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西安事变 [黎天才:西安事变中不可忽视的人物]
时间：2020-08-16 07:24: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身边有一位叫黎天才的人,此人曾十分引人注目,但如今却似乎已被淡忘。其实,在张学良的智囊幕僚中,黎天才一直以其冷静的头脑和过人的才干为张学良所倚重。黎天才在西安事变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新中国成立后黎天才曾以汉奸罪被捕入狱,人们往往对其避而不谈。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黎天才的史料得以更多更详地公开,人们才得以了解一个真实的黎天才。
从中共要员到张学良的心腹
黎天才,山东蓬莱人,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黎天才很早就投身社会运动,与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二七”大罢工爆发时,李曾参加罗章龙、史文彬等领导的北方区委组织的声援罢工的大游行,黎天才任游行副总指挥。此后,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五四时的风云人物高君宇、何孟雄。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黎天才主要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与工运,并参加过学运、军运等,逐步显示出工作能力。1926年起负责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李大钊避难苏联使馆期间,与外界的联系就倚靠黎天才奔走。其间,他还代理李大钊所兼任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黎天才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在北京大学文科旁听时就“为人有才干”。他的才华学识也很受张作霖的重视,所以当他有一次被捕出狱后,就被留在东北军中做事。张学良继其父任后,黎天才更加得到信任,逐步成为少帅倚重的心腹。
1933年,张学良从海外归来,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他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做法日益不满。刚驻武汉,张学良就急召黎天才赴武汉组织机要处,吴雨铭、李希逸等也陆续赶来参与,逐渐成为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智囊人物。
这里提到的吴雨铭是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吴经黎天才推荐到张学良身边。吴雨铭常常向张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国内工农革命的实践经验。罗章龙本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吴雨铭讲解时,又经常提到罗章龙的名字,因此,罗章龙这个人也就深深印在张学良的脑海中。
1935年,红军经万里长征进入西北,蒋介石窥见红军有立足陕北的可能,有意要移张学良部去对付红军,拟任命张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一度犹豫不决,不想受命。黎天才主张他接受此令,理由是:“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同时也可接近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装,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黎天才受张学良的倚重,史家称可与郭松龄相比,同为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助手。蒋介石也视黎天才非同一般,不止一次单独召见他,曾直接委任黎为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副处长,黎天才的“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一职,也是蒋氏所授,可见他十分明白黎天才的分量。
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黎天才改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他牢牢控制住了政训处,出色地应付与防备了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监控与渗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当面戏语戴笠,说他的特务系统对如此大事竟毫无察觉。张学良虽未点破这是谁的功劳,而心知肚明的戴笠,早默默地给黎天才记下了一笔账。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授意黎天才,要他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黎天才推荐了罗章龙。此前张学良曾专程往开封,去过河南大学,秘密造访在那里任教的罗章龙。以后黎天才、吴雨铭又安排了罗、张在西安秘密会晤。
安排了张学良同罗章龙的秘密会晤
罗章龙是中共创建人之一,长期领导工运。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出党后,领衔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在南方和北方的组织遭破坏后,罗章龙转入教坛任职。新中国成立前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等校任教,晚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为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在北京逝世。
罗章龙在1933年曾被当局逮捕,经蔡元培营救出狱,当时国民党要人多次邀其到南京政府供职,都被谢绝。罗章龙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河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期间,张学良曾亲往开封拜访过他。这便是黎天才、吴雨铭等牵线搭桥的结果。
张学良去开封,当时的报纸有过记载。南京1936年4月25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开封24日电:“行营主任张学良二十三日上午由汉飞抵汴,即于午后检军,并参观河南大学,二十四日晨九时离汴飞西安。”张学良去河南大学,校史上没有记载,其实是去拜访了罗章龙。
张学良再次会晤罗章龙,在罗章龙的回忆录中,是他赴西安期间。1936年春,张学良让黎天才请“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是暗示要黎接罗章龙来西安,参与东北军的政治工作。经过黎天才的安排,1936年4月,罗章龙借带领学生去西安实习之机,与张学良见了面。这年秋天,又经吴雨铭的联络,罗章龙再次秘密访问西安,时间大约在旧历七月间。罗章龙这次秘密赴西安,距上一次携学生来西安的时间并不久,但西安形势已渐趋紧张,张学良及东北军、还有西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张与罗为什么选此时会晤,会晤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史料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当事人也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回忆。
