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大国发展之道:规模分析的维度与价值
时间：2021-07-05 20:0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大国”概念有多维的解释。探索大国的发展之道,已成为实践向学者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规模分析是大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学术界有必要给予充分关注并加以切实运用。中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从一个古典东方文明大国走向现代世界文明大国,特别是怎样在超大社会实现民主政治,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在人类探索大国文明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实验。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机会有条件在人类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中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民族大国 发展道路 超大社会 大国民主 规模分析
作者高民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础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是一个具有众多民族和众多人口以及广袤国土和广泛影响的东方大国。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一个在超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承载着由多民族构成的超大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世界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积淀以及海纳百川精神的超大民族,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善于总结学习历史经验和不断求实创新进取的超大政党,超大政党引领下的超大民族正在走向超大国家之路的脚步已经迈开,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在未来的时空中能够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政治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理想的实现进行有效的理论探索,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规模分析的意义,也许正是在于它能够从理论上满足当下超大民族和超大政党在超大社会基础上实现超大国家理想的现实需要。
“大国”概念与“大国”维度:
对象与内涵的阐释
“大国”是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概念,这主要缘于人们对“大”字的广泛理解。就常识或感觉而言,“大国”似乎是与外在的数量和空间有关的规模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面积大、人口多就可以称之为“大国”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国”是相对概念还是绝对概念?这个数量有没有一个具体标准呢?问题不仅如此,“大国”还是一个与内在的质量和作用有关的功能性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用语和学术词汇中,“大国”往往也是影响“广大”和力量“强大”的代名词,与其重要地位相关。因此,大国通常是指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也用来形容影响广泛、力量强大的国家。但对中国学者来说,“大国”研究的范本,则应以历史和现实中面积很大、人口很多的国家为主,如苏联、中国、印度等,同时也应包括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综合影响较大或是普遍获得世人认可的诸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要重点研究“大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孤立地研究大国,不关注或不研究中小国家。相反,为了更好地研究大国,我们也不能忽略中小国家,因为中小国家是研究大国过程中的比照对象,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当然,在大国研究中关注中小型国家,不仅仅是国家比较研究的需要,而且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对“大国”的界定和分析其实还有一个静态还是动态的问题。因为国家是一个个有生命的政治实体,除了一些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长期处于原子化的国家之外,多数国家都有一个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的“大大小小”的变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国”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某些现在看起来不像大国的中小型国家,很有可能成长为未来的大国;而某些现在看来毫无争议的大国,很可能已经走上了变为小国的不归之路。古代的罗马帝国、近代以来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大国、现当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大小变化的标本。
“大国”发展与“大国”研究:
规模分析的价值与意义考量
如同“大国”与“小国”的区分只有相对意义一样,“大国研究”与“小国研究”在学术上只有研究重心的区分,而没有意义大小的区别。但就实践需求而言,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大国竞争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大国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和重大的操作意义。
大国发展的需求催生了大国研究的需要,大国发展的方向也就是“大国”研究的方向。理论来自实践,理论也应该服务实践。中国的大国研究者应该责无旁贷地为中国实现大国发展的目标服务。因此,为超大政党中国共产党提高在大国的执政能力服务,就应该成为我们开展大国研究的直接目的。如同中国需要改革开放一样,大国研究也要有改革开放的精神态度和方法。国家在不断发展,国家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为了不断发挥为大国发展服务的功能,大国研究方法也需要在继承中不断更新和发展。传统的大国研究方法决不能丢,现代的大国研究方法更要吸收。这里无意论述整个大国研究的方法问题,只想就大国研究的主题和方法的取向做一点说明。大国研究既是一个主题范围,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规模视角,而规模视角关注的焦点和旨趣就是操作问题。
之所以要在大国研究中从规模的视角偏向操作性分析,主要是因为在以往大国研究中采用价值性研究方法的人比较多,而且由于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特点和优势,中国学者对其相当了解,运用也是驾轻就熟,用此研究方法产生的成果也比较丰富,甚至可以说价值性的研究方法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不需要研究者扎堆搞重复劳动。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大国发展的价值性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甚至可以说价值性目标已经明确,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大国价值目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操作的问题,目前最缺乏的也是可具操作性的现代大国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特别是对中国这个超大社会构成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中小国家的操作经验虽然也能提供不可或缺的借鉴材料,但大国的操作性经验教训则可能是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宝贵财富。而且相对于价值性的理论而言,操作性的经验往往较少具有甚至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对操作性经验的借鉴和吸收就少了很多人为的障碍和阻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有可能也必须把大国研究目的的价值性与大国研究过程的操作性统一在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之中。由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出发,不同意识形态大国之间的发展经验交流也就更有了共同基础,不同大国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之间也就有了相互比较、相互补充、相互批评的学术交流话题与价值。
“中国规模”与“中国发展”:
中国发展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大国”研究可谓是热火朝天。国外的“大国兴衰”和“大国外交”主题经久不衰,国内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治理”呼声不绝于耳。中国作为一个已经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发展中大国,自然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中国发展研究炙手可热:学者云集,成果斐然。虽然中国是个大国,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个案的“大国”,但美中不足的是,多数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十分重视探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中”特点,但却很少注意从发展中大国的“大” 国要素出发,从“大国规模”的角度探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大国发展之道”。这无疑是一大憾事。其实,国人对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早有认识,古代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论断,近代孙中山胸怀大国建设方略,现代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国革命与大国改革开放之路的不懈探索与理论成果,甚至可以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形成了走“大国之路”的科学发展观,找到了大国和谐发展之道的金钥匙。中国的大国研究者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条件对此进行理论总结,并作出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