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经济学家纵谈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
时间：2021-02-26 16:00: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来，国外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表了不少评论，其中不乏比较有针对性且富有启发的观点，现摘录于下，供有关人士参考。
帕撒·达斯古帕塔：GNP并非衡量经济进步的准确标准
帕撒·达斯古帕塔出生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是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经济学教授和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首席讲座教授及圣·约翰逊学院研究员。2002年，以其“在经济学上的杰出贡献”而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骑士”勋章。他还与贝杰尔生态经济学国际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的Karl—Goran Maler共同分享了2002年度“沃尔沃环境奖”。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举世瞩目、令人震惊的。每年都保持超过6—7％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确实是非同寻常。然而，我却要给中国敲敲警钟。
如果我们想要谈论一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是否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放弃GNP的变化会给我们提供正确的答案这一幻想。我想要指出，评判经济表现的正确方式应该是研究内在财富的变化情况，在这里我用内在财富的变化情况来表示包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知识基础和自然资本在内的所有资本资产社会价值的变化。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确实比世界上其他两个贫穷地区，即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和印度次大陆地区表现要好，但如果我们将土壤和大气这些自然资本遭到破坏的成本计算在内，中国财富的创造将会显得黯淡得多。
GNP会使人们误入歧途
GNP会使人们误入歧途，一方面是因为它忽略了大量自然资本在规模和组成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因为作为国民生产总值，其指数并没有将资本资产的贬值考虑在内。所以，即使是在经济财富减少的情况下，GNP也可能是增加的。如果GNP的增加是由于矿物资本资产导致的——举例而言，破坏了生态系统，消耗了石油和矿产资源——而没有实质性的产出投资进入到其他形式的资本积累中，如健康和教育。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可能期望GNP的变化和财富的变化相一致。但道理是很显然的：GNP或者人类发展指数HDI并不是对于长期人类福利的衡量方式，也就是说GNP的变化或者说HDI是经济进步并不太准确的衡量标准。
贫穷国家财富的变化
尽管许多自然资本的市场并不存在——因此也没有存在的价格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花一些努力，应用一些小技巧，自然服务的影子价格还是可以被估计的。
Hami lton和Clemens(1999年)对子价格进行了估计，将自然资本的净投资增加到记录投资中，以此作为基础对许多国家的内在投资进行了新的计算。通过这种研究我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那就是在给定时段中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被研究的发展中国家人均的资本都是减少的。在次撒哈拉地区这是不足为奇的，众所周知，这一地区的大多数社会经济指数都是负增长。但是孟加拉、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数字却让人吃惊。即使是中国，在其经济政策被广为称赞的情况下，才能勉强使财富的积累超过人口的增长。此外，内在投资的估计数并没有将土壤的侵蚀或者城市的污染计算在内，而专家认为这两个问题在中国肯定比较严重。
看看人均内在财富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根据人均CNP的增长率来估计印度次大陆长期的经济发展情况是多么的误入歧途。比如，巴基斯坦人均GNP的年增长率十分良好，为2.7％，从1965到1993年价值指数翻了一番。但是一些相关的数字却说明普通的巴基斯坦人在同一时期贫穷了1.5倍。次撒哈拉地区的情况更令人感到压抑。每年人均财富以2％的速度下降，普通人比初期贫穷了2倍。
研究提供的数据虽然只是一个粗略的、速成的数值，但是，它却清清楚楚地说明：如果将自然资本计算在内，我们对于经济进步的观念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发展经济学家能够将自然的服务考虑在内，我们对于贫穷国家中真正发生的变化的理解程度肯定要比现在深得多。
唐纳德·约翰斯顿：改革应该面向整体经济推进
唐纳德·约翰斯顿曾任加拿大国会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经济和区域发展国务部长、科技部长、司法部长和加拿大总检察长。1990年他被选为加拿大自由党主席，1992年再次当选。1996年6月起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
中国近年来在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已取得重大进展。在很多领域，主管部门已经着手在处理遗留问题，进一步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益处创制良好环境。但是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验和观点，为加强现行政策并增进其实现中国基本发展目标的可能性，一些领域仍需进行改革。
尽管中国对国际市场已经相当开放，它能从贸易投资自由化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仍然很大。然而，就像我们刚完成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国》这份报告所述，这些收益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也不是自动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经济改革的进程。
OECD研究的总体结论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实施与以往不同的改革。在改革的初期，由于市场支持机制不发达，重点放在了发展经济中的个别部门上。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发展壮大和深入，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行政区分越来越缺乏经济意义。个别领域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结果，各优先部门的单独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已经开始减少，而且它对整个经济造成反效扭曲的风险已经增大。因此，将来的政策不能简单照搬过去的经验，而应吸取从前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明确给予市场力量更大的空间是成功发展的关键。
应继续保持经济改革的力度，与前几年相比，改革措施更面向整体经济，并致力于两个关键目标的实现。第一是促进国内经济的融合，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益处，并维持中国更长期的发展。加强中国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融合应成为主要优先领域。内地省份的发展模式要与沿海地区有所不同，要依靠与全国经济的融合和地方经济环境的改善，而不是经济特区或政府优惠待遇。
强化市场有效运行的框架条件是实现国内经济融合的第二个关键目标。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在继续努力。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机构发展的局限和中央计划遗留下来的扭曲使得框架改革成为最重要的优先领域。OECD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五大优先领域，即明确产权，加强退出机制，使国有和其他资产能得到有效利用；提高竞争水平，打破区域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加强企业管理，使经理和董事会、监事会更加独立和负责，并加强外部规则；提升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和能力；加强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执法能力以推进改革。
