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义感与司法制度的起源
时间：2021-03-07 04:0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公共品博弈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模型，这一模型为解释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精致的范本。个体在公共品博弈中所采取的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扩展为一切违背社会公正和社会道义的行为，其极端者甚至可以包括通过诈骗、偷盗、抢劫甚至谋杀等手段获取自身的利益的刑事犯罪。人类文明的起源表明，所谓社会秩序事实上就是人类不断与这些反社会行为斗争的结果。为了解决公共品博弈过程中个体的“搭便车”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方案。其中，惩罚与奖赏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难题最有效的途径。惩罚与奖赏恰恰是现代司法制度最本质的构成要素。通过公共品博弈的研究，我们可以较好地解释人类正义感与现代司法制度的起源，并进一步解释效率与正义、效率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公共品博弈 搭便车 正义感 司法制度
[中图分类号]F062.6；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2—0043—05
一、搭便车行为与社会秩序
公共品博弈(thc public goods game)是经济学用以研究人类群体行为与合作效率的重要模型。过去20年间，西方学者就此撰写了大量文献，并从最初单纯的经济学研究，逐步扩展至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哲学、甚至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众多领域。研究方法也从开始的逻辑推演逐步发展至目前的行为实验和计算机仿真。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作出过杰出贡献。
在一个标准的公共品博弈中，博弈参加者可以任意选择两种行为策略：为某种公共品提供捐献或拒绝捐献。根据经济学的定义，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和非排他性。因此，博弈者提供的捐献会经过一定倍率的放大后在全体博弈参加者中平均分配。其中的关键在于，如果某个博弈者不提供捐献却仍然可以从公共品具有的非排他性中享受收益，于是，他们可以比捐献提供者获取更高的净收益。经济学把这种行为称作“搭便车”。
公共品博弈和“搭便车”行为具有极其精炼的概括性，它几乎可以涵盖人类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所有内容及其内在矛盾。比如，一个人可以以“我不需要”为理由拒绝为单元的保安门付费，尽管他知道保安门一旦安装他同样可以享受其益处。或者，我们可以把一个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驾车者，看作是一种对公共交通安全的贡献。更一般的，一个偷逃税款的人，仍然会享受国家为其提供的所有公共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碳排放及其所造成的污染问题，则可以视作各国政府之间就环境保护而展开的一场公共品博弈。
从表面上看，“搭便车”只是一种利用公共品制度本身存在的漏洞，企图“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从本质上看，它却是一种不正当、不公正或被我们称作“非义”的行为，因为这一行为会直接造成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损害，并且是在当事人明确知道这一后果的前提下被施行的。因此，如果将这一行为扩展，其极端表现甚至可以包括以诈骗、偷盗、抢劫、谋杀等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刑事犯罪和一切反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对公共品博弈和“搭便车”问题的研究才会引起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公共品博弈及其派生的“搭便车”行为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深刻矛盾。经济学曾经假设，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动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甚至乐观地认为，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这就是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晚年的斯密却对他自己的这一论断产生了怀疑。可参见罗卫东2006年的相关研究”)。但是，在公共品博弈过程中，我们却无法回避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在利益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无法消弭的矛盾和对立。
根据公共品博弈的性质，如果每个人都对公共品建设做出贡献，这些贡献经过放大后，无疑可以达到整体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但问题在于，如果其中某个参加者不做贡献却仍然可以分享公共收益，他个人的净收益却大于做出贡献的参加者。与每个人都做贡献相比，个人收益的绝对量可能会有所降低。但与做出贡献的人相比，个人收益的相对量却一定会更多。从个人角度看，不做贡献显然是一个纳什均衡意义上的占优策略。因为不论其他人怎么选择，如果你选择不做贡献总可以取得相对优势，最起码不会比别人更差。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相对优势在生物演化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处于相对劣势的生物个体将在生存竞争中遭到淘汰。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背后的逻辑就在于，那些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已经在长期的生物演化和生物竞争过程中被淘汰出局了。
我们曾经在大学生中做过两个对照的公共品博弈行为实验。如果不考虑竞争机制，“搭便车”行为并没有成为博弈参加者的普遍选择。但如果一旦加入了竞争机制，人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马上就会暴露无遗。在加入了竞争机制的公共品博弈中，我们把博弈得分与行为经济学课堂考试的成绩挂钩，并规定得分最高的20％成绩为优，得分中等的40％成绩为良，得分中下的20％成绩为及格，得分最低的20％成绩为不及格。与没有竞争机制的公共品博弈比较，在具有竞争机制的公共品博弈中“搭便车”的比例显著提高。以下是实验取得的相关数据。
图1横轴是实验次数，两个对照组我们分别做了20次公共品博弈；纵轴为“搭便车”的人数比例，两个对照组的实验总人数均为85人。图中位于上方的曲线是具有竞争机制的公共品博弈中“搭便车”的人数比例在每一轮次的变化，位于下方的曲线是作为对照组的没有竞争机制的公共品博弈中“搭便车”的人数比例在每一轮次的变化。很显然，在作为对照组的公共品博弈中，“搭便车”的比例明显低于竞争组，其平均比例为47.62％，而且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只是在博弈的最后几轮中，“搭便车”的比例有较为明显的提高。而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公共品博弈中，“搭便车”的平均比例为96.33％。在许多轮次的博弈中，这一比例甚至都高达100％。
如果“搭便车”是演化而来的人类天性的典型行为模式，那么人类的合作与社会秩序将很难得到维持。在其他有关个人与团体之间关系的博弈中，比如囚徒困境博弈和信任博弈，也反映出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深刻矛盾。西方研究者把这三个博弈所体现的矛盾称作“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以至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年)100年前就曾经追问：社会何以可能?因为，人类社会事实上是建立在类似于公共品合作与公共品博弈基础上的。
二、利他惩罚与人类的正义感
但是，现实世界并非像理论模型所描述的那样悲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达成默契，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事实上，我们人类是地球上所有物种中合作水平最高、合作规模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