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冲击波_冲击波

　　对于只知道7天局部天气变化的中国公民来说，发生在遥远哥本哈根的一场基于未来40年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谈判，似乎只能作为一部新的《安徒生童话》看待。但是，当众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挑灯夜战，亲自趴在谈判桌前为协议条文而争吵不休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并不是一个“好玩”的故事，它的冲击波才刚刚开始。气候谈判冲击之下，我们将面临从“信息时代”到智能“低碳时代”的经济转型，我们的治理也将需要更多的公开辩论和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被莫名其妙地裹挟入一场历史性游戏规则制定的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治理的谈判中，成为了聚光灯的焦点。中国在改变规则，规则也将改变中国。
　　2009年12月18日，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一些领导人晚间宣布，他们已达成了一份“有意义的协议”。在他们宣布这项胜利的时候，协议的文本事实上还在争得面红耳赤的192个国家代表谈判桌上。
　　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协议上签字。事实上，从当天深夜延续到第二天凌晨乃至上午的争论，使得他们免于了签字的麻烦。
　　在联合国全票通过的决策体制下，委内瑞拉等五国的否决使得前一天由美国和中国牵头的“哥本哈根协议”仅仅“被注意到”，而没有得到参会国的签署。持续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成了各国代表玩耍太极的场所；而超过110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会场呆了两到三天不过是为了发表一次与气候变化有关或者无关的演讲。
　　对于一贯关注国家大事的佟先生来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大会更像一部新的《安徒生童话》。 “挺热闹的啊，很好玩”，他向记者表示。和很多阴谋论者一样，在佟先生看来， “全球变暖”问题更像是一个西方世界长期筹备等着中国跳入的圈套。
　　
　　气候政治的阴谋与阳谋
　　
　　哥本哈根大会未开始就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闹哄哄的大集市。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之前，发生了一起被称为“气候门丑闻”的事件。2009年11月，英国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在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Anglia)的计算机网络服务器连遭“黑客”袭击，1000多封在过去10年往来于英国和美国气候变化高级研究人员间的电子邮件和3000多份文件被黑客们公开在互联网上。
　　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还被一些阴谋论者称为是一场“操纵”数据的“阴谋”，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
　　一些人依据泄露邮件内容指责气候研究中心采取“欺骗手段”，刻意向公众隐瞒部分不支持气温升高的数据。换句话说，人类活动影响气候这一说法，也许是谎言和欺骗!这一事件也在整个世界引起了争论，并被媒体称为“气候门”(climategate)。
　　“气候门”事件似乎给了气候变化怀疑者更多的论据，这让支持“阴谋论”说法的人感到非常兴奋。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说，这些电子邮件表明，全球变暖的威胁被夸大了，他希望国会展开调查。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副主席帕斯卡尔则反击称，黑客行为并非偶然，而是“被精密设计且带有政治目的”的。还有些人说得更详细，他们指控此次邮件泄露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俄罗斯安全部门。IPCC是联合国进行有关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在2007年发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报告内容成为哥本哈根大会讨论的科学基础。
　　西方媒体猜测，这可能是莫斯科为延迟谈判时间或为自己增加更多筹码所用的策略。此外，在大部分国土处于极北寒冷地带的俄罗斯科学界，很多人都对全球变暖表示质疑，一份调查数据表明，俄罗斯只有40％的人认为全球变暖是重要威胁。
　　为撇清自己与“气候门”的关系，俄联邦安全局公布了一些机密信息，利用这些信息调查者可以追踪邮件发送的轨迹。英国《星期日邮报》据此宣称，目前掌握的证据已让人有理由怀疑“受中国政府支持的中国黑客”才是这些敏感邮件的真正源头。中国网络安全专家则表示有点“不靠谱”，中国黑客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也许只有“年度世界黑客大会”里才有人知道答案。但是，和俄罗斯一样，“阴谋论”的思想在中国确实影响至深。
　　在记者对被一些国内媒体称为“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的威廉・恩道尔专访中，这位美国著名新闻调查记者把碳交易描述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控制工具”。他表示， “我和小布什有着唯一相同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全球气候变暖就像‘地球是平的’说法一样不可信。在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恩道尔依靠轮椅行走，在一个充斥着各种“阴谋论”的氛围中来到中国，并应邀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主要传媒进行巡回“宣讲”，以促使“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打破“美国的全方位主导战略”。
　　此前，中国媒体曾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中国加入WTO等问题的讨论上，把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些事件描述成一个“身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策划的“阴谋”实验过程。这种阴谋论的气氛在2007年和2008年达到了高潮。
　　当时，曾在美国房地产金融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工作过5年的作家宋鸿兵出版了两本畅销书《货币战争》(一)和《货币战争》(二)，认为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形成一小撮阴谋团体，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并把肇始于美国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描述为跨国金融寡头操纵的新一次“剪羊毛”阴谋，这使得充斥传媒和中国各相关机构的“阴谋论”气氛达到了顶峰。
　　对于美国两任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对于气候问题的不同态度，恩道尔解释说，早些年，如果美国同意签订《京都议定书》，就会影响美国国内工业的进展，增加工业成本。而此次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已经改变。现在美国是想通过用碳交易的方式来抑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事实上，推广这一机制的前副总统戈尔和洛克菲勒、高盛同属一个利益团体。”
