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对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理论探索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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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问题上的正确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毛泽东、刘少奇这一思想及其探索的比较研究，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性，有利于我们增强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关键词］毛泽东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生产力标准是判断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准，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论证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古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关于剥削，恩格斯曾经说过：“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生产力标准多是用于衡量单一和纵向的五种社会形态进步与否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运用生产力标准分析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第一人应是列宁。列宁在俄国革命胜利前，曾在其著作中提出：“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还提出：“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成份并存一个时期。”③为了发展大工业，列宁还主张实行租让制，搞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④只要国家政权和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国家资本主义也同样不可怕，只会对无产阶级有利。然而由于斯大林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在苏联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因此，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运用生产力标准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模式，就历史地落在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毛泽东、刘少奇在建国前后都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比较两者的思想与实践，令人回味无穷。
一、毛泽东是运用生产力标准原理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问题的首创者，刘少奇是具体丰富发展毛泽东这一理论的典范，他们两人的理论来源都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验和理论
毛泽东、刘少奇早在３０年代就对各种经济成份并存问题有过思考。在３０年代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认为要保护私人经济。１９３４年１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在阐述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同时指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⑤而当时在瑞金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也在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５日撰写的《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一文中针对苏区实行过“左”的《劳动法》，致使苏区一些私营工商业主难以经营甚至破产倒闭，工人陷于失业的错误指出：“企图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的失业，过早的消灭私人资本，以及在订合同时没有必要的逮捕资本家等，这些‘左’的错误，是必须纠正的。因为这些错误的继续发展，是要直接影响到工农联合，苏维埃政权的巩固。”⑥
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在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经验的同时，首先运用生产力标准原理论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在公有制居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其他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在１９４０年１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１９４５年４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接着，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提出了大家所熟知的生产力标准的思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在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份。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些。”⑦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时期只有实行在确立公有制成份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在一定范围发展的政策才是正确的，否则就会陷于空想，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系统、深刻，无疑起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这一课题的首创作用。
刘少奇在建国前夕至建国初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允许资本主义的一定条件下发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坚持运用生产力标准原理，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思想，是对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例如：１９４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此时，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管理城市、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把这一课题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在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同时，用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论著。在１９４８年９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当时还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为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对于那些不危害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允许其发展。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１０年至１５年”，如果过早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思想是肯定的，在总结发言里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很具体，很好。”又如，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丰富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提出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思想。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批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对民族资本家只强调斗争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刘少奇指出，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刘少奇在同民族资本家谈话时，一位资本家问道：“我现在开工厂有剥削，是有罪，我还准备多开几家，那不是罪更大了吗？要判刑，要杀头的。”刘少奇回答：“你开的厂是有剥削，你用剥削来的资本再开几家工厂，将来，交给国家的不是一家，而是两三家、八家工厂，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刘少奇这里讲的“这样的剥削是有功的”同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有着异工同曲的意义和作用，虽然用词不甚恰当，但绝非后来被人所歪曲诬陷的那样，是什么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毛泽东关于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理论在如何看待民族资本主义“剥削”这个具体问题上的深化和发展，是运用生产力标准，历史、辩证地分析民族资本主义的剥削的功与过问题，实质上是要指出民族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剥削是有功有过，即是功大于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允许存在和发展的。这对于稳定当时全国城市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恢复生产、促进就业，对于巩固新革命政权夺取全国范围胜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再如在１９５１年春天，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并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认为大约在１０年到２０年之间，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在新民主主义的五种成份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经过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其作用也要相对缩小”。刘少奇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可见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理论的发展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早探索。
二、毛泽东并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理论一以贯之，在八大前后出现较大的反复，在１９５７年后则几乎不能再回到他曾经拥有的正确立场观点上来；而刘少奇则不同，自从他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阐述了他的正确观点之后，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不懈进行探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毛泽东在运用生产力标准分析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问题上，在八大前后经历了较大的反复。建国之初，他赞成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到了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他却提出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他又曾一度提出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到了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受到苏联过快地进行农业集体化模式影响，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谈到加快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时说，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然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矛盾的。毛泽东在八大以后，曾经对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际上，当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总的方向是对的，尤其是赎买资本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在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公私合营、对手工业及农业实行合作化的同时否定自由市场，否定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企图统统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就不可能冲破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牢笼，必然带来许多后遗症。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的一次谈话中仍指出，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作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毛泽东这一谈话，是他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所有制结构和对外开放问题上的一束宝贵的思想火花。可惜由于他的这一思想转瞬即过，从此以后再没有坚持这一正确思想。
相反，刘少奇在八大以后运用生产力标准对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问题一直坚持真理，坚持探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随着国民经济中的国营经济比重的迅速增长，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观点之后，刘少奇不再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然而刘少奇接受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并没有停止运用生产力标准对社会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问题的探索。１９５６年，刘少奇把毛泽东的“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发挥，指出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准许他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可以作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同年，刘少奇针对当时社会主义改造中企图统统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指出，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要适当组织个体劳动。有些个体劳动是长期的，如修修补补。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农村自由市场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产生一些暴发户，有些小商贩会变成暴发户，这无非是多了几个资产阶级分子。如果国营企业变成资本主义，那就绝不允许。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１９６２年６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过渡时期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帷一的，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当时所谓的“单干”，正如邓子恢所指出：实际是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的⑧。刘少奇这些讲话今天听来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渊源和先声。尤其是他运用生产力标准来论证当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合理性，这和邓小平在同年７月提出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这段著名论述非常接近。与此同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支持田家英起草的文件，主张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是一直自觉运用生产力标准来指导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经济形式问题的，是坚决、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与此同时的毛泽东，虽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帷一标准，但却没有把实践标准贯彻和统一到他当年所提出和阐述过的生产力标准理论，把刘少奇、邓小平等所提倡的“三自一包”等正确主张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在“文革”中把刘少奇、邓小平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犯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