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1959
时间：2021-07-11 04:00: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大跃进”运动之所以持续3年之久，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至为关键。这次会议原本是纠“左”的，会议快结束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大跃进”问题的信，引起了毛的反感，会议的主题也就从纠“左”变为“反右倾”，并在庐山会议后启动新一轮“大跃进”。直到1960年底，由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大跃进”才不得不停止，转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那么，如果彭德怀不写这封信，是否纠“左”就能坚持下去，“大跃进”就会中止，所谓“三年暂时困难”就不会出现？为什么彭德怀这封不过是反映问题的信，却使会议的主题发生根本性的转换？
【庐山会议前对“左”的纠正】
客观而论，毛泽东既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中共领导人中较早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许多问题的人。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曾到天津找河北省保定地区的一些县委书记谈话，了解情况，事后还让河北省委组织调查组对徐水县进行调查，并听取了河北省委对调查情况的汇报。通过调查了解，他发现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脑子里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认为有必要让各级干部冷静下来。
为了解决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由此开始了半年多的纠“左”工作。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多次找与会的省委书记谈话，做高级干部的“降温”工作。会上，毛泽东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高级干部说，苏联搞了40年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中国才搞几年的社会主义，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过渡。毛泽东还号召各级干部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两本书，以“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
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要压缩空气。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农业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这次会议之后，各地开展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
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在分配中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所有，三级核算，并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随后，毛泽东多次致信各级党委，强调要下决心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准备。会议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有的中央委员提出应公开修改过去宣布的过高指标，但由于当时“大跃进”的问题尚未充分暴露，许多人对高指标仍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个建议未能被会议采纳。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中，只降低了基本建设投资，其他的高指标大都未变。
1959年第二季度，国民经济中比例失调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很不好，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短缺。其次是钢铁生产上不去，1959年头四个月按计划应生产钢600万吨，实际只完成336万吨。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项目特别是轻工业项目被挤占，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造成供应紧张。针对这种形势，1959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陈云的建议，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1800万吨降为1300万吨。同时，中共中央还调整了农村政策，决定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中共中央还明确指出，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半年多的时间，农村人民公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逐渐剥去了一些空想色彩，刹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共产风”得到了初步遏制，许多混乱不清的政策问题得到了明确，同农民的关系有了改善；工业领域一些过高的指标降了下来，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做法被中止。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对庐山会议前的纠“左”工作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应看到当时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还相当有限，尤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也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但他所批评的是那种急急忙忙取消等价交换、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的做法，而没有认识到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的“跃进”式发展，而且会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的失衡；也没有认识到在外界条件不具备时就建立人民公社，本身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所以，庐山会议前半年多时间的纠“左”，不是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而是纠正一些具体问题的“左”。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是充分肯定的，认为这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了不起的创造，问题主要是基层干部在贯彻执行这“三面红旗”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还应该看到，“大跃进”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956年的反冒进，本来得到了中央领导层多数人赞成，可以说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决策，但由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有保留意见，到反右派运动快结束的时候，他认为反冒进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挫伤干部群众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于是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一再对反冒进进行批评，而原本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只得再三作检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实际上是对中央集体决策的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和个人崇拜的发展，这就使得一些正确的意见很难反映到中央并被采纳。因此，当时纠“左”的程度取决于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认知态度。于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当领导人认为应当纠“左”的时候，全党上下忙着纠“左”；而当领导人认为应当“反右倾”的时候，全党又紧跟着开展“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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