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的本土化问题
时间：2021-07-05 04:0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公共管理；本土化；中国
［提要］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应该在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研究，应该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来思考中国公共管理问题。《中国公共管理》正是一本基于对中国问题思考基础上的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公共管理问题的基本视角和方法，按照中国国情和公共管理的理念来探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即协调党政关系，处理好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提高私人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及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7）03-0042-07
［收稿日期］2006-11-12
［作者简介］钱冰（1977—），河南周口人，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学研究。
自行政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各国行政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公共管理是一个倾向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研究公共管理就应该立足本国实际，从本土化的视角审视公共管理。
一、 公共管理本土化的思考
在社会科学领域，本土化是一种以本国实际、以他国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如何将他国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与本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创立自己学术体系的活动过程。在社会科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以及他国理论在本土社会应用的问题上，它强调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由于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发展的不同步性的存在，社会科学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的本土化是重要的和必须的，因为它关乎着吸取人类先进文化成果与发展本国文化间矛盾的协调问题。对一些理论和思想的盲从将使本国的研究和实践处于茫然的状态，甚至会丧失其在世界学术界和外交上的独立地位。而外来社会科学理论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结合，将使这些国家的社会科学和实践健康成长。也只有这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成果才能获得在世界学术界应有的地位，才可能为补充和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应有的贡献，也才可以为本国乃至世界的实践提供理论资源。
公共管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民主的、法治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和有效率的公共管理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的竞争，也是公共管理能力和效能的竞争。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公共管理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其时代环境相适应的公共管理模式，而每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背景都需要与这个背景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制度和体系。肇始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明诺布鲁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共同构成了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其背景正是以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的理论支持。首先，它源自西方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源自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的式微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发展。而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新技术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财政压力加大这样的背景。其次，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虽在一定程度上重提了对民权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从实质上凸显出来。再次，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又普遍面临着财政赤字、道德危机、工业污染、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那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下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得以完善。最后，90年代，社会倡导以“治理”为手段、以“善治”为结果的政府改革理念，普遍感到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使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得到增强，并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不难发现，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实践推动的结果。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的更新、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等因素促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并在公共管理领域显示出它的实践价值。［1］
那么，当我们在当前背景下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时，是否要考虑如何完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呢？是否简单地去照搬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而不去考虑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状况呢？很显然，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构建要体现它的“本土化”。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熙瑞教授等编写了《中国公共管理》一书。顾名思义，书中讨论的公共管理内容是“中国”的，而其指导性理论也是中国化的。讨论书中涉及的基本问题，无疑对发展我国公共管理大有好处。
二、中国公共管理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一方面以对西方发展成果脉络的把握为前提，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另一方面以古代管理经验为基础，对现代公共管理经验进行总结，注重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首先是能够解决中国自身的公共领域的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研究。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因此，中国公共管理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无论西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还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就其本源而言，都有其适应的管理环境与条件。直接的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解决所有公共管理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公共管理的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一）按照“走路的学问”研究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出发点和路径
在《中国公共管理》一书的序言中，有一个让人很受启发的提法：把改革比作走路。走路，首先要知道和明晰自己的目的地，就是要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要考虑方向问题。其次要看有几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每条路的路况如何？各有什么险阻？所需的时间多少？别人有无走过？结果如何？有无好的经验可以借鉴？这个经验是不是适合于自己？这就是所谓的要作出评估了，然后再选出可行的方案。再次，就是出发点问题。要搞清自己所站的位置是不是和别人的一样，我们前进的基础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我们马上要走的这一步的位置和状况是什么？我们只有搞清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安全地迈出坚实的第一步，否则只看见远处的“金苹果”，却不注意脚下的“小土堆”，则不免要栽跟头的。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公共行政学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曾这样讲道：“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 所以，当我们在借鉴各种理念和方法的时候，首先应考察这个理念、模式所适用的现实背景和发展状况，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就像我们要移植一种植物，首先要考虑适宜其生存的气候、光线、土壤、湿度等因素。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我们认为，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可能有生命力，才能转变为物质力量，即武器的批判。
那么，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出发点？《中国公共管理》一书认为，在本土的实践方面，它表现为有关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