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黯别中南海（上）
时间：2021-07-11 16:0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彭德怀是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然而，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他却一直不能得志，先是被罢官，后又遭批斗，直至被迫害而死。纵观彭德怀的一生，中南海那道高高红墙恰如一道分水岭，将其半生的荣耀与半世的凄凉拦腰斩断……
中南海这个两代帝王之居，从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了核心领导人物的居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居住在这里。1953年，从朝鲜回来的彭德怀也搬进了红墙之内。“永福堂”——彭德怀的居所地处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院落虽名为“永福堂”，但它的居住者却没有得到永福。匆匆七载之后，它的主人就黯然离开了这片红墙碧瓦。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元帅中他是第—个受到批判和迫害的。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要揭开这一迷团，无论如何也得从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他在会议期间上奏毛泽东的那封信开始。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同时，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也随之刮起。各种现在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瞠目乍舌的人间奇迹出现了：湖北等省水稻卫星放到亩产数万斤；日产生铁，广西鹿寨20万吨；河南半年实现水利化……
这种浮夸风和跃进风在极短时间内便暴露出它们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
带着这些怀疑和忧虑，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情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鸟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看到这张纸条，彭德怀的眼睛发潮了：这是人民群众无可奈何的沉痛呼声!
实地调查的结果，使他不由得想到这些盲目冒进现象，会不会也给我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正是出于以上调查和担心，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会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说道：“我对当时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因此，他当时一再强调“这封信是提供给主席看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的，由于这封信，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员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整个会议的议题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改为批“右”，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虽然彭德怀一再强调那封信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但毛泽东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将此信分发下去，组织学习讨论。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这封信的看法，刚开始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点过头。但自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8月1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顾全大局，忍痛检讨
彭德怀的性格有强烈的倔强和执拗的一面，但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他作出了牺牲和让步，即使内心非常痛苦。
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采取据理力争的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但当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劝他“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精神”之后，彭德怀的心理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到了自己当时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