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共产党救我们跳出火坑

时间：2021-04-28 20:04:3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旧上海，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在旧称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会乐里及其附近一带石库门旧式里弄，就是上海典型的红灯区。那时的福州路，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风光。这一头，是鳞次栉比的书店和各类文具商店，受到文化人的青睐，因而有“文化街”的美称。但是，就在同一条马路的另一头，却是妓院林立，暗娼涌动，堪称旧上海妓院暗娼最为集中的地方。
　　如今的福州路两藏路这一带已经没有了烟花巷，“会乐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原址上建起了税收过亿大名鼎鼎的来福士广场和和平影都，成为当下年轻人休闲娱乐购物的好去处。
　　
　　旧上海“风化区”的形成
　　
　　康熙年间清政府颁布实施“弛海禁”，上海城市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善于弹唱说书的苏州艺妓开始进入上海，当时老西门一带是清兵的驻地，妓女就在附近开业，妓院雏形初现。1860年太平军东征兵临上海，西门外被占领，妓院纷纷迁进租界。同治四年(1865)《字林西报》披露：上海妓院多达1500家，光是在洋泾浜北岸的公共租界就有妓院660家，占10063户华人住户的十五分之一。这时妓院开始分等级，高级妓院“书寓”、“长三”开始出现，还出现东洋妓馆。文人墨客推选妓女花榜在《游戏报》上公布。还专门出版介绍妓馆名妓的《上海花报》。上海风化区以会乐里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枕两接壤西藏路毗邻跑马厅，望北汉口路至南京路，向东深向浙江路、湖北路、福建路至山东路周围，紧贴福州路往南，广西路、汕头路、广东路、北海路、云南路至大世界八仙桥一带也极为著名。在当时被称为“华人街”的宝善街、北海路上，有谢氏、徐氏等五家被称为“妓院世家”。高级妓院和名妓大都集巾在福州路一带。20世纪初南浔人房地产业主刘景德通过外国律师“哈托华”买下福州路会金里地皮和房产，进行改造，翻造后的里弄取名会乐里。当时，会乐里的居民主要还是小商小贩，唱戏打杂的，也有一些妓女。1912年间，泥城浜填没成西藏中路，租界势力西伸，这一带市面开始繁荣，会乐里逐渐被妓院占据。时因嫖客调戏慕尔堂(今沐恩堂)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引起了教会学校的不满。英租界宣布：三马路慕尔堂附近地带为禁止娟妓活动地区。因此，会乐里的公开挂牌妓院受到限制，公开的娼妓活动一度减少。1914年刘景德再度将会乐里南面靠福州路的部分房屋拆除，改建成走通南北、东西两面格局统一的新式里弄房屋。自这批房屋改建以后，会乐里就有了新老会乐里之分。
　　1925年，英租界对妓院开禁，“秦云”和“妙凤楼”两家妓院率先迁入会乐里，开始挂牌接客。随即各妓院纷纷迁来会乐里公开营业。从此，会乐里新翻造的房屋，基本上为妓院所租占。28幢房屋，集中开设了100家妓院，每幢房屋妓院多则五六家，少则二三家，只有其中一幢房屋开设乾元药行，满弄是妓院。一到夜晚走进弄内，阴森森的看到整个弄内挂满了写有名字的红灯笼，琵琶声、淫笑声，宛似堕进了迷魂阵一般，那里成为闻名遐迩的风化区。到1930年，上海的娼妓业不仅冠于全国之首，中外妓女约有12万，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比37，在世界八大城市中也是首屈一指，而福州路会乐里一带娼妓人数比例之高创全市之冠。在解放前的20多年时间里，会乐里几乎是看不到小孩的，即使有，也是妓院买来的女孩子，长大后也是做妓女。“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许多人逃难，会乐里一度冷落。侵华日军进占租界后，汉奸、流氓、投机商蜂拥而来，会乐里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汪伪时期，到会乐里寻欢的几乎都是日伪军的大小头目。抗日战争胜利后，会乐里又成了国民党接收大员、贪官污吏、投机奸商、流氓阿飞寻欢作乐的场所。这期间，会乐里空前地繁荣热闹，每日进出的车辆不计其数。据1948年的旧户口册记载，当时的会乐里共有妓院151家，妓院主200人，妓女587人，依靠妓院为生的佣工374人，共计1161人。虽然旧上海娼妓各地区都有，但比起四马路有分等级的妓女来看，影响就差多了。
　　
　　酝酿取缔
　　
　　上海解放初形势十分严峻，大批工厂倒闭停工，大量工人失业，加上美国封锁、敌机轰炸、特务破坏、物价飞涨，困难一大堆。新生的人民政府对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娼妓并没有加以取缔，一直到1951年11月25日才明文下令禁娼——收容妓女、封闭妓院、严惩作恶多端的妓院老鸨。
　　在妓女大收容之前，对如何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地下党作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确切地说，早在解放军开进大上海之前，即1949年5月初，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构在江苏丹阳组成之时就已着眼这个问题了，对上海的娼妓问题曾进行了多次讨论。8月市公安局颁布了“管理妓女、妓院十四条”，勒令妓院老板严格执行，凡有违犯，严惩不怠。在这之前，媒体也广造舆论，赞成妓女脱离卖淫生涯，协助她们脱离苦海；反对妓院老板为非作歹、鱼肉妓女等。上海市民普遍对妓女的悲惨生活，寄以深切的同情。当时也有干部提出立即就明令禁娼，一天也不能容忍，更多的领导考虑到当时的实际，认为不宜意气用事，操之过急，因为政府还没有足够的条件解决封闭妓院后妓女的生活问题，诸如医疗条件不具备，为妓女医治性病，缺乏经费，安置妓女的就业等。一旦取缔只能使她们流离失所，继续走上暗中卖淫的道路，这会导致更惨的悲剧。市长陈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刚进城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立即请有关部门制定办法，又说“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了，不过，一定得尽快解决”。
　　后来，相关政府部门果然根据陈毅这一精神做了，并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效果。
　　
　　大收容行动
　　
　　在大收容开始之前，一批作恶多端的妓院老板和违反规定的妓女，许多操此营生的人，感到“这碗饭吃不下去了”。尤其看到北京、天津雷厉风行，取缔妓院，更感到心惊胆颤。正是由于形势逼人，妓院自动关闭了不少，一些高级妓院，即所谓“长三堂子”，关闭停业的尤多。这类妓院过去车水马龙、淫业鼎盛，嫖客中多为大官僚、大军阀、大流氓、大商人。这些嫖客随着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早已逃之夭夭，来不及逃的，也多销声匿迹，不再抛头露面。“长三堂子”的靠山倒了，财源枯竭，本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949年6月至1951年10月，仅老闸区公安分局就逮捕妓院流氓恶霸80人(其中被判处死刑8人)，送劳动改造90人，经教育后自动返乡的妓女71人。
　　1951年11月25日，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了，人民政府率先着手解决流动暗娼问题，以人民解放军为主开展行动，全市还抽调了公安干警数百人、民政部门的干部予以配合，《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周刊》(《新民晚报》前身)记者也随同参加，第一次妓女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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