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次矛盾 浅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
时间：2020-07-14 07:21: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投资速度增长过快，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货币流动性过剩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深层次主要问题。我国经济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方式弊端严重并且难以为继。为此，我们必须首先转变宏观调控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运用经济与行政手段，注意短期与长期体制改革的结合配套来化解深层次的矛盾。
关键词：又好又快；经济增长；投资拉动；内需主导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2007年是我国经济充满变化与挑战的一年，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思路的改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下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将过去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转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从早年的多快好省到“又快又好”，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又好又快”，两个字顺序的变化，实际反映出我国经济将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只有实现了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解决了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我国经济才能驶入“又好又快”的健康持续发展轨道。
一、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主要表现
投资速度增长过快，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和货币流动性过剩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主要深层次矛盾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从表现形式上，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推动，但从本质上讲，三个问题只有一个根源，即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奉行的低成本要素投入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对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控制；二是国内企业对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模仿和学习。在低成本要素的支持下，通过对外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我国取得了近三十年（28年）以来平均GDP增长速度高达9.6%的增长“神话”，但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正在凸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际收支失衡。在开放的条件下，由于国内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偏低，我国已成为世界产品加工基地，由此导致出口长期大于进口，国际收支失衡。据海关总署资料显示，2006年前11个月我国实现贸易顺差1570亿美元，超过2005年全年1，019亿美元的水平，同比增加660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同时，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净额123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仅占全球的0.59%，明显低于我国GDP占全球4.4%，贸易占6.5%的比重。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导致近年来贸易摩擦频发；国际收支大幅顺差不但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外汇占款也使央行不得不投放基础货币，造成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多。国内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垂直分工的低端，货物出口的55%是加工贸易，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的90%左右来自加工贸易。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装备主要依靠进口，制造业对外来技术的依存度在50%以上。我国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70%，美国经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会影响中国出口下滑6个百分点。
第二，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当前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投资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特定的历史阶段，如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期，需要高投资，但这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其次，从投资供给角度看，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把土地出让金的70%划拨给了地方，之后“经营城市”的口号和做法“蔚然成风”，“经营城市”的实质是“经营土地”，这些土地不但被低成本的投入政府公共建设，而且被低价出让给企业。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要素的低成本投入，通过投资快速驱动经济增长。此外，由于近年来外贸顺差的不断攀升，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资金实际利率从而资金运用成本偏低也是推动整体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由于人为压低了要素价格，要素所有者（主要是劳动力和失地农民）的收入水平偏低，导致要素所有者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低工资，土地被低价征用，资金被低成本使用，其结果是投资的收益和利润不能转化为大众收入，大众消费一直启动不起来。数据显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6年前三季度的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消费和投资比例失衡态势继续扩大，与投资贡献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7%，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在加剧，而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高是制约消费的一个关键因素。
巨额的投资收益没有进入分配领域，而是在高投资利润的诱惑下直接进入扩大再生产。上下游投资之间的拉动只能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逻辑，这种增长方式会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水平。
第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很难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问题。如果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央政府间和地方政府间关系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一个相对“软化”的产权制度环境中，所谓的集权与分权，实际上只是决定了谁（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有权力来配置本应由市场自发配置的那部分资源；而所谓的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只能是加剧了对“公地”资源的攫取和滥用。因此，必须首先“硬化”产权制度环境，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然后再来规范政府间关系，这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制度性前提条件。
第五，经济增长方式很难从由物质和资金投入型向技术和人力资源创新型转变。在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过度投入这些资源。例如煤炭企业在社会成本没有被列入生产成本的时候，作为煤炭生产者和煤炭使用者均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整个社会却为这种生产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外，在能源产品（主要指电和煤）的价格不能反映起真实正常需求水平的情况下，仅凭中央和地方政府签订节能责任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节能问题，因为过于便宜的东西最容易被滥用，只靠监督解决不了问题。
二、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在高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亟待提高，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49.8%，比2005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39.2%，降低了0.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消耗量大、污染排放多的第二产业，而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也在加剧。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亿，人口急剧老年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我国能源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对煤电油运和重要资源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价格大幅度上涨，一些重要资源性产品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我国重要能源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加剧。2006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8%，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完成这两个“硬指标”的压力显而易见。
三、对策与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是短期与长期并存，市场失灵与体制错位同在，这样，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不必要的震荡，就需注意短期政策与长期体制改革的结合与配套。
（一）行政手段仍必不可少。目前，宏观政策的调控对象不仅包括市场主体，而且包括各级地方政府。这种特点决定了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坚持以经济和法律的手段为主的同时，还将诉诸必要的行政手段。鉴于地方政府不规范行为并没有减少，在很多人不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而且很多项目的投资本身就是靠行政的力量在推进的，因此，本应逐步减少的行政手段2007年仍然将扮演重要角色。
（二）适时启动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调控仅靠控制商业银行放贷是不够的，还要采取适当措施从事贷款需求的合理解放，缓解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同时，可考虑强化利率引导，以加息作为抑制信贷、预防资产泡沫的辅助手段。
（三）创建和谐的税收体系。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和谐税收主要表现在：一是和谐的税收体系。调节公众资源的合理分配，积极应用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按照不同地区资源、能源、人才、科技、地域自然条件等状况，研究税收调节政策，进一步改进国民收入区域分配格局，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二是绿色的税收体系。要克服资源及能源浪费、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需要研究制定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包括调整完善废旧物资源税收政策，促进资源综合利用；调整完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调整完善资源税收政策，促进资源的节约、综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调整完善消费税收政策，促进消费结构的调整等。三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公共财政改革的框架下，既要保证中央政府行使职能，又要充分调动地方发展机会和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四是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要公平。
（四）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和作为经济社会管理者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其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政府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缺乏活力、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蔓延、地区封锁与市场分割严重、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长期存在，也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紧密相关。主要表现在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政事政企不分、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公务员选拔任用制度不完善等方面。因此，需要把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全力履行相关职责的责任政府；成为致力于为市场主体排忧解难和创造良好环境的服务政府；成为全面依法行政并受法律严格制约监督的法治政府。
（五）加快经济转型战略。即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随着全球经济失衡格局的加剧，日益积累的全球性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愈来愈大，如果未能未雨绸缪，将会对中国经济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故此，要拿出更多的公共产品用于刺激消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制止政府变相为企业投资担保的问题，消除投资膨胀的制度基础。
（六）改革和调整失衡的利益格局。深化改革是解决当前利益分配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利益共享的根本途径。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推进制度创新，调整发展政策，妥善解决目前突出的分配不公、行业垄断、权钱交易等发展难题，校正失衡的利益格局，解决利益格局失衡可能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公平，淡化和消除各种社会排斥，建立公正、开放、透明的竞争机制，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合理的分配。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利益共享，必须关注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大对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救济力度，为弱势群体搭建利益共享的平台，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突出问题。
此外，要采取切实措施，积极促进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把企业做强做大与做精做特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就业真正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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