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
时间：2021-03-22 04:04: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2年，我曾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主张撤并机构，“拆庙养和尚”，现在我建议国家尽快制订一部“临时乡村法”或“乡村创业促进法”（暂名），不动现行体制，“养庙养和尚”。这样既不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又给农民以自由和实惠。我相信，一旦出台这部法律，让农民就地自主择业，互为劳动，创业的热潮会在农村掀起，农民的身份会自然、自主、自愿地改变，农村会活起来，农民会富起来，从而有力地推动我们整个国家顺利转型，理性、科学、健康地向着和谐社会发展。我以为，这将是一条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规避了分裂和过多的难关，走向共同富裕的光明之路。
“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创业促进法”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改革有很高的价值认同感；而在20多年后，人们对改革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决策，也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具有第二次改革的重大意义。
中央一直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6字方针是非常好的，“少取”已经做到了，“多予”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就是“放活”。为什么搞不活？我个人认为现在仍然对农民的劳动权利尤其是创业权利束缚太多，放不开，形象地说就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
例如，我的食品公司的生产用水，要经过好几个部门的检查。首先是水务局，抽水化验合格后，收费走人；水务局走了，技术监督局来；技术监督局走了，卫生防疫局来；卫生防疫局走了，环保局来……同是一个水井的水，同到一个地方去化验，化验单各部门互不认可。因为水务局执行的是《水务法》，技术监督局执行的是《技术监督法》，卫生防疫局有《食品卫生法》……他们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这样每个部门每年少则检查两次，多则四次，每次收费1200元——6000元不等，这是账面上的费用，实际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这些。
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还有很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也有发展。自从城市有了开发区，大点的企业纷纷搬到开发区去了，农村生成的小企业越来越少，生存越来越困难，资金和人才迅速流走。
我在农村办农牧企业21年，最深的体会是“自由劳动产生财富”。我感觉农村发展仍受制约太多，人们就业难是因为创业难。也就是说，农民现在还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想干也干不了、干不成。不论是生猪屠宰、农资专卖，还是民办医疗、民办教育的审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90年代林林总总的部门立法执法，都不同程度地剥夺了农民的创业机会，束缚了农民的创业能力，设置了转入非农领域的壁垒，强化了“三农”问题，形成了“农村住的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的社会格局。
我注意到，今年中央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在3月6日的讲话中强调：“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激发农民自主创业的潜能，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也就是说，中央领导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一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经济36条”，其主旨和落脚点都是放开搞活。但一些部门凭借部门法规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收费而执法已成尾大不掉、难以禁绝之势。执法是刚性的，政策是柔性的，部门以法律在管，国家以政策在放，国家政策再好，也难以摆脱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我想，政策只有冲破部门的法律障碍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我建议出台一部“乡村创业促进法”，变“八个大檐帽”为“一个大檐帽”，即用“乡村创业促进法”这个大檐帽，把各种部门法规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让原来只能种地的农民在乡村自由进入多种领域、搞多种生产经营，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变“一个破草帽”为“八个破草帽”。
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裕文明起来，对国家大局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从法律上解放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减轻政府的压力，有效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
“乡村创业促进法”的立法主旨和内容
顾名思义，“乡村创业促进法”只对农村有效，对城市无效。
它的立法主旨是贯彻现在中共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落实3个中央“一号文件”和“非公经济36条”。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放小不放大，管大不管小”，城市可以对农村设防（农村产品卖到城市，接受城里的检测），农村对城市不设防（城市的产品卖到农村，畅通无阻），核心是一个“放”字；其目的和意义在于“放活”，通过放开，搞活农村。也就是说，对乡村，可管可不管的就不要管或少管，因为村庄太小，农民太弱了，像金融、土地、医疗、工商、税务、技术监督、文教、卫生等都可以放开。
笔者抛砖引玉，建议“乡村创业促进法”包括如下内容：
1、税收
对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农村企业，不再征收增值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其他行业可以像香港那样，只收所得税（也就是说，企业赔了钱不交税，赚了钱才交税）；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不再征收所得税。因为新的个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以1600元/月为起征点，年销售额100万的小企业，纯盈利大约10%，也就是10万元，相当于一个5口之家在税法起征范围以内的正常收入。反观我们现在搞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免税，龙尾企业纳税，也就是说，挣钱少的在纳税，挣钱多的反而不纳税。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2、工商
村里面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家庭企业，应视同自由职业者，可以不要求登记、申报、注册；村以上、乡以下、年销售额50万以上的企业及规模在5人以上的企业可以要求申报、备案；年销售额100万以上的企业可要求严一些，登记、注册、备案也就行了，但要允许先开张；县级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以在全国通用；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投资经营领域，农民都可进入，改审批为登记备案制度。
3、金融
中共中央连续出了3个“一号文件”，还有“非公经济36条”，其中都提到了“在农村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但中央政策已经出台3年了，全国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浮出水面，原因是没有生存的空间。我们的《银行法》及金融法规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五千万元以上者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这个门槛太高，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这样的金融组织在现在的农村是极难产生的。在农村，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如果金融能够放开，人人都会懂金融，家家都可出老板。现在农村没有金融，没有自己的造血机制，创业的活力和潜力就无从谈起。我们常谈到的投资过热，实际上是城市过热，政府过热，而农村、民间的投资始终就没有热起来。
因此，“乡村创业促进法”可对农村金融做以下规定：1、对村里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活动完全放开，甚至不必登记、备案、注册。因为村庄社会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一个村子里不会有什么金融风险，即使有，这种风险也应该让农民自己承担，减少政府压力；2、两个村以上、乡以下的农民金融活动组织或社区合伙、合作金融组织需要登记、备案、注册；3、乡以上已成规模的达到一定数额的金融组织要接受政府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