极力附和。次年6月，江青下令：“《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7月19日，“四人帮”控制下的国务院文化组发出文件，将《园丁之歌》定为“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并扣上三顶帽子：“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 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并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四省市组织对《园丁之歌》开展大批判。
就这样，曾被人们一再叫好的《园丁之歌》，成为万箭之的，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汹涌而至。真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
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批判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认为“花红还靠育花人”“培养还靠好园丁”这个主调是要把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奉为培养青少年一代的“园丁”来大加歌颂，这就成了关系到教育领导权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而“没文化怎么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此后，全国各主要报刊、广播纷纷转载和播送此文。
《园丁之歌》很快面临着口诛笔伐之势，所有的批判都显出剑拔弩张的寒气。如“陶利的转变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我们决不做小玲式的‘好花”“‘决不容许否定党对学校的领导”“一个反攻倒算的急先锋”“抓住‘园丁之歌要批深批透”“‘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不是‘教改尖兵’，而是‘复辟先锋”’，等等。
梅嘉陵做梦都不曾料到，一个参加区文艺汇演的节目，一个层层获奖而普遍叫好的地方戏，在短短两年多时间，竟然翻云覆雨，誉毁异若霄壤。
梅先生说，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他清理了日常衣物与用品，随时做好坐牢的准备。“四人帮”的爪牙们查阅过他的档案，并强令他交代写作经过，盘问他有无政治背景。为了保护自己，梅嘉陵冒着生命危险将一般资料分送亲友家中保存，重要资料则由他的老母亲密藏在住宅的青砖墙内。因为“四人帮”一伙没有找到相关“罪证”，再加上当时湖南省委明确指示：“主要责任在省委，不在下面，不在作者与演员。”梅先生得以躲过这一劫难。
有意思的是，就在人们大批《园丁之歌》的时候，1974年10月，毛泽东主席到湖南小住。11月的一天，他提出要看看电影。当时，湖南省委接待处的同志开了一批电影单子呈送给主席。毛主席当时就圈了《园丁之歌》。看完之后，主席高兴地鼓掌。次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到湖南，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肯定《园丁之歌》是部“好戏”。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园丁之歌》得以彻底平反，重见天日。青年梅嘉陵的那支教育心曲重新奏响。
自20世纪80年代起，梅嘉陵从碧湘街小学调到长沙市天心区教研中心。从此，他怀着一种夺回青春的激情，将整个天心区的教研工作搞得风生水起。
如果说教育是一首用心灵吟唱的歌，那么，快乐便是歌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梅嘉陵看来，《园丁之歌》中俞英的教育转变艺术，最闪光的就是她懂得因势利导，善于寓教于乐。正是秉承这一“乐教思想”，梅嘉陵率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愉快教育实验”。
长沙市天心区的“愉快教育实验”，被誉为长沙市教改的“五朵金花”之一，很快在全国打响。在全国“愉快教育”教研会上，天心区多次介绍经验，他们还先后接待过数万名观摩学习者，其中还包括苏联与日本的教育专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梅嘉陵主持的区域性“愉快教育”实验，何尝不是一曲“园丁”新歌呢?
老园丁的“歌唱”：力量从圣洁中来
梅嘉陵一辈子当教师。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总是保持着那颗圣洁的心。他的心中始终怀着一种“英雄情结”，始终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
或许，这正是他一生为教育歌唱的源泉与动力吧。
从在第一师范的读书时代起，寻访革命烈士的家属，追寻革命烈士的思想，是梅嘉陵学习与教学之余的自觉行动。只要发现了一丝线索，他就跟烈士们的家属写信联系。至今他还保存着与夏明翰夫人、杨开慧长兄等人的往来信札。
1959年，梅嘉陵意外地找到了革命烈士夏明翰的遗孀――郑家钧，当时她就住在楚怡小学附近。那段时间，梅嘉陵天天去郑妈妈那里听她讲夏明翰的故事。后来，他据此创作了革命烈士传记《夏明翰的故事》，《中国青年报》以整版选载，《红旗飘飘》丛书选载了几万字。
梅嘉陵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最初在第一师范图书馆读到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时的情形。那时，他感觉周身的血液都是沸腾的。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提笔给书的作者一敬爱的陶承妈妈写信，表达自己心中的景仰。当时，陶承正好在湖南长沙疗养。在南郊的荒郊野岭，他还帮陶妈妈找到她丈夫――革命烈士欧阳梅生的墓地，并将墓地修缮一新。此后，隔三差五，梅嘉陵都要跑到陶妈妈那里听她讲革命故事。梅嘉陵当时很年轻，又特有才气，文字也很漂亮。于是，当陶承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纷纷寄来的书信时，绝大部分都交由梅嘉陵代笔回答。后来，这些回复的书信结集为《祝福青年一代》，1963年5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已出第四版，印行几十万册。
对于革命烈士及其亲人，梅嘉陵总是怀着一种无以言表的敬重。他曾读到老诗人肖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那还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册子。从那以后，他开始四处收集革命烈士的诗歌。1980年，他将自己收集的近两百首革命烈士诗歌，悉数寄给肖三，建议出版《革命烈士诗抄续编》，1982年肖三的“续编”得以成书。与此同时，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构嘉陵千方百计收集而来的《湖南革命烈士诗抄》，其中涉及杨开慧等40位湖南革命烈士。
1985年，梅嘉陵主编的《先驱者诗联选》，收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180多位烈士的360多首诗联，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老诗人臧克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个诗句就是一个誓言，用宝贵生命使它句句实现。墨体字在眼中忽然成了殷红的血滴，听烈士在向我们振臂呼喊。”
走近梅嘉陵，其实是在走进一段历史，走进那些逝去的岁月。
七十岁的梅嘉陵，说起他那些如烟往事，话语生依然充满敬仰与激情。看他步履蹒跚，看他梳得整整齐齐的满头稀疏与花白，很多次，我的心真的被那种神圣、那种专注、那种真诚深深地感动着。
好一位可敬的“园丁”!好一位深情的“歌者”!
致敬，老园丁!致敬，梅嘉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