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全球化”与宗教的“普世化”
时间：2021-07-02 04:00: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用新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复合型相互依存为理论框架，来探讨信息时代世界全球化与宗教普世化的关系。笔者尝试运用“网络封建主义”、“散居共同体政治”、“散”“合”同步性、从“广播”到“窄播”、“丰富的悖论”等概念对影响国际关系的网络宗教现象加以剖析，从而认为单纯的“技术决定论”无法解释复杂的宗教、政治、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界需要运用多元方法论视角以及跨学科知识结构所构成的学术整合能力。
【关键词】全球化 宗教管理 网络政治
【作者简介】 新西兰籍留学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如果说，相互依存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语（buzzword），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那么全球化便是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语。时近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末，全球化并未停止其席卷全球的脚步，而是以一种更深刻、更微妙的形式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的触角不仅影响了人类包括经济、军事、环境、健康在内的物质生活，也影响到了人类包括思想、文化、信仰、宗教在内的精神生活。各种社会科学开始对全球化这一现象展开系统的思考与研究，一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或理论系统，另一方面也提出不同的研究对象或课题。其中，宗教全球化问题吸引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神学家、比较宗教学家、公共政策学家等各类学者的注意力，并逐渐进入国际政治学领域。
早在1985年，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便在和琼•奇里克（JoAnn Chirico）合著的论文中，将基要主义的复兴、各国政教关系的冲突和新兴宗教的繁生，列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的、具有政治意味的三大宗教现象。 21年后，提摩太•沙恩（Timothy Samuel Shah）和莫妮卡•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在以《神何以胜出？》为题的文论中更是直言，“全球政治越来越带有或可称之为先知性政治（prophetic politics）的印记” 。 除了众所周知的“9•11事件”、巴以冲突和科索沃冲突外，两位学者列举了一系列影响国际政治议程的宗教运动，或具有普世宗教意味的政治事件：伊朗革命、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战后伊拉克的什叶派复兴、南非由大主教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穆罕默德的卡通风波、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核试验、美国福音派对美国选举与外交的影响等。难怪有学者认为，不深悉宗教就无法完全理解国际关系。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宗教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但已有几位资深学者从不同的方法论进路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所长所撰一系列论著《“全球化”与当代宗教》、 《“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 和《“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宗教》， 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问题与中国境内的宗教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教授近年亦发表了很多以全球化为视野的论著，包括《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 《当代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等。 而将全球化、宗教、国际政治、信息时代加以综合考察的学术性论著则更为罕见，复旦大学硕士生谢洁与黄平合撰的《网络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兼论美国宗教的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文做了可贵的尝试。2005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网络时代的宗教”学术研讨会，其中与美国宗教和国际关系有关的论文被收入《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三辑， 这本论文集可以说是国内这一领域当前阶段性的成果。在该论文集代序中，作者指出，“网络社会是一个没有中心坐标，没有空间区隔，没有上下权力关系，但又充满无限横向联系的超文本，这种网络特性造就了相应的宗教”。 该研讨会从三大方面展开讨论。第一，网络对宗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的个人化与自由化，宗教多元主义以及宗教社区的虚拟化。第二，与会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来剖析网络宗教现象。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网络一方面增强了原有宗教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普通信徒的平等主义和民主特性。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而言，网络既有助于建构超宗派、跨国界的宗教性认同，也可以成为以“宗教自由”的名义攻击他国人权状况的技术工具。而网络言论自由的无限扩大，也引发了伦理学方面的争议。第三，研讨会也涉及了网络时代的宗教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网络宗教管制、世界各地不平衡状态的宗教网络化以及对国际安全的挑战。
从某种意义而言，宗教普世价值观导致了宗教全球化的必然性。宗教的普世性体现在两大方面：功能性的和地理性的。首先，作为一种世界观，宗教可以定义并指导人类生活与社会有关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福利、医疗、伦理、文化、传媒、娱乐、家庭等方方面面。因此，在前现代（pre-modern）时期不存在宗教与非宗教领域的划分。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导致宗教功能日益边缘化，退缩到只能处理主流系统残留的或由主流系统造成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自启蒙主义以来，现代主义的神话一直宣称，宗教将因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私人化（privatization）而走向衰亡。然而，继现代性而来的全球化过程反而引发了宗教复兴和宗教虔敬（religiosity），恰恰与现代主义的预言相反，宗教开始走向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前沿。罗伯逊最初在和奇里克合撰的论文里提到神学与宗教的政治化以及政治的神学化， 继而在《全球化、政治和宗教》一文中用更为精炼的语词表述两大相互促进的现象：政治的宗教化（religionization of politics）和宗教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前者指现代国家如何逐步卷入人类生活中原来只由宗教处理的深层问题，并在不同层次上成为崇敬和“深层”认同的目标。后者则指宗教团体（尤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基要主义为典型）对政府问题关注的升温，以及宗教群体和世俗意识形态打破“圣”“俗”之分在利益合作上的膨胀。 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现象，不如说后现代时期（post-modern）的宗教正在恢复其前现代时期的整合性或普世性。与其说宗教开始变得“政治化”和“公共化”，不如说宗教传统的“再政治化”和“再公共化”。
第二，宗教的普世性还体现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几乎所有传统宗教都具备“世界主义”的教义基因，并各有一部前现代时期跨国、跨海或者跨洲传播史。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更使其外延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体现在西方主导宗教之南下与东方主导宗教之北上的互相交叉，还体现在传统东方宗教信徒的西方化与传统西方宗教信徒的非西方化。亚非拉国家中基督徒人数的飞速增长和各类佛教分支在欧美影响日隆都是典型案例。不论是基督宗教“传到地极”的使命、伊斯兰教的“泛突厥主义”，还是佛教“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都呈现出一种宗教无疆界的态势。很多新兴宗教（如巴哈伊教）从一开始便强调其非民族性、非地域性，甚至在教义上也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综上所述，世界全球化和宗教普世化是一对具有天然亲和力的佳偶，而全球化处境下的宗教普世化，无论是功能性的还是地理性的，都对各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信息革命与全球主义的紧密关系已成为学者共识，但目前国内结合 “世界全球化”与“宗教普世化”的相关研究仍未将信息技术的因素纳入主要学术关怀。而这一蹒跚起步的课题若要渐入佳境，仍需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提供更为明晰的路线图，本文尝试运用国际关系大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复合型相互依存、全球化以及信息革命三者之间关系的剖析，演绎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对宗教的影响，以及全球化世界视角下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内部宗教事务的挑战，希望对推进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