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低迷与繁荣并存
时间：2021-02-24 12:01: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上延续了中国新常态攻坚期的基本逻辑，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在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并呈现出一些新现象和新特征。
与其他年份不同的是，2015年在总体疲软的环境中各种结构指标出现深度调整，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票市场的泡沫、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同时并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奠定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7年出现稳定的反弹，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核心问题和新风险
2015年上半年，总体上处于趋势性的回落和周期性下滑的阶段，各类宏观总体指标下滑较为明显，并超越市场预期，大有开启新一轮萧条的迹象。与此同时，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使低迷中存在繁荣，萧条还有泡沫；转型中存在新的生机和新的动力，回落中触底迹象开始出现。
中国经济新特征和新表象同时蕴含着大量新的问题和风险。这些风险除了我们在2014年4季度报告中提出的“服务业景气变化”“企业绩效恶化”“就业质量下降”“债务风险上扬”“房地产周期调整”等风险和问题之外，2015年还有以下几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和风险。
1.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使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失速的风险，部分区域和部分行业超预期的塌陷导致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步入新的阶段，未来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问题的恶化随时可能触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
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值得警示性的风险在于：（1）名义GDP增速仅为5.6%；（2）GDP平减指数持续两个季度为负；（3）包括东三省在内的局部区域名义GDP增速为负，财政增速为负；（4）包括钢铁在内的部分行业大面积亏损。
名义GDP增速高达2.6个百分点的快速回落意味着中国经济形势已经发生质变，经济运行已经偏离了过去的轨迹。考虑中国结构性分化等因素，这种GDP名义增速也必然意味着局部区域和行业的崩溃。
导致这种超预期状况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中国新常态的理解还流于表象，使很多战略和政策定位出现系统性的偏误。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过于将经济下滑的因素归结到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中长期趋势性因素之上，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潜在增速下滑的产物。因此在政策定位上过分采取自然主义，认为只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将会自然地向一个先验的潜在水平逼近，自然地由高速增长回归到中高速。
第二，低估了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冲击，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政治版图的重构和社会改革的重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从而高估了传统框架中的各类政策工具的效果。
第三，低估了中国在大转型中的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平均用力反而导致宏观经济在结构性和区域性张力之中出现整体性问题，局部坍陷又带来强烈的“连带效应”。宏观管理中的短板决定的“木桶效应”在目前已经强烈出现。
第四，过度强调了中国新常态的中国特色，把很多问题简单归结到中国的一些特色性因素之上，例如人口问题、信贷问题、阶段问题等因素之上。但事实上从全球视野看，很多中国变化都是世界变化的一部分，都与世界变化存在一致性。这种认识就很可能忽视世界经济周期、技术周期、债务周期以及不平衡等结构问题调整的规律，一味强调中国特色，导致很多调整南辕北辙。
2.过快的债务增长以及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的问题在2015年开始与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相叠加，导致“通缩与高债务效应”出现，局部风险恶化和蔓延的程度可能随时加剧，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内生性紧缩效应也将更为严重。
按照我們的估算，中国总体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153%持续上升，到2013年达到231%，预计到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达到242%和252%。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并非政府的债务率水平过快的增长，而是企业债务率增长过猛，已大大超过90%的警戒线。2008年企业债务率为96%，而到2013年就达到了157%，提升了61个百分点，估计到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达到169%和179%，这导致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成本负担在2015年将大幅度上扬。假定2015年各类借款的加权利率为7%，那么企业利息支付将占GDP的12%左右，而政府将达到3%左右。
3.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异导致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的传递机制发生变异，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失灵问题十分严重。
传统经济政策通过产业政策、投资闸门、信贷闸门、土地闸门以及财政政策等措施来调控宏观经济，效果比较明显。但自2014年以来这些政策调控的效果却并不明显。这一方面与投资和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宏观环境、政治经济生态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失灵。
第一，由于地方政府以及职能部门的庸政、懒政现象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的衔接期等因素，2015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积极，紧缩效应十分明显。第二，由于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以及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导致当前定位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稳健，货币条件指数紧缩，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大幅度下降，货币政策明显偏紧。第三，由于财政紧缩、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以及投资收益下滑等原因，传统项目投资产生的刺激效率大幅度下降。传统政商关系的恶化和变异，政府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利益共同体被打破，新的合作关系和信任关系又没有构建起来，导致政府资本难以大规模启动民间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