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野下的食品安全与大众传媒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时间：2020-08-06 08:03: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以食品安全问题为切入点,分析大众传媒食品安全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社会、公众风险共识的建构、认知和化解应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风险社会 食品安全 大众传媒
一、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全球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国内而言,不断有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如“苏丹红事件”“金华毒火腿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令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产生焦虑。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影响整个社会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不禁令我们反思,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为何反而需要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感到担忧呢?科技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着矛盾。科技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概念,是对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的一种回应。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化,世界正处在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类社会今天所面临的风险已经和以前的以自然灾害为主的外部风险截然不同,我们所面临的是由于人类自身技术、能力、知识进步和发展对自然界影响所带来的人为风险。就食品安全问题而言,现代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农牧业生产,如农业生产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给家禽、奶牛注射一些抗生素和催产剂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已经严重威胁食品安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大众传媒对社会负有守望和监视的责任,也扮演维护公众利益的角色。大众传媒将风险信息传递给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就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而言,大众传媒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督上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食品安全新闻报道与议题的风险性、争议性
一般来说,新闻媒体的食品安全报道应该基于公众的利益,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体现,是督促食品生产企业、弥补监管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其新闻报道和议题往往也带有争议性。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甘肃、湖北的媒体都曾报道过,但都没有直接指明是哪个品牌,而是以“某企业”来代替,这种模糊的表达手法也往往成为媒体记者在报道食品安全时的一个报道框架。这背后有着媒体及记者规避风险的动机。富士康状告《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等类似事件给媒体记者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正如第一个点出“三鹿奶粉”名字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所说:“我知道我的报道出来后,三鹿肯定要找上门来。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汹汹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果然,第二天我去办公室,就接到他们的电话。”①
商业利益的渗入也是一个原因。市场化、商业化的逻辑或多或少地主导着媒体的新闻生产,尤其是在食品安全这样的舆论监督领域。一些广告客户通过在媒体上投放广告来规避监督,同时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来制造有利于自身的议程,也可以用各种手段消除不利于自身的潜在议程。在媒体机构内部,食品安全报道往往被视为吃力不讨好的报道领域。辛苦采访和调查得来的稿件,要么被出于各种风险担忧的编辑、领导直接“毙掉”,要么被监督企业的一个大额广告单或权力关系让报道撤掉。即便是被报道出去,需要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同时,一些出现问题的食品生产企业给媒体记者“封口费”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也使得整个社会对大众传媒这个社会的守望者能否坚守其职责产生了疑惑。
三、食品安全报道固有框架与存在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风险、危机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就如人们判断一个食品是健康的还是有害的,都是基于当前整个社会的认知、价值和判断能力上的。一些人为食品安全问题担忧,而另一些人则在为生存问题而困扰。如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其实这个名称就暗示人们,在现代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有残留是必然的事情,只是看它有没有超过权威部门和专家设定的安全界限,然而这个安全界限的标准也是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和判断,一直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不确定性显得尤为明显。
现代大众传媒是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规避社会风险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媒体发挥作用的同时,很可能会成为新的风险“制造者”。例如2005年6月某地发生小学生集体疫苗反应,媒体由“问题疫苗”到“夺命疫苗”判断的转变,最终被“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事实真相所否定。在特定的风险情境下,新闻报道和关注变成一种暗示或预言,媒体在“心魔”与“病魔”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②因此今天的风险,是一个公共风险,是基于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具备公共性的社会建构过程,媒体在这样一个社会建构过程中无疑掌握着强势的话语权,扮演着诠释者角色。
