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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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儒学在各自文化中的实际位置颇不相同,在中国,儒学远不仅是某些思想家们或精英阶层的书斋理论、思辨体系、道德文章,而且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和大和精神。中日文化和中日儒学的不同,明显地在“忠”、“孝”、“生死观”等问题上表现出来,“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分别是中、日两国在19至20世纪面临西方挑战而各自采取的基本对策与战略。中日都不同于西方,都缺乏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都认为不应只以实现个人潜能、护卫个人利益,而更应以实现群体合作、人际和谐关切来作为社会前进、人类发展的根本目标。中日之间,中日与西方之间,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或许可以由了解、认识和重视种种同异,各自展其优长,补其缺失,为世界和平探索一条道路。
关键词:中日文化心理;比较;儒学;大和精神;中体西用;和魂洋才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5-0015-22
一
从中日儒学在各自文化中的实际位置颇不相同说起。
(甲)以孔子为代表和“旗号”的儒学,自秦、汉以来,是中国文化的主干,特别在“大传统”中。这似乎无须论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特别由于汉代以来文官制度的建立,诵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骨架”(社会结构的主要支撑者),上至载入史册的“儒林”、“文苑”、“循吏”、“名臣”,下到如《儒林外史》中描绘的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无不显示出儒家学说以各种不同方式、形态和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统治、支配和渗透在这个社会“精英”们的思想、生活、行为、活动中,并已成为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某种文化心理状态。
不仅大传统,在“小传统”或民间文化中,虽然表面上似乎佛、道两教更占优势,老百姓并不拜孔夫子,而是拜观音、关帝或者妈祖。但不仅崇奉儒学的士大夫一般并不排斥民间宗教;而且关键更在于,就在民间宗教和礼俗中,儒学好些基本思想也已不声不响地交融渗透于其中了。六朝时“沙门敬不敬王者”的著名争论以礼敬帝王为结果,《佛说孝子经》中“亲慈子孝”更发展演化为“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灵峰宗论》)。迄今民间宗教的许多内容也实属儒家学说,如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敬老怀幼”、“正己化人”(《太上感应篇》)等等。证严法师便曾赞赏病人死在有亲属在旁的家中,而不必死在医生、护士等陌生人手里,表现了以亲子为核心的儒学人际关系,而并非看破尘缘、六亲不认。就拿在小传统众多领域中均流行不辍的阴阳五行观念,亦可溯源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理论系统,更不用说宋、明以来流行在民间世俗中的各种族规、家训、乡约、里范以及《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等儒学本身的“教化”作品了。所有这些,显现出儒学远不仅是某些思想家们或精英阶层的书斋理论、思辨体系、道德文章,而且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像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理结构。正是它,支撑着我所谓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主干或处于核心地位,简而言之,我以为主要就在这里。
(乙)日本情况似颇为不同。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和魂汉材”正如“和魂洋才”一样,儒学只是被吸取作为某种适用的工具,其作用、地位和特征与中国相比较,有极大的差异。
什么是“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简言之,我以为,它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伸延。也许由于与四周容易隔绝的地理环境(多山的岛国),文明进程较为缓慢,各原始部族对众多神灵和人格神的强大信仰在这里被长久保持下来。《古记事》中描述二神交媾,养育日本,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中。天皇崇拜(天皇是现世神,太阳神的直接后裔)是神道主要内容之一。正是在这种本土背景的基础上,为了现实利益的需要,日本极有选择地吸取了中国传来的儒学。
从历史进程来看,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604年)和大化革新,主要是搬入了当时在世界上颇为先进的唐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儒家礼制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有如中村正直所说,“中国的道德主义,所谓孔孟之教,儒者之道,即使在我国,从应仁之朝至今,虽盛衰兴废,因时不一,上从朝廷百官,下至闾巷百姓,几乎是自觉遵守执行,使秩序得到维持。”在这里,儒学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如士、农、工、商的等级)。这种政治社会领域内对儒学体制的某些吸取,对日本文化心理深层并无任何重大影响。儒学“天道”的非人格神的特征丝毫没有动摇日本人对原有神道的信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中国儒学观念倒可以增强人们对天皇神的崇拜。
中日文化接触之际,正值中土佛教大行、禅宗兴盛之时,恰恰不是儒学,而是佛教传入日本,被上下层广泛接受,影响了文化和心理。在日本,佛教在当时、以后及今日,远比儒学占优势,在大小传统中均如此。“佛教得兼儒教,儒教不得兼佛教。”“三纲五常之道足以维持天地……但明晓此心,莫若禅。心乃身之主,万事之根也。”儒学最先本就是通过禅僧而输入而传播的。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如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都是由佛转儒。而佛或禅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和力量,又是因为他们与神道有重要契合点,即某种不可言说的对象(“神”)的非理性的认同和追求。日本通过佛教和禅宗来接近和接受宋明理学的历史过程,在决定日本儒学的特色上具有重要意义。
鸟瞰地看,在儒学全盛的德川—江户的漫长时期(1603——1867),无论是朱子学派的山崎暗斋(1618——1682)、贝原益轩(1630——1714)、雨森芳洲(1648——1755),阳明学派的中村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1619——1691)、佐藤一斋(1772——1859),还是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17——1728),以及水户学派等等,尽管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大有不同,或重居敬修道(暗斋),或重格物致知(益轩),或讲天地活物(仁斋),或讲礼乐刑政(徂徕),……但重要的是,它们在不同形态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特色,这就是神秘主义与经验论(亦即非理性与重实用)的携手同行。这特色既充分表现了,又反过来增强了日本本土固有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心理,而与中国儒学相区别。
所谓“神秘主义”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坚持日本本土的神道传统来接受中国儒学,以不同的方式将中国儒学与本土神道交会、结合在一起,所谓“神儒一体”是也。在这里,神道是根本,是基础,是源泉;儒学则是枝叶,是辅翼,是表现。有如吉田兼俱(1435——1511)所说:
吾日本生种子,震旦现枝叶,天竺开花实。故佛法乃万法之花实,儒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的根本。
天若无神道,则无三光(日、月、星),亦无四时(春、夏、秋、冬);地若无神道,则无五行,又无万物;人若无神道,则无一命,又无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