同过去相比，实现这些目标要求更充分地考虑现有问题之间愈加密切的相互联系，广泛进行政策协调。与此同时，要仔细确定政策的出台次序，以便为后续改革创造条件。在这方面，近期的重中之重是打破阻碍全面改革进程的恶性循环。及时恢复金融体系清偿能力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不言自明，更在于国际经验表明，它也是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全面改革的前提条件。要使企业部门跟上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势头，就必须尽快取消政府强加的和其他限制企业重组的障碍。要增加政府的财政资源，以支持中期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国政府要在经济改革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为此，需要理顺政府结构和能力，以确保政策得以充分协调，为被管理者所充分理解，并以相互支持和协调一致的方式执行。中国的公共管理已经在向这个方向转变。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不断融入外部世界，中国的公共管理还需进一步朝此方向发展。
德怀特·珀金斯中国主动应付非均衡发展
德怀特·珀金斯博士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哈佛国际发展研究会的会员，同时担任东亚研究委员会的执行委员，经济学系所属艺术与科学学会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成员，剑桥能源研究协会首席研究员。他还担任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埃塞俄比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政策和政府改革的咨询顾问。
结构调整是现代经济发展及实现其全面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是，没有任何国家实现了所有人口、所有地区和所有经济领域的同步发展。我认为，中国提出的“协调”发展的真正目标并不在于如何实现均衡发展，而在于如何确保那些在发展过程的落伍者不至于长期停滞不前。只要在生产和就业领域进行结构调整，并使绝大多数人拥有必要的技能，那么，就有可能使绝大多数人共同向前发展。
地区平衡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一直在努力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但对于陆地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可供借鉴的地区发展模式少之又少。
在中国。大量非技术型工人受市场力量驱动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但是，似乎并无大量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
这一问题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江苏省和上海市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是四川省和重庆市的14倍(2000—2001年)。而对于更为重要的国内投资而言，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江苏省和上海市投资在固定资产上的本国资本约比人口数量更为庞大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多2倍。而在最贫困的省份，如贵州省和甘肃省，实质上没有外国投资，而国内投资者主要是对市场反应相对迟缓的国营企业(占65％)。
在内陆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资本愿意投向这些地区呢?部分原因估计包括：落后的基础设施和高昂的运输成本。某些地区，如山区较多的贵州省等，可能永远都难以吸引更多的非农业投资。但我觉得这种状况主要归因于这些内陆地区的环境难以招商引资。例如，与沿海地区相比，在内陆投资建厂需要多少执照和许可证才行?在实际投入运营之前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尽管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确存在，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据国际机构的资料显示，某些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家与这种滞后有很大关系。
城乡差别
在我看来，在中国，比地区差异更为显著的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差别。最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以降低农民的税务负担并加大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但是，仅仅对农业进行投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
出现这种问题的一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许多农产品在单位产量上已经接近了生产力的极限。按照世贸组织的协定，中国不能向农民提供大量补贴，但是，中国难以承受日本、欧洲和美国模式的农业补贴。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实行的农业补贴效率极低而且极不公平。
农村的扶贫方案意味着应当给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同时不要试图因此而向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业工作。这是在其他地区获得成功的一种途径。中国自实行改革之后的25年以来，农村劳动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己从70.5％下降到了50％。日本在1930年下降到这一水平，并一直持续到1950年(其中主要受二战影响。韩国于1973年下降到50％的水平，当时，韩国的人均收入与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相差无几。在随后20年的经济迅猛发展时期日本为1950—1970年，韩国为1973—1992年，日本和韩国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比例分别下降到19％和16％。与此相应的是，大量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如果中国允许实行自由市场，那么，难道不能相信中国在未来20年之内也可以在农村劳动力方面实现类似的降幅吗?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协调发展可以使大量人口为提高收入而实现分流，但必须进行大量投资，以便为这些务工者在城市里创造各种工作和生活环境。其中一些投资可以转而投向农村，以鼓励更多优秀教师和医生到农村地区工作。
协调发展的建议
绝大多数发展缓慢的国家，如果想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话，只有尽可能地向农村的各种辅助服务机构提供补贴。由于城市中并没有大量现成的工作，因此，大量向城市移民并不可取。不过，中国的国情不同，因为中国连续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可以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必做街头小贩或者通过从事其他条件更差的工作来谋生。如果农民工及其家庭已经在城市定居并且就业，国家应当向他们提供比在农村时更好的教育条件和卫牛保健。
当然，除了学校和医疗所之外，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必然涉及到大量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住房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尽管日前的住房能够满足中国当前的城市人口所需，但必须考虑到最低住房标准。农民务工者可能难以承受这种最低住房标准，并因此不得不寻求补贴或居住在城郊的简陋棚屋中，这种情况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大同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