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通讯史
时间：2021-07-11 16:03: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小姐姐的声音
我的童年时代在云南玉溪度过，母亲自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玉溪铝厂 （云南铝厂前身 ），工厂宿舍区有空旷的平地，是小孩们游玩的地方，我有一个电话玩具，长长的空心塑胶线连着两个话筒。我和小伙伴一人抱着一个话筒，喂喂几声，然后开始闲聊，往往没聊几句话，话筒就被别的小伙伴抢去，通话内容通常是模仿电影台词，如“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女》台词）！”“我是双枪李向阳（电影《平原游击队》台词）！”“年轻人，不要再抵抗了，继续抵抗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投降，意大利当局是不会枪毙你们的（电影《地下游击队》台词）。”
“电话线”大约有十米左右长度，记得我常和一位小姐姐通话，把听筒贴近耳朵，能感受她音浪的振动，她在电话那头对我笑着说话，这可能算是中国最早的儿童可视电话。我当时还有其他玩具，比如万花筒、木枪、拨浪鼓、子弹壳等，但都没有电话的游戏互动性、贴近性强。
上世纪 60年代玉溪大地震期间，厂里的平房还算结实，没有倒塌，只是屋顶有瓦片和沙灰不停往下掉。一天我和妈妈正在午休，突然发生余震，那时爸爸和哥哥去了元江“五七干校”。妈妈抱着我跑出屋外。那是一个正午时分，和我煲过电话粥的小姐姐也被她妈妈抱出来，小姐姐刚才正在盆里洗澡，此刻全裸，浑身是水珠，在小伙伴们的围观和哄笑之下，羞恼地哭了。
我的土电话没有号码，长大之后，那些童年的小伙伴各奔东西，我一直盼望着還能通过电话相聚。
母亲来信
我的祖籍在湖南长沙，父亲早年参加解放军，曾在成都军区空军部队第十四航校任中尉教官，之后又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爸爸妈妈是在云大认识的，妈妈说之所以看上爸爸是“因为他穿了那身皮”，即爸爸上大学的时候还穿着部队里的军装。
爸爸大学毕业后在玉溪专区专员公署文教科工作（后来调入云南大学），他带着我哥去元江“五七干校”后，很长时间和我妈两地分居，他们联系的方式就是写信，父母的字都很好，尤其是我父亲，干校里几乎所有墙面上的标语都是他写的。我和妈妈在铝厂的时候，妈妈会给我念父亲写来的信。后来妈妈又把我送到“五七干校”，和父亲和哥哥在一起，因为元江干校里的生活条件其实比工厂好多了，那时工厂周围里浓烟滚滚，每天呼吸着二恶英。
在玉溪汽车总站，父亲来接我，母亲伏在客车后窗下哭了。
父亲也常给我和哥哥念母亲来信，记得信的末尾总有一句：“亲亲两个孩子。”
父亲的信访
查百度，信访的概念是指公民个人或群体以书信、电子邮件、走访、电话、传真等多种参与形式与国家的政党、政府、社团、人大、司法、政协、社区、企事业单位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或人员接触，以反映情况，表达自身意见，吁请解决问题，有关信访工作机构或人员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处理的一种制度。
我家也曾是信访户，在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只能写信。我有个长沙的姑爹李钧，是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生，曾和我爷爷易安一起在国民革命军 98军政工处任职，当时姑爹是中校，爷爷是上校，他们在抗日战争中都参加过多次战役，作为长沙和平解放的起义人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却都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入狱。改革开放后，我姑爹获得平反，而我爷爷早已死在监狱。姑爹出狱后无房可住，又无儿女，只好和我姑姑易静住在亲戚家，不久又在外租私房居住。我父亲经常与我姑爹、姑姑通信，为他们的生活状况操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父亲觉得，在这样的开放格局下，我姑爹、姑姑却还过着无房户的生活，岂不是给统一战线工作抹黑，于是他提笔给当时的湖南省省长杨振武写了一封信，要求按政策解决我姑爹、姑姑的住房问题，其中有一句狠话，大意是：李钧因为当年没有到台湾去，才落得这样的下场。杨振武很快就回信并批复：该同志系统战对象，应给予适当照顾。
此事也惊动了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王书记批示：
李钧原系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十期炮科毕业，新中国成立前任 98军政工处中校主任，属起义人员。1957年划为“历史反革命”，1982年平反，易静于同年释放回原籍长沙市，寄居李钧胞弟家 （西区高州巷 13号 ），因其胞弟一家五口仅住20平方米房子，需照顾。
同时，黄埔军校同学会湖南联络组也给我姑爹开具了解决住房问题的证明：
李钧 （黄埔十期 ）同志为我会会员，落实政策后落户于弟槐泉家，因原住房仅20平方米，故在外租私房居住，确为无房户，请根据政策及实情给予照顾。
1994.1.13
在各级领导和相关组织的关注下，我姑爹、姑姑终于在长沙老街入住一间 20多平方米的小屋，直到相继去世。
父亲至今提起这段往事，仍对当时的湖南领导称赞不已。
通讯录
在手机出现之前，几乎每个城市人都有一个通讯录小本，用于记录亲朋好友的地址、通讯方式。
过去的文化用品店里出售一种黑皮封面的通讯录，面积只比一元镍币稍大一点点，放在口袋里容易丢失，但可以装进钱包里而不觉得过于膨胀。我至今还保存着几本这样的通讯录，一是为了防止万一手机丢失而让所有亲友的通讯方式消失，二是为了保留亲友的手迹和我当年的手迹。
近日整理通讯录，其中有湖南老领导王茂林、杨振武和黄埔军校同学会湖南联络组对我姑姑、姑爹住房问题的回复，被我密密麻麻地记到一个小小的黑皮通讯本中，使得这个通讯本显得格外厚重，仿佛装着我父亲的信访成功史。多年前我曾经带着这个小本到长沙探亲，那时姑姑家里已装了电话，我在火车上就能与她通话。
我的通讯录小本不仅用来记录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还记了一些革命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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