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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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历史命运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7-0024-03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极为短暂而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瞬间。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客观存在，在一方面除去少数史学家外，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完全成为了陌生的历史存在记忆，而另一方面人们又从社会主义社会经过跑步进入“成熟阶段”后又到“初级阶段”社会的现实似乎重新感觉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影子的今天，进一步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命运，揭示短命的原因，对于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在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革命胜利后构想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伟大创举。1940年和1949年，一篇《新民主主义论》和一篇《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结构形态，即其政治形态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各级人民政权；其经济形态是建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实行个体土地所有制度。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通过实行“四面八方”政策，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其文化形态是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从理论上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构的构想，是一种既不同于旧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是一个独立的新型的社会形态。无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按照这个理论构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大众反对并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把新民主主义逐步地由理想社会变成了现实社会形态，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社会新形态。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并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的报告。在这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1949年9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从立法意义上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态，并初步将其存在时间设定为15年左右，尔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之，它迅速地从解放区走向全国，并最终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一种新形式。
然而，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任何历史也同样如此。“过程”都是多变的。自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上就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批示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之后起，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并于当年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路线的提出与实施，就在事实上改变了建国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独立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设想，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完成与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两个阶段合二为一；将已经开始了的先工业化后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变成了两步骤同步进行。这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受到了巨大冲击，其法律地位受到了挑战。到1956年下半年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纲领和政策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也就很快成为历史形态，中国立即进入了马克思设想的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形态。
二
对于这个问题，近些年来，随着“初级阶段”实践的深入展开，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深思，许多人发表了许多见仁见智的见解。仔细比较各家观点，似乎所谓“新民主主义理论不完善论”在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普遍性观点。从表象意义说，这种观点似有一定道理。但深入地看，这种分析方法有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要求。
的确，正如主流学派所说的那样，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且又全新的体系，但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前一个革命向后一个革命转变在时间衔接的模糊性，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二元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及其作为一个独立社会形态存在的时间性在认识上的不确定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理论上的模糊，确实会给实践带来摇摆，甚至于随意改变既定方针情况。但是，这种认识和理论上的缺陷是不是就象一些同志所说的那样是造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结束的直接原因呢？是毛泽东唯物主义思想不彻底的结果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就连被主流派称作缺陷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的学识，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的。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针对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空想的理论和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曾分析道，“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1]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研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思想、观点、方法、政策与法律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一定阶段社会矛盾在路线方针上的反映与体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缺陷、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肯定与被迅速否定，都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特殊的矛盾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初始阶段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的。在笔者看来，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科学性、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结构选择的必然性，我们与所有赞同这一理论的无论是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人还是当今社会的人一样，也都把它看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主观符合客观实际的产物。同样地，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包含着的问题与矛盾，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结束，也根源于同一种社会矛盾运动，也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今天看来，我们认为实质上已经转变成为在旧的生产方式下长期萎缩和落后的生产力与工农大众的强烈渴望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要求之间的尖锐社会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实践中，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派生出了一些其他矛盾。第一，派生出了生产力的社会性发展与发展了的生产力被私有化资本化的矛盾。一方面，为了尽快解决生产力的长期落后甚至萎缩的状况，社会的中心任务必然是以经济建设、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为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现存的一切所有制关系即国营的、个体私营的、民族资本经营的、集体合作社经营等新经济关系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成为基本的经济制度。而另一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在市场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工商业领域，在私有制经济领域内创造的一部分财富越来越被少数人集中起来，形成了新的私有资本的积累或集中，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的生长与生产力在私有制范围内作为资本属性的生长同时并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第二，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目的与部分工农群众重新沦为受剥削者现实间的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工农大众，实现耕者有其田，过上富裕生活。正是这种理想，让千百万人民大众参加到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来，许多家庭还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一些翻身了的农民重新失去了土地，成为新的佃农；在城市私营工商业中工作的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承受着资本家的盘剥。阶级结构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项式结构转变为二项结构，两个阶级的矛盾直接化表面化了。第三，通过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巨大成就宣传教育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体系与新民主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以共产主义号令天下。但是在经济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农民为社会主体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往往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贫富”、“天下大同”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发挥作用的。这样一种在本能上的、感性上的认同会变为巨大的革命物质力量，而对社会的历史进程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尽管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要完成的基本任务是民主主义的，但是作为参加这一革命的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大多数都是抱着这样一种理想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胜利。在28年的斗争中，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是参加这一革命的大多数工农群众的愿望。可以说，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认同比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认同更加深刻、更加容易、更加崇尚(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就很容易发生“左派幼稚病”，接受教条主义的欺骗)，可以说，实现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然而，由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新社会，还允许存在着一些剥削制度，还允许私有制存在，思想意识形态还要为其服务，这就形成理想意识与现实意识间的尖锐矛盾。这样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建国前后中国新的特有的矛盾体系，这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这个社会存在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赖以产生的西欧那样的社会存在，也和列宁主义赖以形成的俄国的社会基础具有很大的区别。此时的中国社会矛盾的最大的特点是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文化与用先进的共产主义理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渴望平均的农民阶级过高的理想意识并存。可以说，28年的民主主义革命史实际上是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投身于革命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区别于其他国家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的特点。这两大特点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的政治主张，理论思想，政策措施等，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离开这个现实存在，违背这个现实存在，都会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于引向歧途。
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方能最终建立并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在列宁看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更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但同时马列主义又告诫人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历史活动能不能取得成功，这取决于历史活动目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群众的利益。熟知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原理，面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上述矛盾及其表现出来的两个显著特点，即“不成熟的生产状况”与过于成熟的思想热情，从今天看来，毛泽东处于两难之困境。一方面，如果长期依靠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作为基本制度，来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实施工业化战略，那末，在旧中国积弊太深，民族资本力量弱小，且多为轻纺工业，国营经济所占比重很低，不足百分之十情况下，毫无疑问，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依靠农业。而此时的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一种半原始状况，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农业贡献率非常少，资本积累的时间将会很长。从另一方面看，工农大众尤其农民从千百年来接受下来的乌托邦式的大同理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可望迅速由空想变为科学实践之时，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马克思说过：“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3]依靠工农大众起家并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个历史关头，怎能置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而不顾？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毛泽东，面对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全面封锁和干涉的企图的国际形势，不顾一切地选择了继续依靠和利用工农大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高度渴望热情，加快进入社会主义步伐，进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利用社会主义来凝聚工农大众继续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思路，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是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因素、各种力量以“平行四边形那样共同合力作用”发展的必然逻辑，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客观逻辑。因此，不仅是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存在的对两个阶段转变时间的不确定性、生产力为中心与主要矛盾为阶级矛盾的二元论的模糊性等等缺憾的存在，源于此；特别是毛泽东迅速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而通过“一化三改”总路线实施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均根源于此。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是一条客观规律。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最终是要服从于这个规律的。23年后，当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实现了工业化，反而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状况未能实现理想之时，人民群众清醒了，党也清醒了。不成功的实践教育了所有的人，狂热变成了冷静，结论变成了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社会成员共同关心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邓小平站在历史的潮头，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根据这一判断，构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23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初级阶段社会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然结果，是螺旋上升的结果。这才是两个阶段本质的内在的历史的逻辑。
注 释
[1] 《马列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46页。
[2][3] 《神圣家族》第104页，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