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礼仪的中国渊源
时间：2021-07-03 16:03: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养分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核心“礼”的内容也随着文化交流浪潮大量涌入日本。文章通过探讨日本传统礼仪中中国经典礼仪思想及礼仪行为的吸收情况，考察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的影响作用。首先探讨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以期明确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影响的宏观历程，进而使用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考察经典礼仪书中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思想和礼仪行为两个方面的论证加以论述，得出了日本传统礼仪在礼仪源流、礼仪理论、礼仪实践三个方面均受中华礼仪深刻影响的结论。
关键词： 礼仪思想；礼仪行为；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3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57-07
井然有序的日本社会和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一直是对日本有过接触的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世界各国的学者、文人所著的日本文化论著中皆不乏对其礼仪的赞赏。我国早在成书于公元3世纪后半期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记载：日人主“敬”，描写其“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日本作为一个长期吸收中国先进文化养分的国家，对中国文化根基礼文化也展开了广泛的吸收。著名法国东洋学者 M·Kinsky感叹这一现象为“日本礼仪思想在没有中国礼仪文化存在的基础上是不能成立的。[1]97” 日本对华夏礼仪文化吸收情况的代表性研究著作包括：西本昌宏所作关于日本国家宫廷礼仪中中国礼仪文化吸收情况的探讨；王海燕研究日本古代都城空间礼仪中的中国因素影响；近藤启吾考察日本武家政权时代中国冠婚葬祭仪式的吸收情况；西村昌吉论述日本律令体制下畿内制创建过程中的中国典籍影响作用等[2]8。
先行研究中，考察日本国家层面或贵族阶层仪式性礼仪中中国礼仪吸收情况的研究居多。国家层面的研究偏重礼仪与政治、外交等的关系；仪式礼仪的考证多偏重特定场合程式化的礼仪规范。对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状况探讨的视角尚不多见。笔者通过选取各阶层礼仪书①，在考察内容上侧重民众一般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场面，形式图在这方面做一突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作用多发生在源头上，故本文重在探讨日本传统礼仪。日本礼仪发展变迁过程按照主要礼仪行为主体的标准可大致划分为：天皇政权下的宫廷贵族礼仪、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般社会大众礼仪。其中开花于室町时代，于江户时代向社会民众普及的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此时诞生了武家传统礼仪的三大流派：伊势流、小笠原流、今川流。伊势流主攻室内礼仪、小笠原流主攻军阵礼仪、今川流主攻朝堂礼仪。到江户时代伊势流与今川流逐渐衰落，小笠原流吸收了其他两流的可取之处，其宗家服务于德川幕府，其门人致力于向庶民阶层的普及。到了明治时代，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被作为传统继承下来，通过学校教育、一般社会教育成功实现了向社会各阶层的普及，对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礼仪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将这种全民普及武士礼仪规范的现象称为日本社会的“武士化”，并将其视为日本近代化的一个指标[3]7。因此，本文设定武士政权下的礼仪为日本传统礼仪，在明确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着眼于日本经典礼仪书中中国礼仪的吸收情况，就礼仪思想、礼仪行为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
日本吸收中国礼学经典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过程经历了由中央到地方、由宫廷贵族、官僚、以禅僧为主的知识阶层到武士集团，进而到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历程。早在日本《记》、《纪》传说时代就有中国儒家经典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记载，传说当时来自朝鲜的阿直歧教授太子中国经典，王仁将《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带到日本。此后在日本与百济的交通中，公元513年6月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抵日，此后516年9月百济又派出五经博士汉高安茂以替代段杨尔。五经是讲述周礼、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的总称。百济派出的五经博士模仿当时的梁制，需要分掌五礼（吉、凶、军、宾、嘉）的仪注。据此可以断定日本从此时开始系统学习我国礼学经典。此时中原礼学经典与平安时代开始设置的官僚选拔教育机构大学寮相结合，在大学四学科之一的 “明经道”课程中专门设置了中国古典礼书，即“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课程。在广泛吸收礼学精髓后的实践操作过程中，以《周礼》的畿内制与宫城建设为理论基础，大化改新政权下以王宫为核心的畿内建设逐步完善；体现儒家礼制思想的官位十二阶与宪法十七条；奠定了律令体制下日本国家统治的基础；在推古朝的外交活动中，礼仪标准主要参照了隋朝的《江都集礼》[4]345。
到了武家政权时代 （公元12-19世纪），我国的宋学、禅宗、岁时思想开始广泛影响日本传统礼仪。经历了室町时代后期的“应仁、文明之乱”后，礼学经典在日本开始逐步由中央向地方传播。萨南学派与海南学派分别致力于在九州与四国弘扬儒学。设立于今日本枥木县足立市昌平町的足立学校承担了向地方各阶层传授《礼记集说》等宋学典籍的重要作用。武家的婚姻礼仪中吸收了朱熹所著《家礼》的诸多元素。朱熹监修的《小学》也被收录到金泽文库中①。另外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宗被武士阶层所青睐，从多个层面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了重大影响。禅寺带有书院形式的房屋构造首先被上级武家住宅所采用，后扩展到民间，影响了其室内礼仪的形成和发展。以客厅为中心的日本式房屋内的礼仪与饮食礼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禅的茶礼及清规的影响[5]57。禅宗思想对日本的剑术礼仪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84。8世纪中叶，成书于中国6世纪的《荆楚岁时记》传入日本， 此后这本书一直拥有众多读者， 甚至直到江户时代还被重新翻刻，对日本的岁时年节礼仪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武家政权鼎盛期的江户时代后，德川幕府推崇儒学为官方学问意识形态，在幕府开设的学问所、诸藩开设的藩校以及民间大量私塾、寺子屋等机构中广泛讲授以四书五经中的《礼记》为代表的儒学经典礼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大量的庶民教化政策。山下武论述道“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是德川幕府的一条政治主线。[7]89”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的影响具有时间跨度大、影响层次深、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对日本传统礼仪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