1936年,东北大学工学院已迁西安,其余各院仍留驻北平。作为校长的张学良,对东大校址安排及办学方针是有考虑的。他谋划筹建西北抗日基地的想法已渐成熟,按“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的计划,就是要使东北大学工学院成为培养基层军政干部的基地,以改造东北军,增强部队战斗力。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不仅远赴上海邀请杜重远出掌东北大学,且有意延揽四方人才。通过黎天才、吴雨铭邀请罗章龙来西安的东北大学工学院讲学,共作图谋,当然也是张学良的希望了。据罗章龙遗稿记载,张学良曾派其秘书吴雨铭,以西安方面代表的身份,频频与他接触,请罗在东北大学讲演,并正式送上聘书。罗章龙也接受了邀请,言商得河南大学工学院同意,准备秋后来“共起炉灶”。只因罗一度卧病不起,旋即西安形势骤变,“兵谏”事变爆发,罗未能成行,张、罗也从此永隔了。
1936年间,西北局势日紧,其间,吴雨铭、李希逸几次来往于西安与开封,与罗章龙设计磋商,又经西安军中众人共议,曾初步拟定了一个建议和实行方案,就是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中所称的“两项计划”,内容为:
第一步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这个设计中所说的“兵变”,并非指后来发生的“双十二事变”的“捉蒋”行动,也不单是通常意义上的拥兵自重,它同时还包括建设西北为坚实的抗日根据地,挽救危亡,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实上述“两项计划”确如罗章龙回忆写成的这些文字,另外,这一方案又是由何人上达张学良的,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求实。但据现搜集到的资料分析,尚可寻到一些佐证:
1936年4月9日夜间,张学良曾在陕北肤施(延安)秘密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在随后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会谈的情况时说,张学良防蒋已深,但尚无迹象反蒋。张当时曾坦率表明“现在反蒋做不到,但蒋如降日,他(指张学良)决离开他”。
但时隔仅半月,情况则大不一样了。参加肤施密谈的刘鼎会见结束后即回中共中央所在地,当他以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身份返回洛川张副总司令行辕时,张学良立刻表明了自己与肤施会谈时不同的态度。刘鼎闻之大奇,第二天(4月27日)即以隐语方式写信给中央详细报告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同时,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朱理治,负责中央联络局机要电台的曾希圣,也分别向中央发出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全部围绕张学良的大幅转变:决心反蒋,预备以11月为变化期。短短几天内如此频传的情报,如此相似的内容,完全出乎中共的意料。
事情已很清楚:刘鼎等向中央报告的张学良“实在可爱”的计划,与罗章龙等计策的“两项计划”十分相近。此时,罗章龙、黎天才等的方案,即使还没有达到推动决策人物投入具体实施的程度,但已经有了大致的设计蓝图。所以,不可忽视罗章龙1936年春天那一次进入西安的活动,与张学良惊人变化之间有着联系。
事实上,如前所述,“两项计划”的“兵变方案”不是指年底“双十二事变”的捉蒋计划。史学界共同认定的事实是: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并告知中共方面,让处境十分艰难、准备二次长征的红军,再坚持一到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可是,紧接着西安形势发生急变,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进剿,并作出调换将帅的部署,诸多因素迫使张学良在12月上旬下定决心,并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行动。这一变化是“两项计划”的谋士们在作如此策划时,绝对没有想到的。黎天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即刻安排夫人回山东“探亲”,也是让她悄悄给罗章龙送去消息,以避免盲动和不必要的自我暴露。随着“兵谏”形势的进展,直至12月25日张学良决意送蒋回南京并被软禁,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罗章龙、黎天才这批原想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蓄势待发、殚精竭虑希望做好一篇大文章的“前共产党人”们,只好悄然画上一个无奈的句号。
与蒋介石面对面过招并起草《张杨通电》
罗章龙再访西安与张学良会晤之时,古城西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蒋介石多次严斥张、杨“围剿不力”,拒绝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时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马绍周等人的“艳晚”之事,张学良大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直接把矛头指向自己了,决心要杀几个省党部的特务,要黎天才就此表态。黎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了利害关系,反对鲁莽行为。他对张学良说,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而起义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特务也无妨;若尚无下一步计划,只为痛快,那只能给人以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学良听了他的劝告,收回成命,并按黎天才的建议,低调处理,平息了这次纠纷。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一年后,他以“剿总”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到来,并随同带来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切都显示蒋此来目的非小,决心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面临如此险峻的形势,轮番向蒋陈述利害,决心抗日,仍然受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以避寿为名去洛阳,实则调集嫡系重兵分布西安周边。其间,张学良仍多次赴洛,不泯诤谏之心,面蒋时一再陈述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主张,遭到蒋的严斥后,决心改取“兵谏”之策。从洛阳回西安后,张学良向杨虎城交底,分头调兵遣将,只待蒋介石再来西安,实施“兵谏”逼蒋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果然乘专车来西安,住在临潼。住临潼本不是蒋行程中的安排,而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张学良在洛阳见蒋时,双方发生多次争吵,蒋对张学良已不再信任了。他此次来西安,不仅带来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而且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西移,眼看在西北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
