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务印书馆与民国学术媒介的构建
时间：2021-04-10 16:00: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代新式传媒出现之后，我国传统的学术交流方式发生了相应地变动，图书和报刊成为重要的“学术媒介”。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业，通过各类书刊的出版和发行，为国内众多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媒介和渠道。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学术媒介；学术发展
自从西方“分科治学”的观念输入中国后，学者的治学取向便日益由“通人之学”转向“专家之学”。这在促进学术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相对束缚了学人的关注视野，为此亟需进行学术的交流。而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业，通过图书与期刊这两种新式传播媒介的发行，则恰好为其交流的实现提供了便利。
一、何谓“学术媒介”？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介一般指的是信息源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中介。它可以是人或机构，也可以是传递信息的物质。明白乎此，对于学术媒介的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它是指传播学术观点、观念和理论的平台、媒质或中介，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广义上的学术媒介包含学术交流中心、图书馆、资料室、专题文献库等学术研究的辅助设施；狭义上的学术媒介则仅指学术著作、学术期刊、学术网站以及专题讲座等。当然，在现实的学术交往实践中，两者间往往又存在着相互渗透和交融的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学术媒介”一词，仅就其狭义上的意义而言。在古代，学者间的交流主要通过书信往来和典籍刊刻等方式实现。近代新式传媒出现之后，图书和报刊成为重要的“学术媒介”。
二、商务印书馆与民国学术媒介的构建
1、学术著作的出版
商务印书馆早期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五四以后才开始转向学术著作的出版。一方面，商务与各大学、研究院所及新式学会合作，出版该学术团体的重要研究成果。如商务印书馆曾与北京大学合作推出“北京大学丛书”，使北大知名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为更多学者所共享，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套丛书出版的著作，计包括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当时国内各大学所用课本，多采用外国教材，尤其是英文原版教材。这种情形对我国学术的发展及人才的培养极为不利。王云五有鉴于此，乃提出：“倘全国专门学者能通力合作，将大学应有科目拟定整个计划，再按计划中所定科目分任著述……则三五年后，此项大学用书定能日积月累，蔚为巨观”。这一想法获得认可后，该馆即遍邀国内各大学及学术机关之代表，组成“大学丛书”编委会，负责全目的拟定、稿本的征集和审查。这套丛书规模很大，质量也很高，“相当部分是发凡导论之作，作者也都是一时之选，一些书是这些学者的成名作”。
另一方面，商务也十分重视国内学者最新著译作的出版。如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写成以后，一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向神州国光社收回上卷的版权。他在抗战期间写的“贞元六书”，除一种外也都由商务出版。翻译家马君武译的《人类原始及类择》《自然创造史》，先后由该馆列入“万有文库”，后又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加以出版。此外，商务还系统出版了各学科领域的一批经典之作。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可知，民国时期该馆出版的分学科类丛书包括“国学小丛书”、“史地小丛书”、“中国哲学丛书”、“佛学丛书”等。一些著名学者的文集，也相继由商务加以出版。如《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饮冰室丛著》《刘申叔先生遗书》等。
2、期刊杂志的印行
商务创办并发行的杂志，主要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等，“无不内容丰富，材料新颖，见称于读者。”其中，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是近代中国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
《东方杂志》先后辟有社说、时评、选论以及内务、外交、军事、教育等栏目，为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如1916年梁漱溟因《东方杂志》连续刊载了他的新作《究元决疑论》而被蔡元培发现，受聘为北京大学教师。贺麟因1927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西洋机械人生观之论战》一文，引起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郑某的兴趣，激起后来彼此见面时的讨论。这说明“《东方杂志》在鼓舞青年作者，使读者互通声气，增加学术上的讨论，效果很大”。《教育杂志》创办于1909年，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杂志之一。该刊以刊登教育类的文章为主，涵盖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级层次和体系，并涉及教师、课程等内容；从其作者群来看，既有朱经农、高觉敷等编译所职员，也不乏何清儒、丰子恺等馆外人士。《学生杂志》和《妇女杂志》都是面向特定人群的刊物，在编排体例上也颇为相似，均辟有论说、学艺、文苑、小说、杂纂等栏目。《小说月报》初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1921年全面革新后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该刊团结和凝聚了大批有志于文艺创作的青年。据沈雁冰自述，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几乎都与《小说月报》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幻灭》就是登载在《小说月报》上的。
此外，商务还代印过一些学术团体的刊物，如《北京大学月刊》《史地学报》等。其中，前者的印行使“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务印书馆则获得了最高学府权威学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品的水平。”综上，商务印书馆通过各类书刊的出版和发行，为国内众多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媒介和渠道。
三、学术媒介与民国学术发展
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积极利用书刊媒介在传播和交流学术方面的便捷化优势，推动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几乎现代科学的所有学科领域，该馆均有图书出版，不少著作甚至成为该领域的拓荒和奠基之作。以文史类学科为例，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的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至今仍成为民俗史、文化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此后，商务又陆续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中国救荒史》以及《中国交通史》等学术名著，极大地拓展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书籍之外，该馆发行的各种杂志，对于活跃学术交流的气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之，商务印书馆通过介入民国学术媒介的构建，有力地推动着该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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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务印书馆编.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作者简介】
曾宪足（1990—），男，江西吉安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出版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