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的洋灰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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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工业巨子周学熙传》
姚抗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年出版
周学熙一生创办或接办数十家企业，其中以北洋银元局、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纺织公司最为著名。像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作为实业开始一样，周的实业生涯从启新洋灰公司开始。
1906年7月7日，中国第一个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内鞭炮大作，矿师李希明和总技师汉德昆思簇拥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来到主席台前，随即中年男子站定，大声宣布：“从即日起，唐山细棉土厂正式由中国人收回自办了。”
尽管许多人早已知道了这个消息，但还是忍不住欢呼起来，他们打开早已准备的酒坛，庆祝这一盛事，然而中年男子顾不上欢庆，立即和李希明及汉德昆思查看了机器，清点资产，准备早点开工。
这男子便是唐山细棉土厂新任总理周学熙，后人口中的“南张北周”之“北周”。
提起晚清和民国早年的中国实业界，不得不提及二位“四”先生，说的就是“南张北周”， “南张”指的是晚清状元张謇，甲午海战后，江苏南通人张謇辞官创办实业，从大生纱厂开始，连续创办了上百家企业，一时成为中国南方实业界的翘首；而近乎同时，在中国北方，周学熙开始涉足实业，而后成为执中国北方实业界之牛耳的领袖。由于张和周都排行老四，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南张北周，二位‘四’先生。”
与张謇家世代务农不同，周学熙的家庭为官宦之家，其父周馥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部下，官至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然而在周68岁时对其一生的总结“余生平以持余荫，享安逸，无益于世为可耻”中可以看出，周最以靠祖上钱财过活为耻，贪图安逸，无益世人，是周所不允许的。
因此，自周学熙考中秀才、举人之后，他在36岁那年开始创办企业。周一生创办或接办数十家企业，其中以北洋银元局、启新洋灰公司（即唐山细棉土厂）、滦州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纺织公司最为著名。
像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作为实业开始一样，周的实业生涯从启新洋灰公司开始。也就是说，唐山细棉土厂的回归，正是周学熙开办实业的第一个里程碑。
重办启新
所谓的细棉土，就是英文cement的中文译名，也叫洋灰，即现在的水泥，所以，细棉土厂实际上就是水泥厂。然而，民国时期的水泥如同现在的稀土材料一样，十分珍贵。洋务运动后期，水泥在建立工厂、修筑铁路中用量很大，因此，在1889年开始办理的中国第一个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几经周转，最终落入英国人手中经营。
1890年，细心的周学熙发现，细棉土厂的产权实属中国政府，于是在周的努力下，也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现在工厂终于重新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然而让周学熙始料未及的是虽然厂房、地亩、机器和家具俱在，但旧厂原来的股本早已亏损殆尽，工厂的大部分机器早该淘汰。根据周学熙的调查，销路不成问题（当时全国正在大规模修筑铁路、港口）；此外，据昆思的探测，水泥厂的生产原料在唐山非常充足，现在，只要开足马力生产即可。只是设备老化实在严重，产量对于需求，无疑于杯水车薪，如何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才是重中之重。
周学熙成竹在胸。早在两个月前的5月3日，他就曾将做过的详细核算当面报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世凯立即照准。这次实地考察后，周学熙吸取以往官办失败的教训，马上上奏袁世凯，要求商办，称“比因老厂机器腐旧，亟须扩充新厂”，“当日原集旧股，早经亏赔尽净，所有一切旧欠，均不与新公司相干，惟老厂旧机，目前虽未遽停，然业经腐败，毋庸计价。其房屋、地亩即照原置价值，除历年折旧从实估计，均由新公司拨款付还淮军银钱所妥存，转给旧东，以清胶葛”。