11日下午,蒋介石忽然提出要见黎天才。黎天才和张学良商量后,于傍晚赶往临潼见蒋。蒋介石早在黎天才为奉系服务的时候,对他的才华便很赏识,曾多次称黎天才是自己的学生。
这次在临潼面见时,蒋便单刀直入地问他:“你知道张副总司令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天才不露声色地回答:“张副总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的情绪反应……张副总司令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进步了。”蒋愤怒地反问:“进步了,进步的意义何解?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这叫进步吗?”蒋还指斥西安有许多共产党的宣传品和刊物,可以自由发行,他气愤地质问:“西安管制宣传品检查邮电的是何人负责?”黎天才直告是由自己负责,蒋更为恼火,面红耳赤地斥责:“你在替谁负责?你负什么责?”蒋介石还拿出一份由手下特务提供给他的所谓“反动分子”的名单,要黎天才回答对这些人该如何处理。黎天才看了名单,断然否认他们是共产党,提出可以把他们送出国去读几年书。蒋听了大为光火,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坦然陈词:“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形势与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就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性的应战计划。我看到飞机场上停着那么多的飞机,我认为都应该开到绥东前线……”蒋介石听了这番回答,按捺不住地咆哮起来:“你的说法,同张汉卿前天同我说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
蒋介石与黎天才这次长达一个半小时谈话,蒋介石后来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也有记载,可见蒋也十分清楚黎天才和张学良的不一般关系。
11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刚返回家,即接到张学良电话,要他赶快来。黎到张那里,已是晚上10点多。张学良一见黎天才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现在我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张学良决定在12日凌晨发动“兵谏”,他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定于3时多要发出对全国及各地方当局的通电,其中应清楚写明几项行动纲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黎天才立即起草。黎长期考虑“处处照顾到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接受张学良布置的任务后,可谓成竹在胸,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完成通电草稿,后随张学良赶往新城大楼(杨虎城军驻地),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商定,仍由黎天才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张杨通电》,提出了西安事变的救国八项主张。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将《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由黎天才主管。黎天才作为掌管宣传舆论的负责人,将西安事变之真相及《通电八项主张》宣告于世界各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西安事变
以后的黎天才
张学良决心放蒋并亲自护送回南京之举,事前是与黎天才商量过的。虽然黎天才也曾反对张亲自送蒋,但了解张的苦衷及决心之后,还是细心周密地配合了张的行动。
张学良到达南京的第二天,曾发给杨虎城、黎天才各一电。给黎的电文是:“天才兄可勿离陕,切实统制幼稚言论。”可见张在离开西安时确曾与随从有过交代,而其中当然主要是黎天才了。张学良到南京后即被软禁,数日不归,真相不明,西安方面非常焦急。延至12月29日,黎天才拟代表西安三方赴南京探视,便电告张学良,很快黎天才就收到张的回电,暗示南京形势险恶,反对黎等前往。因电码用的张、黎所约之密码,黎断定此时张还没有失去自由,便于30日与李金洲、鲍文樾飞往南京。
黎天才等赴南京时,随身带着杨虎城、周恩来、赵四小姐以及东北军将士给张学良的信。下午,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戴笠派人将黎天才接到戴公馆,其他人则安排到别的地方。此时黎天才感到情况有异,嘱咐李金洲把部分行李和文件带走,自己到戴公馆等候见戴笠。见面时戴告诉他张学良已受军法审判,黎不能见他。随后,黎也被软禁在戴公馆。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发表之后,黎天才更是被严加管束。他曾两次上书,请求去溪口与张学良同处,恰逢戴笠不在南京,信被郑介民扣下。郑劝他不要作此举:如果真把你送到溪口,那你只有随着张先生的命运去了。
“七七”事变后,黎天才在软禁中肾病发作,被送入中央医院治疗,出院不久即去了上海,此时软禁才名存实消。全面抗战开始后,戴笠曾拟聘黎为政治总教官诱其入伙,黎坚辞不就。上海沦陷后,戴笠要黎撤往后方,他严词拒绝说:“我顶天立地做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做汉奸。我什么时候做汉奸,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此后,黎天才依然与方方面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独与汪伪政权没有干系。
黎天才困居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远离政治,对旧友故交都疏而远之。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重新介入社会活动,帮人做一点生意。1948年秋,他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在国民党上海交警局系统内,伺机进行策反。1949年春天,为迎接上海解放,他又配合中共做工作。上海一解放,他曾协助市政当局在保证水、电正常供应和保存档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后数年间,他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政府,提供线索,清捕隐藏的敌特分子。他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担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以汉奸罪名被政府逮捕入狱,实际是受潘汉年案的株连。1958年被判为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逝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了对黎天才的原判,予以平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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