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快感与资本主义的永恒扩张

时间：2021-04-08 00: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齐泽克强调了剩余快感与意识形态幻象之间的悖论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剩余快感，所以才需要建构一个能够掩藏它的意识形态幻象，人们需要不断地掩藏剩余快感，所以，意识形态幻象的建构也会不断的持续。而正是这种持续的意识形态幻象的建构，又反过来使欲望的实在界层面的剩余快感永远处于被掩藏的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持续地逃避创伤性的剩余。齐泽克还把基于剩余快感的意识形态解读模式挪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解读上。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但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且还会使得它永恒发展或者说永恒革命化。应该看到，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与齐泽克的剩余快感概念之间，是完全没有同宗关系的。他实际上是无法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本观点的。
　　[关键词] 齐泽克; 剩余快感; 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5）06-0048-05
　　齐泽克的剩余快感概念是对其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纵深解读，不仅解释了个体基于自身的欲望为什么会走向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永恒的革命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知道，齐泽克是从功利主义或快乐主义动机的层面，来解释个体主体在社会行为层面循入意识形态幻象的必然性的。也就是说，在齐泽克看来，“我”是因为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动机，才会导致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但仍然要去做这些事情。关于功利主义的动机，齐泽克在《资本主义的界限》等文章中有过相关的论述，[ 1 ] 25而他的剩余快感概念是用来解释快乐主义的动机的（对他来说，这两种动机之间其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对齐泽克来说，意识形态幻象背后的快乐主义动机，决不是通常所说的心理学或生理学意义上的快乐之实现，而是拉康精神分析学说意义上的快乐之实现。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理解齐泽克所讲的“剩余”是指什么。
　　一
　　在齐泽克看来，阿尔都塞尽管也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但他的理论中是没有“剩余”的，因为通过传唤、质询等环节，意识形态已经成功地把具体的个人建构为主体。但齐泽克认为，帕斯卡尔等人对这一点的理解要比阿尔都塞深刻和丰富得多。
　　但我们从帕斯卡尔那里得到的结论是，这种“内化”，借助于结构上的必然性，是从来不可能成功的;总是存在着粘在它身上的创伤性、非理性和无意义的残留、剩余和污点;这剩余，虽然远远不能阻碍主体对意识形态命令的完全屈从，却也正是它的条件：恰恰是无意义创伤的非整合性剩余，把无条件的权威授予了法律：换言之，就其回避意识形态的意义而言，支撑着我们可能称为意识形态的感官享受（jouis-sense， enjoyment-in-sense）的事物，这是意识形态所特有的。[ 2 ] 61-62
　　原来，齐泽克的“剩余”是指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完全内化于人们的社会行为之中的，总有某些创伤性的“剩余”粘在这种内化的过程中。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幻象才要被构建出来，以逃避或掩盖这种创伤性剩余所带来的“灼伤”。需要指出的是，齐泽克的这种观点是借助于拉康后期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齐泽克在此用晚年拉康批评阿尔都塞，其核心用意在于否认意识形态质询对主体的完全同化，因为拉康后来放弃了主体存在被阉割的绝对空无，承认了从象征界总体性强暴中逃出的真实界剩余（拉康将其指称为对象a）……齐泽克将这种无法消除的剩余视为意识形态的快感”。[ 3 ]也就是说，处于象征界总体性中的主体及其欲望对象，其实只是伪主体和伪欲望对象。只有那些从中逃逸出来的“剩余”或“残留”，才是欲望的真实界层面上的东西。也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彰显真实的感官快感，而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感官快感或感官享受。齐泽克的“剩余快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说的。
　　再进一步，齐泽克在剩余快感与意识形态幻象之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同样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他并没有撇开剩余快感来单纯地谈论意识形态幻象，而是突出地强调了它们两者之间的悖论性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剩余快感，才需要建构一个能够掩藏它的意识形态幻象，人们需要不断地掩藏剩余快感，所以，意识形态幻象的建构也会不断的持续。而正是这种持续的意识形态幻象的建构，又反过来使欲望的实在界层面的剩余快感永远处于被掩藏的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持续地逃避上述所讲的创伤性的剩余。“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现实本身，这样的社会现实可以供我们逃避某些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 [ 2 ] 64对这种悖论性关系的把握，也可以使我们对齐泽克所讲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在他们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和他们仍然要去做这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悖论性的关系：我是知道我正在做什么，但我不愿意按照我知道的东西去进行社会行为。相反，我要用我仍然要去做的那种社会行为，来掩藏我清楚地知道的那些东西。我在意识形态幻象层面上的持续的社会行为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的东西需要被不断的掩藏。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断的掩藏行为，我所知道的那些东西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来了。我认为，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齐泽克所说的在犬儒主义意识形态阶段，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通过意识形态信念，而是通过经济控制或法律规范等因素而表现出来的。“如今，在当下资本主义时期……个体不是如同他们出于信仰或意识形态信念首先做的那样行动——这就是说，制度的再生产过程在极大程度上绕过意识形态，而依赖于经济控制、法律和政府调节，等等。”[ 4 ] 要不然的话，当那些我们仍然要去做的社会行为产生问题的时候，怎么会不清楚地知道那些东西将产生应有的认识上的纠偏作用呢？也就是说，观念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怎么可能被轻易地绕过呢？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齐泽克在上述引文中所说的正是这种创伤性剩余把无条件的权威给予了法律而不是意识形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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