当风险出现时,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越多,公众和社会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就越强。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媒体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就笔者的观察和了解,媒体机构一般将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归口于社会新闻部门,社会新闻部门一般都是以天为周期且要报道的社会事件太多、太杂,记者往往由于精力、时间有限,关注这方面的新闻题材有限。而且在目前的媒体生产机制下,一个记者往往要涉及多个不同领域,其中一些领域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对于一些专业性问题的理解和报道,往往会出现较大误差。我国目前大多数媒体的记者、编辑都是文科出身,具有一些专业的理工知识的人并不多。而且媒体很少会聘请一些科技顾问之类的专家来协助和审查报道内容,难免会对一些很专业的技术领域不熟悉甚至是误解,造成新闻报道的不当,使得风险描述转化为一种危险描述,人为制造出一些社会恐慌,带给人们超额的焦虑。如当科研人员发现日常广泛使用的一种食品原料可能会致癌时,媒体在报道中往往会直接得出“某某东西致癌”的结论,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原料的致癌几率、在摄取量多大情况下可能致癌,或许这种物质对生命的危害比吸一口汽车尾气还小。但是在媒体的诠释下,呈现给公众的是这个物质是高度危险的。无形中,风险通过媒体传达给公众。再如,我们经常在媒体的报道和广告中,看到“本品绝不含食品添加剂”、“本品不含任何化学物质”等类似的叙述,其实这是一种不规范、不科学的表述。
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中往往陷入一个固有的模式和框架。每当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以后,媒体往往扮演着问责者的姿态,极力去挖掘背后的真相和原因。此类的报道模式和框架对于风险社会来说,是不妥当的。贝克说道:“无论是那时还是今天,我们都绝对不能把风险完全理解为自然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和统计学上的联系”,因为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知识并不能解决问题。原因是更多的知识甚至导致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以及定义这种因果关系和责任的文化具有多样性。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在风险社会,要想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关联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媒体在履行舆论监督责任的同时,少作过于绝对的价值判断,更忌借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炒作。如某地一家媒体报道一个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其他各地媒体都会迅速将这个报道议题本地化,并加以大量、连续的报道。在这些短暂而集中的新闻报道中,公众被媒体从对风险的完全无知转换成对风险的高度恐慌和焦虑,甚至会出现对风险的爆发式恐慌。
这里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专家和媒体并非全能,政府的监管机制并非完美,一些生产企业还处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之外。在对风险的认知和了解中,不同背景的公众存在着“知识鸿沟”。
四、结语
风险的广泛存在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现代性的内在品性。“人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这些风险并不是什么人刻意选择的。”③人类在积累技术和知识的同时,又因这些技术和知识带来风险,人类需要对技术和知识的发展思维和逻辑进行深刻的反思。人类过多地将科技看成一种“工具性”,注重其实用性,对科技的发展缺乏道德的、人文的关注。缺乏人文价值约束的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也就是来自人类自己制造的各种风险,尤其是当人类在对自然界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或以某种知识体系对自然界进行社会化时,风险已经令人生畏地隐藏着了。”④
食品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并非处于绝对被动地位,也不应当抱有消极态度。绝对的安全很难确定,但是相对的安全是可以达到的。对于食品安全,乃至整个社会风险的预警与化解,媒体所能做的不应当是停留于单个事件的简单报道上,也不应是对事件的简单诠释和问责,更重要的是促进整个社会对风险社会的认知与预警意识。无知往往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容易造成行动的盲目性。同时媒体要促进通过公开的讨论、沟通来对社会风险问题产生原因进行反思与批判,这种讨论、沟通、反思与批判,应当是建立在公开、透明、不同立场和利益基础之上的,通过整个社会的沟通与协商来认知和面对风险。这对于风险的化解、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个体生存的关怀无疑是有益的。■
注释
①百度人物,简光洲:最先点明“三鹿奶粉”的记者[N/OL].[2008-9-26].http://renwu.省略
②郭小平,论食品风险报道的价值悖谬,[A]全民科学素质与社会发展――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2006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5
④许斗斗,《技术知识与风险社会》[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9):34-37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 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陈绚,谈新闻悖论[J].国际新闻界,2005(01):54
[5]郭小平,论食品风险报道的价值悖谬,[A].全民科学素质与社会发展――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2006
[6]周桂田,在地化风险之实践与理论缺口――迟滞型高科技风险社会 [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2第45期:89-122
[7]陈岳芬,风险社会的文化特征与媒体功能之实现,[J]太平洋学报,2007(9):73-80.
(作者:李小军,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7级研究生;童晓玲,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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