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外交的思想与实践特征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启示
时间：2021-07-02 04:00: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美国文化外交深受宗教使命感、孤立主义和理想主义等三种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民众参与文化外交的自觉性、政府对文化外交的晚介入以及二战后对世界文化霸权的追求等实践特征。美国的经验表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一个崛起的大国必须走文化兴国的道路，同时它的经验也启发中国在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注重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美国文化外交 宗教使命感 孤立主义 理想主义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26-06
所谓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指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以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是外交领域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柱。[1]尽管文化外交在美国外交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不可忽视。[2]无论从理论抑或是实践层面看，美国文化外交的思想基础与实践特色都值得学界关注。本文认为，宗教使命感、孤立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三种主要思想是美国文化外交的思想渊源，它们共同起作用，铸造了美国文化外交在实践层面的特色：民众对文化外交的自觉性、政府对文化外交的晚介入以及二战后对世界文化霸权的追求。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美国，其在文化外交中呈现出的这种独特的思想与实践特征对于理解国际关系中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给中国未来借助文化外交路径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以启示。
宗教使命感与民众参与文化外交自觉性的养成
虽然美国的先贤们确定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是美国人的生活仍离不开宗教，宗教对美国依然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其中，公民宗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主题，也是维系美国存在的根基。[3]113它们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外交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肯尼思W·汤普森(Kenneth W.Thompson)就认为，美国政治和外交中的价值传统的一个来源就是基督教传统，它是基督教宗教遗产和基督教社会与政治伦理的产物。[4]宗教中的文化价值观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它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美国的宗教文化价值观继承了英国主张改革清教徒的思想，表现为强烈的命运感、上帝的选民感和特殊的使命感。[4]21这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使命感在外交层面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美国人普遍存在的公民宗教意识与参与文化外交的自觉性。公民宗教意识的形成与美国官方对宗教自由原则的确认有直接关系。1784年宗教自由的原则首先在弗吉尼亚得到官方的承认，后来写入了《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这就意味着宗教信仰被当作纯粹是个人的事，它奠定了美国早期以传教士自发从事宗教福音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对外文化活动的思想基础。美国公民宗教意识的主要特征是公民把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等政治文献以及美国的独立日、感恩节等节日神圣化，当作宗教的教义去自我标榜为“上帝选定的民族”和自我崇拜，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基督教的教义传播到世界各地，把“上帝”选民的观念传播到“落后地区”，把“异教徒”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使其皈依基督教、信仰上帝，完成“普世”的使命。[3]239这种宗教的使命感在文化外交中表现为炫耀美国宗教化政治文化的优越感，并演化为外溢(spill over)美国信仰和价值的动力。共有的宗教文化价值观使美国公民普遍养成了参与文化外交的自觉性。于是，美国许多民众自愿参与到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去，包括宗教组织、学术界、志愿者组织、基金会和私有公司的成员，以及以私人身份活动的旅行者、学生、神职人员、士兵、海员、记者、小说家、商人、技术专家甚至向外国人提供生活服务的家庭等，他们或者在国外或者在国内与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产生互动。
其二，美国非政府组织特有的宗教使命感和它对文化外交的主动性。二战前，美国政府游离于文化外交之外，美国宗教组织和有宗教背景的私有组织包括基金会，填补了政府的缺位，直接介入到文化外交活动中。它们到海外创办教育、医疗和文化项目，伴之以传播美国的宗教文化，为美国在海外争夺经济和政治利益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为例，其教会组织长期在华经营文化教育项目，自1839年在澳门开办“马礼逊学校”(Morison School)起到1949年止，美国教会组织在华共建有新教高等学校13所、天主教高等学校3所，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卢斯基金会等组织也在中国开展文化教育项目。这些组织在开展国际文化教育项目中表现出很大的自主性，政府基本上没有直接干预。尽管期间也遭遇了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是强烈的宗教使命意识成为支撑他们的精神动力。同时在巨大社会财力的支持下，那些秉承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教徒们减少了后顾之忧，更加坚信天赋使命，肩负起对外宗教传播任务。
有意思的是，时至今日，美国不少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出于个性自由和宗教信仰，仍一直以一种高度的自觉性，自发去做本来应该由政府去做的事，尽管这些活动并非是由政府主导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外交，但是从实施的结果来看，它们客观承担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缺位，因而仍属于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孤立主义与政府早期奉行“文化防御”政策
尽管为了海外经济利益不断扩张的需要，美国宗教组织19世纪中期开始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向有商业利益的国家进行宗教教义的宣传和宗教文化的传播，同时美国的慈善机构也在海外开展教育、医疗和文化项目；然而美国无论其在欧洲或者别的地方有多大的经济利益，政治或者军事力量都没有相伴而去，更不用说文化力量了。尽管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动性来自美国社会的巨大力量，本来这股力量应该足以推动政府朝着商业利益集团需要的方向走，但是美国就是没有形成起本应该具有的外交政策的概念和处理外交事务的手段。[7]在文化外交方面，美国政府似乎走的是“无为而治”的路线。对此，美国有着一套自我逻辑：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8]。 在早期的美国，外交是一种边缘职业，美国政府内阁甚至没有专门的外交部设置，直到1938年，才设立第一个文化外交机构——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并开始主导对外文化关系。美国政府这种对文化外交事务晚介入的原因与政府长期所秉承的孤立主义思想有直接关系。
作为美国民族意识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孤立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来自欧洲移民及其政治代言人对欧洲历史上长期纷争的惧怕，造成美国长期存在岛国意识。直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美国都处于孤立主义意识中，美国领导人一直遵循开国领袖华盛顿生前的告诫，尽量避免或减少卷入欧洲为维持均势而不断爆发的战争。美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美洲大陆外的事务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但是，孤立主义又不是一项消极的防御政策，美国实际上是用它来弥补与欧洲大国竞争时力量的不足，用这道“屏障” 把欧洲大国阻挡在大洋之外，使自己既可在西半球这个辽阔的空间随心所欲，又可倾听着遥远对岸炮声隆隆的厮杀声，犹若隔岸观火，或救或弃，视利而定。[4]131因此，实践中，孤立主义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影响表现为——担心欧洲封建或独裁的老政治文化对民主与自由的美国式新政治文化产生负面影响；为保证这个年轻国家及其理想得以维护，美国极少同欧洲国家开展文化外交活动；同时，美国不仅把拉美地区当作美国的政治后院，而且也把它当作自己的文化后院，不希望欧洲国家进行染指。如同政治和军事一样，美国极力阻隔欧洲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对美国以及整个拉美地区施加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所进行的文化外交主要是在拉美地区，而且主要是文化防御(cultural defense)行为。1936年12月23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泛美维持和平会议上，与会代表通过并签订了由美国代表团推出的《推进美洲国家间文化关系条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便是孤立主义在美国文化外交中的具体实践，[5]其目的主要是抵御德国对拉美地区采取的文化进攻(cultural offensive)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