袁世凯完全照准，周学熙以较小的成本购得工厂全部财产，并将其改名启新洋灰公司（下称启新公司），表示与过去区别，商标也有原来的“狮子”换为“龙马负太极图”，后称“马”牌。
“最牛”股东
1906年，时局动荡，长期借款很是罕见，况且当时年息都在8厘以上，因此，想要启新洋灰公司改为商办实属不易。而周学熙利用了他北洋银元局主持的身份，取得袁世凯的同意后，由天津银号局出钱垫办。启新公司资本总额定位100万元，其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各50万元，时称“坐本”和“行本”。这100万元全部由天津官银号提供，固定资本用定期放款的方式提供，期限10年，年息5厘，前三年只还利息，不还本钱，10年后，本息还清。
这种特惠条件，一般企业哪里做得到？而对周学熙而言，这几乎是将钱从右手交到左手。
这年11月，启新洋灰公司开始运营，事情果如周学熙和李希明所料，洋灰获利颇丰，企业的信誉度和周学熙的影响力大幅提高。
更喜之处还不止于此，启新公司此次为招新股，周学熙制定的“启新创办章程”规定：“凡本国人民，均可入股；无论官、绅、商、庶，入股者均一律享有股东之权利。”但当时情形却是“民穷财尽，募股甚难”。
对此，周学熙开出优惠条件，“其入股在先之一万股，按十分之一，另给优先股，计一千股，以示提倡，均作为新公司的股份”。同时他大胆允诺优先股、正股均给官利长年8厘。这也就诞生了启新公司的一批“最牛”股东。
袁世凯在启新公司股东中不列明，而由其私人账房管家王筱汀和姻亲张镇芳出面。王筱汀，二品顶戴，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是拜把子的弟兄。张镇芳，曾任长芦盐运使，署理过直隶总督，后任河南都督。
启新公司头号股东卢木斋，历任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地知县；二号股东李颂臣，安徽籍天津大盐商，是周氏的老乡和朋友，有雄厚资财。另外还有两个主要股东兼周学熙的左膀右臂：李希明，二品衔，山东补用道，帮助周氏家族收回和创办启新公司、创办滦矿，启新董事兼工厂经理；陈一甫，三品衔，江苏候补道，农工商部议员，启新公司董事兼经理。其中，周学熙、袁世凯、李颂臣、卢木斋四大户，在启新公司最初的资本总额100万元中约占三四十万元。
启新公司的其他董事股东中较有代表性的为孙多森，启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协理，二品顶戴，曾任农工商部商务议员，直隶候补道，1909年任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总办，民国时一度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另段祺瑞、曹汝霖、熊希龄等也是与周学熙主持的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启新公司的主要股东在晚清或为道员、盐运使等实缺官员，或为捐有职衔的候补官员，可谓“顶戴花翎，比比皆是”。启新公司的股东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股东，一些干股自然少不了。
无伦生意
官务大臣们的入股即形成对启新公司的庇护，在燃料、运输、税收、客户、行业竞争等方面，启新公司都得到了特殊关照。公司创办之初，煤是水泥最重要原料，被视为命脉，启新公司最初购用开平之煤，英商故意抬价居奇，使煤的成本过高，启新公司不堪重负。周学熙遂请袁世凯设立了滦州煤矿，任启新公司的股东孙多森为协办，订立启新公司与开滦煤矿的互助合同，规定“滦矿售煤与洋灰公司，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为了确保与滦矿的交易不随人事变动而发生人为变更，除了续订合同外，启新公司还通过购用滦矿公司矿股的办法以“保固我公司永远用煤不致失败”，从而保证了启新公司可以长年使用廉价的燃料，大大降低了成本。
燃料之外的问题还有运输。对启新公司而言，水泥远途运销，运费负担极重，启新公司成立当年，周氏家族即借用袁世凯的权力与轮船招商局签订合同，规定：“招商轮船载运洋灰公司货物”，均“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启新公司与各铁路局所订水泥专销合同内，也都列有类似的条款，国内各铁路局与启新公司达成购运“互惠合同”，水泥按六、七折收运费的特殊优待，启新公司也“将灰价特别核减以相酬报”。这样一来，启新公司的水泥不仅能很方便快捷地运到目的地，而且运费低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