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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及其历史启示

    时间:2021-07-02 12:02: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辛奋斗中探索出的宝贵思想方法,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现代化大潮做出的历史回应。走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初现场”,从现实需要、理论探索、国际背景、社会思想基础四个维度回顾其酝酿、萌芽、发展、破茧而出的历史过程,重新解读其理论特质与本真精神,可以得出其所蕴含的深层方法论启示:一是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中国问题”;二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运用,与时俱进地推进;三是切实推动政界学界双向互动,加强新型智库建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问题;实事求是;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67-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价值虚无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与应对研究”(16CKS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殷倩(1986-),女,山东济宁人,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助理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多维解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回答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必须循着其酝酿、萌芽、发展和提出的脉络,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现场,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国际背景、社会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因素
      纵观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发展和提出无不与“中国问题”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中国问题”包括:一是宏观层面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前提;二是中观层面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发展的历史际遇;三是微观层面的制定和贯彻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茧而出的直接因素。
      1救亡图存的“中国问题”。20世纪前半叶,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无主权,内无民主。“中国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救亡图存、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正是为解答这一“中国问题”,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求索,各种主义与思潮相互激荡,最终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魅力成为中国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2探明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第二层次性“中国问题”,又为其缘起提供了萌芽与发展的深厚土壤。在革命初期实践中,党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坚信“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1]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一步。不同的政治路线带来的革命结果显而易见,但是甚至遵义会议后,部分中央领导人还坚持认为党的思想路线并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失误。这就使得从思想原则的高度讨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道路,显得十分必要。
      3认清抗日战争形势和策略的“中国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救亡上升为最突出的“中国问题”。国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论调。“速胜论”认为抗日战争在国际盟国的帮助下会迅速取得胜利,易产生轻敌心理。“亡国论”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弱,会迅速灭亡,易产生投降心理。两种观点对中国抗战形势的认识都是偏颇的,对抗战百害而无一利。与此同时,党内出现了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公开化,对国民党的干涉、排挤甚至迫害政策一味迁就退让,少数人以任国民政府官员为荣等右倾错误思想。在救亡图存历史紧迫感空前突出之时,迫切地需要提出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路线,正确地分析抗战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方针。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需要,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2]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些理论探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因子,为此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理论准备。
      一是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历经了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由分歧到逐步统一的过程。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可以依靠无产阶级独立完成,提出“独立的、攻击(其他政党)的政策”。在三大宣言中指出,“国民党更应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表明党内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出现了动摇。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不仅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而且回答了争取和实现路径。他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3]
      二是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对象、动力、性质、前途的理论探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蕴含着立足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维逻辑;另一方面,探索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则直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
      三是初步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与宣传,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传统中国文化创造性结合,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汲取与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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