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景观回望的若干种方式
时间：2021-03-20 00:06: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时光荏苒，岁月更替。虽然时序已经演进到2018年，但回顾刚刚过去的2017年，却不难发现，仍然有很多中国作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长篇小说这一写作领域。一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依然保持了足够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作品主要包括刘庆的《唇典》、范迁的《锦瑟》、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张翎的《劳燕》、鲁敏的《奔月》、宗璞的《北归记》、严歌苓的《芳华》、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陈彦的《主角》、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陶纯的《浪漫沧桑》、马笑泉的《迷城》、李佩甫的《平原客》、须一瓜的《双眼台风》、范稳的《重庆之眼》、王祥夫的《米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乔叶《藏珠记》、田中禾的《模糊》、陈斌先的《响郢》、阎连科的《速求共眠》、傅星的《怪鸟》、黄孝阳的《众生·迷宫》、那多的《十九年间谋杀小叙》、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徐晓的《请你抱紧我》、傅泽刚的《卡博瓦拉》、徐兆寿《鸠摩罗什》、李亚《花好月圆》、禹风《静安那一年》、程青《绿灯笼》、杜文娟《红雪莲》、修白的《金川河》、张新科的《苍茫大地》、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郝汝椿的《合盛元票号》等。细细地翻检数量如此众多的长篇小说，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强烈历史情结的作家，依然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向了遥远的历史，对不乏沉重的历史进行着个性化的深入思考。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刘庆的《唇典》。刘庆之设定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满斗这一萨满形象作为切入表现对象的叙述视角，更根本的价值在于引入并确立了一种迥然有别于主流史学的带有鲜明东北民间色彩的世界观。这一点，非常突出地体现在对于1945年抗战胜利的描写上。作为一部以东北抗战历史为主要表现对象（关于这一点，容稍后详述）的长篇小说，1945年的抗战胜利，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我们注意到，在其他的那些以抗战为书写对象的小说作品中的，只要写到抗战胜利，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全民狂欢的一种兴奋景象。但到了刘庆的这部《唇典》中，同样的抗战胜利，却似乎并没有在人心中激起任何波澜。“1945年春天过后，种种迹象表明，满洲国出现了坍塌的征兆。”“几天后的一天清晨，確切地说，日本人宣布投降后的第五天，街上忽然传来呐喊：‘大鼻子来了！’”大鼻子不是别人，正是东北人非常熟悉的老毛子也即苏联人。“驾驶车辆的是一个身着整齐的苏联军官，歪戴一顶军便帽，嘴里叼着一个烟斗……”“扮演解放者角色的苏联大兵越来越让人担心了，总有喝多的苏联军人突然闯进镇上居民家中，他们将饭桌上的朝鲜辣酱当果酱，手指一抹就吃，结果辣得打嘟噜。”日本人失败了，紧接着到来的苏联人除了一片新的骚乱之外，实际上也并没有给东北带来真正的福音。说实在话，刘庆如此一种可谓冷静到了极致的描写，总是能够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中的“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那一段名言。在叙述者“我”的观察叙述视野中，所谓的抗战胜利，对东北的普通民众来说，只不过意味着换了一群新的统治者而已。这样，改用鲁迅的话说，就应该是“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不太平”。在我看来，能够以如此一种冷峻的笔触展示这样一幅迥异于主流叙事的抗战胜利的图景，与刘庆所特别设定的具有萨满这一社会身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满斗之间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紧密关联。唯其因为萨满具有超然于普通生命之上的甚至干脆通灵的精神属性，所以刘庆才可以借助于这样的一种叙述视角完成对于社会历史更其高远深邃的观察与反思。
事实上，无论是小说的命名，抑或是章节的区隔，皆与刘庆择定了“我”也即满斗这样一位具有萨满社会身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紧密相关。某种意义上，《唇典》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满斗，正是如此一位被博额德音姆附体了的萨满，满纸滔滔地讲述着郎乌春、柳枝、王良也即李白衣、苏念，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生故事。这故事，一方面，固然是家族的故事，但同时也是社会的故事、满人的故事、东北的故事。再开阔一点理解，满斗所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的历史长河故事，却又何尝不是中国故事与人类故事呢。其次，是章节的区隔。《唇典》不同章节的区隔，同样采用了非常满族化的方式。整部长篇小说，除了“引子”与“尾歌”两部分之外，共计40章。而这40章内容，却又被分别配置于10个“腓凌”之中。“腓凌是满语，译成汉语就是‘回’，章节。”由此可见，整部《唇典》实际上就是由10回共40章组成的一部厚重异常的长篇小说。问题在于，既然可以用“回”来标明章节，刘庆为什么一定要用“腓凌”来表达呢？细细想来，作家如此一种征用满语的原因，显然是要使得整部小说的章节结构布局与身为满人中的萨满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满斗相匹配。既然这部长篇小说从头至尾都是萨满满斗的滔滔话语之流，那作家刘庆在进行章节区隔的时候，也就只能使用满语“腓凌”了。具体来说，《唇典》中的10个“腓凌”分别是：“头腓凌郎乌春”“贰腓凌柳枝”“叁腓凌满斗”“肆腓凌花瓶姑娘”“伍腓凌山上大爷”“陆腓凌郎乌春”“柒腓凌满斗”“捌腓凌郎乌春”“玖腓凌柳枝”以及“拾腓凌灵魂树”。其中，除了最后一个“腓凌”的名称为“灵魂树”之外，另外9个“腓凌”全部是人名。具而言之，其中郎乌春出现次数最多，共计3次，满斗与柳枝次之，各出现两次，山上大爷与花瓶姑娘再次之，各出现一次。某种意义上，这几位主要人物出现次数的多寡，标志着他们各自在《唇典》文本中的重要程度。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于，前后10个“腓凌”，依照书写内容，又可以被进一步切割为三大部分。其中，前3个“腓凌”为一部分，后两个“腓凌”为一部分，中间的5个“腓凌”为一部分。单就篇幅和体量来说，前后两部分加起来，正好等同于中间的一部分。三部分的这种布局本身，就说明中间一部分在小说《唇典》中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来说，中间一部分的起止时间，分别是1931年与1945年。这两个年头，都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件”，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早已磨刀霍霍的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东三省彻底沦陷。1945年，伴随着苏联红军的出师东北，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长达14年之久的抗战就此终结。这就说明，《唇典》中间最重要的5个“腓凌”所集中描写展示的，事实上正是东北的14年抗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断言《唇典》是一部旨在呈现东北抗战历史真实境况的长篇小说，就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结论。假若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前3个“腓凌”所组成的那部分，就可以被看作是东北抗战的“前史”，而后面两个“腓凌”所组成的那部分，自然也就是东北抗战的“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