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军事经济动员之比较
时间：2021-03-24 12:04: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无论是井冈山根据地时期还是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领导武装斗争，并取得辉煌的战绩，其中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是重要的制胜原因。而正确有效的战争经济动员措施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尝试从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经济地理情况入手，对当时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根据地军事动员的方式与手段进行对比研究。
[关键词]井冈山 中央苏区 军事经济 动员
[作者简介]王沛然，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
何奇松，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主任助理，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课题《井冈山中央苏区军事建设及其实践》（课题号：０６ｄｓｊ０６）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经济地理情况
（一）井冈山根据地经济地理情况。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湖南两省边陲的罗霄山脉中段。它包括江西西部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东部的茶陵，酃县六个县，面积７２００多平方公里，人口５０余万[１]。
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有利的经济条件是：湘赣边界地势险要，而且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可为红军初期的发展提供给养。
湘赣边界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期短，无霜期长，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中，宁冈古县志上记载“一年耕而三年食”[２]。盛产粮食、茶油、竹木，且其他农作物如花生、大豆、烟叶等也有相当产量。药材遍山皆是，山果四季不断，地下矿产也品种多样，储量很高。丰富的物产，为工农红军割据湘赣边界提供了充足的经济给养。
但地处偏隅，交通闭塞，生产力低下，农业经济相对落后，有的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没有近代工业，仅有些榨油之类的小作坊。境内百姓刀耕火种，过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加之土豪劣绅横行，土地高度集中，给工农武装割据造成了一定困难。
边界经济，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虽使乡村可不依赖城市而存在，反过来又严重的束缚边界经济的发展。众多部队长期武装割据，需要足够的给养，供需矛盾也日显突出。
（二）中央苏区经济地理情况。
中央苏区，包括江西东南部和西南部（赣江东岸地区）和福建西部（及闽西北部分）的广大红色割据区域。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拥有２１座县城，２５０万人口，５万正规红军[３]。
鸦片战争后，赣南闽西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经济，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在闽西，“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４]。
地主阶级，以地租为主要形式对广大无地少地农民实行经济剥削。“寻邬一般占全部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六，兴国少数为百分之五十，大多高达百分之六七十。闽西更剧，各县田租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５]
总之，苏区一般地处边陲，经济较落后，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家庭小手工业、小作坊充斥苏区，自给自足为主的小生产商品经济占有极大比重。
二、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革命战争费用的来源与动员
（一）井冈山根据地战争费用的来源与动员。
各地工农武装暴动后，如何保障革命战争供给，提到议事日程。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向潮汕进军途中，曾采取向商会摊派以及打土豪筹款这两种办法。
井冈山时期，部队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取之于敌，如打土豪和战争缴获；二是取之于民，如征收土地税，三是取之于己，如开办工厂、商店和合作社等。
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采用打土豪筹款和摊派的办法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毛泽东：“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须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６]甚至在最初吃菜也依靠打土豪来解决[７]。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把筹款列为红军三大任务之一。打土豪筹款，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工作，它不仅是发动群众、摧毁封建经济基础的一种手段，也是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根据地不巩固，土地革命尚待深入，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情况下，向土豪地主筹款，既不增加人民负担，又解决部队给养。
但井冈山根据地仍困难重重，而且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建设。“红军初到井冈山时，不仅部队生活艰苦，群众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当时大小五井，物价为：肉４斤要１块银元；鸡１斤要２００钱；蔬菜如萝卜、冬瓜、南瓜、青菜之类，１斤要１００钱；米虽然比较便宜，但１石也要３块大洋；盐１元钱只买得４斤或２斤不等；茶油１元钱６斤多；布匹、棉花及日用必须品因由小贩自酃县偷贩过来，供不应求，价值更为昂贵。致使一般民众感到难以承受，革命战线发生严重的危机。宁冈农民逃到酃县、茶陵的数目达４０００人之多”[８]。
实践证明，打土豪筹款的方法在根据地创建时期，对保证红军供给，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办法弊端很多，特别是红军新占领地区，情况较复杂，容易犯扩大化的错误。其次，打土豪多在敌我斗争最激烈的游击区，一旦发生错打土豪，容易造成赤白区域对立，对扩大根据地很不利。而且，打土豪筹款只能是一次性筹款，不能多次进行，而某些地区曾发生多次打土豪，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
故此，毛泽东指出，“用‘打土豪’罚款的方式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税收等方法筹措军费。”[９]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经验，讨论了土地问题及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月的酝酿、讨论和修改，《井冈山土地法》以边界政府名义正式颁布。
《井冈山土地法》第七条规定：土地税为１５％，遇特别情形，经苏维埃政府批准，也可适用１０％或５％；如遇天灾等特殊情形时，经高级苏维埃核准，免纳土地税；“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１０]
（二）中央苏区革命战争费用的来源与动员。
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打土豪筹款仍是红色政权经费的主要来源。红军每到一地，都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筹款。这是革命的需要，而且有严格的行动纪律和财政政策作保障。１９３０年２月，“二七”会议发出的第一号通告明确规定了红军的“行动纪律及财政政策”。其中规定：“凡罚款、筹款、没收及处理人犯，均须由政治部或群众政权机关明白布告或宣布罪状”；“红军军饷及政府机关的用费，主要应向豪绅地主取得，而不应增加中小商人的负担”[１１]。
筹款也是斗争艺术。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红十二军颁布一份《筹款问题训练大纲》，这份大纲包括筹款的重要性、筹款政策、筹款技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及筹款纪律等四大方面。
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前，打土豪筹款一直是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来源。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曾一度停止主力红军筹款，但激烈的反“围剿”战争中财政困难无法解决，不久，又恢复了这种办法。一直到后来红军长征中，仍继续进行筹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