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支持下的政策决策
时间：2021-06-09 08:05: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金江涛（1991.08-），男，汉，江西人，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摘要：政策主体的决策关系到它所处理的社会问题和所发生作用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因而对于政策决策模式的分析和探索至关重要。在现代政策分析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决策模式。这些决策模式一般分为两类，即追求政策效率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决策模式和追求民主的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决策模式。但是两种决策模式均存在缺陷。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经为许多企业在部门管理，市场分析和战略决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本文提出大数据分析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可以弥补上述两类决策模式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公共政策决策的效率与民主的统一。
关键词：大数据；公共决策；决策效率；决策民主
纵观西方政策决策模式的发展脉络，从完全理性模式到有限理性模式再到渐进决策模式，看似总是围绕决策效率和决策民主之间进行争鸣。人们总是在追求决策效率与民主的统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与移动通信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以“PB”（1024TB）为单位的结构与非结构数据的新时代。[1]这些数据自云计算技术出现后，释放出超高价值。海量数据信息被进一步分析并作为辅助决策的重要工具。一项好的公共决策和企业决策一样，需要建立在大量的信息基础之上，因此，在公共决策中引入大数据分析能够对公共决策提供帮助。
一、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
1887年，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在此文中他警示公民参与行政管理活动带来的危险性：对政府日常的工作的监督和政府日常管理措施的选择直接施加公众批评，这无疑是一种愚蠢的妨害。他认为，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而且必须与外界隔离，否则就不能有效的发挥应有的功能。[2]由此可以看出威尔逊对于公民参与政策决策的敌对心理。继威尔逊之后，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在其《政治与行政》一书中明确提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公民只能通过投票选举出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的代理人，而至于这些政策执行者做什么，怎么做公民则无权过问。也就是说在公众投完票后就可以休息了，接下来的一切公共事务都将交给他们的代理人，例如政策制定及监督。就像托马斯（John Clayton Thomas）所论述的那样在政治行政二分论的假设中，公共政策一旦形成，权力影响力应从选任的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地流向行政管理者，再流向公众。这里并不存在着影响力的逆向流动，即同时也允许来自公众的影响力经由行政管理者沿科层体系向上流动。因此，政府最终出台的政策往往反映的是政治精英的价值观和利益而不是公众的要求。
这一思想对决策者提出了很高并且是近乎理想化的要求。为了选择一个理性的政策，决策者必须做到：（1）了解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相对权重；（2）了解可以获得的所有备选方案；（3）知道每一备选方案的所有结果；（4）计算每一备选方案的收益与成本之比；（5）选择其中最有效的政策方案。[3]这就是完全理性决策模式。该模式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求决策者能够完全客观的看待问题，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此后这种模式的追随者在一方面尽力避免全面理性模式的突出缺陷，另一方面发展出一种复杂折中的决策模式，例如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式，A·埃泽奥尼（A.mitai Etzioni）的混合扫面模式和德洛尔（Yehezkel Dror）的最优化模式。这些规范决策模式无一不在强调决策理性和追求决策理性，他们试图找到一种让政治精英理性地作出决策的方式来巩固政治精英的地位。
总而言之，政策决策的效率取向要求精英决策。政治精英支配着政治权利，他们是政治的核心，决定着政治性质和方向。在政策过程中公民，这个受政策影响很大的客体却从未加入到这一过程中。
二、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
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变化，现代政府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来处理问题了。在实践方面，联邦政府大规模的开展“伟大社会”运动和“最大限度可行性公民参与”运动。这说明联邦政府正在思考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在理论方面，以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的兴起。提出把社会公平加入到传统的目标和基本原理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1）我们怎样才能够利用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效率）？（2）我们怎样才能够花费更少的资金来保持我们的服务水平（经济）？而新公共行政学则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服务是否增进了社会公平？[4]当这种公平原则在政府部门中达成共识尤其是政策决策者赞同其必要性并在实际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加以运用，那么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就成为可能。公民不再是政策的旁观者，而是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
由于公民加入到政策过程中来，政策决策模式就不能依靠精英主宰一切的理性决策，而应该选择其他的方式。美国政策分析家林德布洛姆在1953年在与达尔合著的《政治、经济及福利》一书中首次提出“渐进主义”的概念。[5]他通过对社会政治过程的分析，提出“渐进决策”模式，并认为社会政治过程包含四种形态，即价格体系、层级体系、多元体制和议价。这四种模式都不能由单独的决策者单方面作出决策，决策是彼此间相互作用相互调整的结果。可以说，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式是多方参与，相互磨合的过程。格雷厄姆·T·阿利森（Graham Y. Allison）在描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精要》（1971）一书中，探讨了决策过程的另一些不同方法。作为阿利森提出的三种决策模型之一的政府政治模型就认为大多数的政策并不是由一个理性行动者做出的，甚至也不是由官僚组织的上层集团做出的。它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这种讨价还价是在具有不同利益目标和权势的个体和群体之间展开的。[6]此后，一些学者提出了针对公民参与的决策模型，例如特里·库伯（Terry L Cooper）等的协作管理模式（2006），托马斯（John Clayton Thomas）的有效决策模型（1995），阿肯·冯（Archon Fung）的制度设计选择模式（2003）。这些模式都相信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公民智慧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