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学术维度与深刻内涵
时间：2021-07-09 20:02: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在治理模式的选择上，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套用西方模式，应当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解决各种复杂的“后发展问题”而提出的政治实践途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治发展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政治理论全新话语体系的形成。
[关键词] 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7-0036-06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论断为我们明确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
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习总书记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提出，表明了我党政策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变革和创新。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是创立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进行中国特色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深刻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牢基础，其理论核心或关键词是革命或继续革命；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探索、解决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的问题，它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其理论的核心或关键词是发展。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种革命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发展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解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难度更大，更艰巨。事实确实如此。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出口第一大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综合国力和现代化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我国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开始进入“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也面临着众多严峻的“后发展”问题。当代中国在执政党的建设、政府管理、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这些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我党在革命建设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改革开放30年所面临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们在本质上属于“后发展”问题，不能完全用过去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很多方面，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不是发展过慢，而是发展过快的问题。国民经济已经无法忍受“高速度”或“高增长的存在”，生态环境也难以容忍这种（主要追求GDP增长的）发展势头。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超出生态承受能力，那么，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必然滞后于这方面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危机。尤其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引发的资本积累过剩问题将更为严重，以至造成这种积累高度过剩相关联的（极端的）不平衡，诸如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及地区发展两极分化等等。
面对这些“后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武器。习总书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包含“发展”和“改革”两大理念，是解决后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能够有效应对后发展时期积累过剩、不平衡高度化所带来的一切问题、挑战。从宏观层面讲，由资本积累再生产各方面的不平衡发展所形成的后发展挑战，揭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越来越严峻的资本积累过剩，特别是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求解决发展或积累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分配的两极化趋势问题。对于这些复杂的后发展问题，传统解决问题的手段存在较大局限性，效果十分有限。只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是正确的应对措施，才能应对各种复杂后现代问题提出的挑战。
二、治理模式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长期以来，在有关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国内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当在政治发展上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认为西方的宪政民主是理想制度，是普世价值。事实上，中国自晚清以来特别是从辛亥革命以后，政治发展西方化的思潮就广为流行。改良派主张“宪政救国”，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辛亥革命开启了西方宪政民主在中国的实践，使得中国在整个亚洲成为第一个赶上民主化第一波浪潮的国家。民国初年，中国推行了多党制、国会制、总统选举制，推行了地方自治、团体自治、新闻结社自由、大学自治等各项西方式的制度。可以说，从制度标准上来看，民国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制国家。据统计，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中国参与选举的政党多达300余个。但这种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并没有真正形成民主共和制，相反，因为无力支撑国家转型与整合，最后烟消云散于袁世凯的帝制闹剧以及此后的军阀割据之中。整个民国时期，宪政治理下的中国无法消除国家的内忧外患，处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困境之中。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北洋军阀时期所谓宪政民主时指出：“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但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吃人政治。”
近代发展史充分表明，西方宪政民主及所谓“民主化”转型只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在当代中国政治模式或国家治理模式选择上，我们不能奉行西方中心主义，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仅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如是证明，而且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实践也如是证明。战后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表明，所谓神圣化的西方民主模式被强行嫁接到第三世界国家中，结果导致政治发展战略和制度建构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不但没有促进现代化发展，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各种困难、危机甚至战乱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未以来，西方学者开始集体反思民主发展绩效与民主如何巩固问题的现实原因。可以预见，如果中国也卷入所谓的西方民主化浪潮，其结果只会使当下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付诸东流，完全可能出现比民国初年中国进行宪政民主实践更惨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