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租赁企业融资渠道研究综述

时间：2021-03-08 20:02: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融资租赁企业融资渠道这一问题上，学界对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大体一致，但不同学者有其独有的创新点，其中又对外债融资和租赁资产证券化的研究更为细致。应进一步拓宽外债融资途径，天津东疆港和上海自贸区在外债融资上有所突破。在进行租赁资产证券化时，建议选择特殊目的信托模式，并且结合发起人目的，合理进行证券化交易设计。同时，获得政府支持、设专项基金、兼营保理业务等融资渠道也受到学界关注。
　　【关键词】融资租赁外债资产证券化
　　自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同年银监会修订《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2015年商务部修订《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以来，融资租赁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天津、上海等自由贸易区，也针对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进行了相应改革。然而，融资租赁企业的融资问题仍然制约着本行业发展，学界对本问题的基本认识大体相同，即认为融资渠道单一，以短期资金为主，数额有限，方式上除传统的自我增资、银行贷款外，信托、同行拆借、股票发行、债券极有限，故应支持企业通过上市、发行股票、债券、保理、信托、基金、资产证券化和借取外债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笔者选取2013年～2016年期间的文献进行归类分析，在内容排序上，以同类问题的观点比较为主，兼之文献发表的先后，且着重介绍各位学者独有的创新点。
　　一、融资渠道之一：外债融资
　　宏观上，在符合外汇管理须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这一目标的前提下，外债融资可以合理扩大招商引资的规模，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微观上，外债融资在利于融资租赁公司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也利于开展国际融资租赁业务等，而外资恰好有进入我国融资租赁业这一需求，故对本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
　　在问题分析上，胡军伟（2013）和张光明（2015）、胥良（2014）持不同看法。胡军伟认为：境外融资受政府对外债和对外担保的限制，政策存在差异。其中对外资公司仅明确了租赁业务，且其风险资产有限定，故金融租赁公司有融资优势。因此，拓展融资渠道需政府支持，鼓励进行中长期债务融资，可放宽航空租赁业发行债券、中期票据等证券的条件。[1]张光明则认为：从相关数据可看出，2001年至2012年，因政策之故，中资和外资企业通过融资租赁的境外融资情况区别极大，后者更简便和容易。[2]胥良和张光明结论一致，目前普通外资企业借用外债的最高规模常为其资本金的2倍，而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资产不超过净资产10倍，借用外债的条件比普通外资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宽松。[3]可明显看出，虽然胡军伟文章有其合理性，但仅就此处而论，其论证不够周全。我国不仅对外资公司有风险资产10倍的限定，对金融租赁公司也有8倍的限定[4]，两者区别并不大，故不能仅看到我国对外资公司的限定。相比而言，加以数据明显更具说服力。
　　在具体建议上，王力等（2014）认为：应逐步解除对境外融资的限制，鼓励企业境外投资、兼并重组、通过债权、股权等方式引入境外资金，鼓励在境外设立项目公司。[5]黄圣（2014）对外债融资的程序有更深入研究，他肯定了上海自贸区深化外债管理方式的改革，因其促进了跨境融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了外汇债务成本。且区内设立的项目子公司可作为资产证券化（ABS）中的SPV，令其交易结构设计更具灵活性，应推进ABS发展。[6]笔者认为，谈及外债的引入量，还须结合我国外汇管理需求等众多情况进行研究，这是任重道远的任务，法学界或经济学界均难以独立地且仅针对融资租赁进行研究。
　　二、融资渠道之二：租赁资产证券化
　　融资租赁出租人购置租赁物的成本，需要通过长期收取租金来收回，这是制约融资租赁发展的一大瓶颈，若以收益权为基础资产进行租赁资产证券化（ABS），加强了资产的流动性，出租人可提前收回成本并再次投资，自然利于本行业发展。然而，不能空谈ABS的优点，还应细化至特殊目的主体的选择、交易结构的合理构建等问题上，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
　　马广奇等（2015）对ABS存在的问题有较深入分析，认为我国在产品信用增级问题上，外部信用增级虽操作简单，但成本较高，且使产品信用严重依赖于担保人，故主要靠内部增级。国内外评级均有以下缺陷：发起人付费模式可能导致评级机构为盈利讨好客户；依赖于模型且不详尽；依赖于财务报表等历史数据，有滞后性和顺应经济周期性。他建议提高证券化产品流动性，做到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由于发起人以将不良资产进行证券化为主，故须培育中间级和劣后级投资者；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开拓ABS境外市场。[7]徐翀等（2015）则在具体建议上更有独到之处，认为应扩大资产证券化规模；拓宽资产种类，丰富完善多层次产品体系，鼓励开展飞机、船舶、海工设备、“三农”等租赁资产证券化；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目前业务主要在银行间市场进行，而交易所市场的风险隔离作用尚未有法律认可，应在各个发行市场上充分利用信托模式的优势，促进交易结构清晰、风险隔离，推动发起人自主选择市场；解决税收问题。[8]张刚（2016）详细论证了ABS程序中特殊目的主体的选择，他认为：首先，部分国家通过单独立法，确定特殊目的公司（SPC）不同于一般公司，保证风险隔离的实现，但我国未就SPC单独立法，且立法难度较大，故SPC模式在我国不具可行性。其次，采用有限合伙制亦不可行，该制度是为获税收优惠而生，但现已不可行，且该制度有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不能有效实现风险隔离。最后，由于我国信托具有较好社会和法律基础、具权利重构和风险隔离功能，受益权具可分割性和流通性，且特殊目的信托模式的试点时间较长、能合理避税、有资产管理有效性，故此模式可行。应发挥信托的通道作用和风险隔离功能，在操作和产品设计上保障ABS运作；逐步改变我国金融业现有的分业经营与监管格局，放开信托经营牌照发放。[9]
　　细至租赁资产证券化，吕振艳等（2013）表示了肯定，欧美经验表明，其利于资产负债组合的管理，能推动交易。[10]王冠凤等（2014）认为：应建立资产交易统一市场；设计合适产品，以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导向来确定融资租赁资产价格；以结构性融资方式开展高端设备租赁。[11]高雅洁（2015）认为：应允许部分优质且有证券化经验的公司先行先试。[12]冯曰欣等（2016）认为：以银行短期贷款为主的融资，融资成本高而使租金高，行业发展受制于银行供给和国家货币政策；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主因系资产证券化不足，虽已开展保理、资产转让业务，但因交易条件高，受监管和市场影响大，数量有限。应允许所有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本、开展租赁资产证券化。[13]许屹（2016）认为：以融资租赁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现金流很稳定，即使发起人遇财务困境，融资资产也能控制损失，产品信用风险水平较易控制。然大型设备等租赁资产较集中，且融资设备的变现能力受宏观经济影响大。因此构建资产池时须考虑资产多元化，且从较长经济周期评估相关信用风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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