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的迷思

时间：2021-06-27 20:02:5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是西方现代文明逐渐统治全球的历史，如今我们得知，这段历史还有另一个具有诱导性的表述方式，即“海洋文明”征服“大陆文明”的历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开始应对这一文明的挑战，而且应对得非常吃力。直到最近三十多年来，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焕然一新，国力蒸蒸日上。在这样的升平景象中，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如今的我们仍然还在吃力地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何理解现代中国与所谓“世界秩序”的关系，在中国知识人的头脑中迄今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全民学习英语、国内航班通用双语、一浪高过一浪的留学热潮、教职只向洋博士开放……我们与国际接轨的渴望何其强烈。可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长，我们开始听到西方人不断惊呼“中国威胁论”。尽管我国政府不断对外宣称中华民族素来爱好和平，但“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尤其美国从未停歇。近几年美国实施战略东移，不断在钓鱼岛方向和南海施加军事压力。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张笑宇的《重建大陆：反思五百年来的世界秩序》（以下简称《重建大陆》）出版，虽然篇幅不大，却能够碰触到中国学人的敏感神经。
　　作者以当前的南海争端开篇，以此挑明五百年来的世界历史是“海洋文明”征服“大陆文明”的历史。当今的世界秩序依然是“海洋文明”的承继者美国在统治全球，可是，美国越来越无力应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恐怖主义。作者认为，作为“海洋文明”国家的美国没有治理大陆“流民”的经验，因此，这个历史时刻是“重建大陆”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时刻，且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重建大陆。
　　“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及其对立，是作者所依托的基本分析概念。这一对概念显然借自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观察》中的著名提法。施米特在这本书中分析了海洋性权力与陆地性权力在欧洲文明中的冲突史。在施米特笔下，“陆地与海洋”的区分是具体的政治力量的表征。“陆地”指控制了陆地的国家霸权，“海洋”指控制了海洋的国家霸权。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历史。即便如此，古代的海洋霸权如雅典、迦太基、威尼斯，与现代海洋霸权英帝国相比，仍然有绝然差别。
　　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观察》初版于1942年，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占领法国，虽然对英国实施了近一年的战略轰炸，依然没有令英国屈服。当年拿破仑认为，若能统一欧洲，英国海军即便有能力封锁海岸线，实施经济封锁仍然无法威胁到大陆帝国：海权帝国对真正的大陆帝国并没有什么威慑力。归于统一的欧洲大陆帝国将拥有新大地法，从而取代基于“陆地与海洋”区分建立的旧大地法。《重建大陆》一书将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对抗的概念扩展成了“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文明冲突，由此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海洋”和“陆地”这两个空间概念不是被用来标明两种现代政治权力，而是像作者那样被用来标明某种道德—政治原则的文明类型，那么，作为文明类型的“海洋文明”是什么呢？历史上有建立在海洋上的文明吗？
　　《重建大陆》从讨论17世纪初关于“海洋是自由还是封闭”的一场著名思想争论起笔，在作者看来，这场论争预示了“海洋文明”或现代文明的开端，其实质是新兴海洋强国荷兰试图挑战传统海上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航路的垄断。可是，这场争论对当时的欧洲大陆的政治现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众所周知，这场争论之后没多久，欧洲大陆就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正是由于这场陆地上的战争，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才被彻底肢解，荷兰获得独立后才崛起。挑战霸权，不管是海上霸权还是陆上霸权，主要凭靠共同体的实力，而非讲道理。倘若如此，作者何以认为格劳修斯和弗莱塔斯的这场争论是“海洋文明”开端呢？作者的观点是，格劳修斯在论证海洋的自由属性时提出了新的政治—道德原则：所有个体在道德层面上实质平等。在作者看来，“海洋文明”所标明的根本上是一个道德—政治原则，它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叫“自由”。与之相反，弗莱塔斯所凭据的天主教持守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下之分，此乃“大陆文明”的实质。这样一来，作者就给承认所有个体在道德层面上实质平等的自由主义原则贴上了“海洋文明”的标签，给持守道德品质有高下之分的传统天主教原则贴上了“陆地文明”的标签。
　　如果说这样的标签仅仅是一种“别名”用法也未尝不可，但作者并未浅尝辄止，他还致力于将“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用法实名化：“海洋文明”的载体是那些靠海洋为生的定居者。于是，靠海洋为生的定居生活与靠大陆为生的定居生活就成了两种基本的人类生活方式。作者以欧洲古代史上的三次海洋与大陆的对峙作为史例来证明这一论点：希腊与波斯、雅典与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我们知道，有三部古典史书刚好与这三次对峙对应。可是，从欧洲古代史我们无法得出作者希望得出的结论。首先，我们很难说希腊与波斯的冲突是海洋与大陆的冲突，如作者自己所说，希腊战胜波斯，靠的是斯巴达和雅典的团结或海洋与大陆的糅合。第二，伯罗奔半岛战争固然表明，代表大陆的斯巴达战胜了代表海洋的雅典，但如果作者因此认为，在希腊世界，海洋与大陆的争夺以大陆的胜利告终，就很难解释亚历山大帝国的胜利。第三，如果作者用罗马战胜了代表海洋的迦太基来证明陆地与海洋自古冲突，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罗马对高卢的征服呢？
　　其实，作者完全没有必要用古代史来证明海洋与大陆的对立，因为，他要谈论的其实是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的道德差异，只不过用了“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这样的让人容易产生道德偏好的标签：“海洋文明”醉心商业，纵欲堕落，贪恋金钱，奉行民主制；“大陆文明”服从纪律，勇于牺牲，谨慎节制，迟缓稳重，奉行贵族式的混合政制（第13页）。在作者笔下，“海洋”和“大陆”这两个空间概念不仅仅是两种政治权力的符号，而是两种文明类型的名称。
　　既然“海洋文明”的实际含义指的是现代文明，作者就没必要说古代也有“海洋文明”。否则，谈论17世纪的那场关于“海洋是自由还是封闭”的争论没有意义。由于作者把“海洋”和“大陆”的文明冲突视为两种自古就有的冲突，他就不得不解释古代式与现代式的“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对峙的根本差异。按作者的说法：古代的“海洋文明”没有“海洋式作战”和“海洋式贸易”这两大法宝。“海洋式贸易”将基本的人际关系同化为贸易，将物质产品同质化为金钱。其实，要说古代没有海洋式作战，实在过于牵强。现代式的海战在技术层面远不同于古代式的海战，不等于古代没有海战。“海洋式贸易”的说法同样如此。事实上，作者用“海洋式作战”和“海洋式贸易”这两个术语要表明的不过就是现代商业文明：现代技术和现代道德使得自古代文明时期海战和贸易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说到底，作者挑明的问题最终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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