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巧用新闻宣传利器
时间：2021-06-27 20:01: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37年7月8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这是8年抗战中毛泽东新闻活动的开始。在以后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毛泽东充分运用新闻宣传的武器，以高超的策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抗击日寇侵略，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自己办报与借助外媒“两条腿走路”
新闻宣传是抗日动员的重要方式之一，全面抗战的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所占有的新闻资源十分有限。当时，只有少量的报刊在陕甘宁边区发行，受众面很小。新华社的文字广播虽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出去，但必须靠收报设备才能接收，一般部门和普通群众收不到。唯一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只有1938年1月创刊的《新华日报》，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和刁难，许多重要的评论、消息和文章很难刊登出去。
为了改变这种新闻资源薄弱又遭外界封锁的局面，毛泽东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立足自身，创办、改进党的报刊、通讯社；另一方面，借助具有进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中外媒介向国统区乃至国外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的主要新闻活动就是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批党的重要报刊，如《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毛泽东为这些报刊或题写刊名，或题词，或撰写发刊词，显示了对新闻工作高度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一再强调这些报刊在抗战中的意义和作用。1939年1月，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出版这个刊物的意义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1939年2月，《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1941年5月，他在《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在办好中央一级报刊的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在各敌后解放区创办报刊。各敌后解放区出版了一批抗日报刊，如晋察冀解放区的《抗敌报》、太行解放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晋绥解放区的《抗战日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豫皖苏解放区的《拂晓报》等。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利用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广播发射机开始广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毛泽东十分关注。1941年夏天，当他听说延安台只有唱机，而没有唱片时，就把自己保存的20多张唱片送给延安台使用，并且当面嘱咐延安台的工作人员要认真把广播办好。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下，抗战时期党的新闻事业空前发展。到抗战结束时，报刊由土地革命时期的三四十种发展到七八百种，新华社由原来规模很小的通讯社发展成面向全国的大型通讯社，并且形成了一支富有经验、高素质的新闻宣传队伍。与此同时，毛泽东认识到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开展新闻宣传，还难以打破敌伪及国民党制造的新闻封锁。于是，他把眼光投向了具有进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中外媒介。
首先，他十分注意做好国统区新闻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全面抗战以前，毛泽东就与一些进步的新闻界人士建立了联系，如《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等。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等在国统区进一步加强对新闻界人士的统战工作。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后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成立，就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一精神的贯彻。“青记”由周恩来倡议，夏衍、范长江等发起，先后在广州、桂林、香港等地成立分会，为中国新闻界团结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也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正确主张，有时还直接寄去重要稿件，请他们帮助发表。1938年2月，毛泽东在给范长江的信中说：“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我们已在开始作，并望新闻界及全国各界大家都作。”1944年11月，毛泽东为邹韬奋逝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一挽词，是对邹韬奋一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全国进步新闻界人士的鼓舞和激励。
其次，毛泽东对来到解放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中外记者持欢迎态度。七七事变后，八路军陆续开赴华北前线，《大公报》提出派记者随军采访，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在回电中说：“欢迎大公派随军记者，尤欢迎范长江先生。”1944年，蒋介石批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采访，4月30日毛泽东特地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记者团到延安后，毛泽东又专门设宴欢迎他们，畅谈国内外形势并认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指示有关部门对他们的采访提供便利。后来，大部分记者写出了详尽而公正的报道，如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武道的《我从陕北来》、爱泼斯坦的《毛泽东印象记》、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在国内国外产生良好影响。
毛泽东多次在延安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如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英国记者斯坦因等。毛泽东用精练而生动的语言向记者们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他的谈话很快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产生巨大影响。斯诺以毛泽东1936年的谈话为主要内容写成《西行漫记》一书，1937年和1938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后，立即轰动了世界，成为当时的国际畅销书。1939年9月，斯诺再度来访，毛泽东与之进行了长谈。斯诺报道后，“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
借助中立或进步媒介，不仅冲破了严密的新闻封锁，让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听到了中共的声音、了解了中共的情况，而且因“借他人之口为我说话”比“自己人说话”更有说服力，为中共和人民军队的抗日斗争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