　　由于曾经长期处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国国民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具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动的全球议程进行“阴谋论”解释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也积极利用这些“理论”并推波助澜，来为维持自身的特权利益注解，而由于教育失败导致民众辨别能力及公众知情权和社会辩论的缺失，导致了“阴谋论”具有了很强的公共解释力。于是，全球边缘性“阴谋论”在中国开始发扬光大。
　　“气候门”事件的爆发，距离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12月7日)还有一周时间，有人甚至猜测，“气候门”是否会对这次峰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各国气候变化专家 和谈判代表并未因“阴谋论”者而动摇，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忧也冲淡了对“气候门”的关注。他们在2009年12月7日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时怒批“气候门”事件，称全球变暖已是证据确凿，声讨这一事件策划者意在混淆公众视听。
　　2009年12月8日，IPCC在哥本哈根提前披露了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部分内容。报告认为，当前的气候变化形势比过去更为严峻。为了把全球升温控制在不对人类造成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影响的范围内，此前IPCC提出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在1990年基础上总体减排25％到40％的目标。
　　和很多阴谋论者认为发达国家通过气候变化议程来遏制中国发展不同的是，佟先生认为阴谋的关键不在于这里， “西方国家自己担负很大减排责任，而对我们的实质性减排要求很低，不可能是限制发展的目的”。佟先生表示，发达国家可能是通过气候问题改变全球市场游戏规则，在新的竞争体系中把中国继续锁定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低端， “让中国继续为发达国家打工，正如以前一样”。
　　这和气候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的部分看法比较接近。苏伟曾在撰文展望气候谈判前景时提道： “如果作为气候变化始作俑者的发达国家不采取切实的减排措施，大幅度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而是希望借应对气候变化谋取经济优势和竞争力，为其先进环保技术寻求国际市场，那么气候变化谈判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并可能对未来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主任邹骥教授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于气候变化和排放控制对于中国各方面的影响研究能力不足。无论排放问题对于气候变化影响，还是减排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减排的强度对于我们现代化进程和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以及减排进度与我国在相关核心技术的掌握情况不匹配所会带来的利益损失。这些都需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这样才能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而不是成为别人的“替罪羊”。
　　他举例说，2009年11月26日中国的减排目标刚一公布，美国外交委员会就很快发布了声明，说中国干得不够， “没有额外努力”，表现出很强的研究能力。“他们的研究引用了3个中国模型，其中只有人民大学的模型表明，在这样的减排幅度下中国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哥本哈根童话
　　
　　对于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绿色和平组织志愿者李木子而言，她以观察员身份全程参与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去关注阴谋和经济利益问题。“我们的任务是通过组织一些活动，以让各国领导人明白其责任”。
　　“这不光是政治的游戏，也不光是经济利益的纷争，这牵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利。我将见证的，或是一个人类拯救自己的伟大时刻，或是一段将被写入耻辱的历史。”李木子说。
　　李木子在大学期间就参与了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些项目，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企业工作，比较幸运的是，老板对于她参加环保公益活动还挺支持，即使有时候会影响到一些工作。这次她去哥本哈根全程参与，一去就是将近20天，老板也没说什么。
　　“为什么会对气候谈判有如此的兴趣，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一下子答不上来。”在校学习期间有一次她从联合国的官网上下载了巴厘岛会议的视频。那次会议确实是出人意料一波三折，就在最后一刻，当全世界各国都开始指责美国，当大会主席掩面哭泣，当图瓦卢代表声色俱厉地叫美国“get out of the way"’(滚出去)，“我感到体内一阵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也许那就是我此行的心理原因”。
　　2009年12月7日，被称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会议第15次会议(COPl5)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正式开幕。由于全球气候问题科学家们给予的最终时间表非常紧迫，这次大会被寄予很大期望。谈判的核心问题是2012～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和机制，确定各个国家减排多少，以及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方案。
　　气候科学家们表示全球必须停止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15～2020年间开始减少排放。科学家们预计想要防止全球平均气温再上升2℃：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需达到1990年水平的80％。
　　李木子和她的“同事”们――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各国组织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使――在哥本哈根大会会场组织了各种活动。比如向那些表现糟糕的各国谈判代表和领导颁发“化石奖”。
　　12月12日是“全球行动日”，“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AN)组织10万人进行了哥本哈根丹麦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游行。游行队伍扛着巨大的标语牌在哥本哈根摄氏零度的低温中走了10公里。“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AN)是由绿色和平组织、乐施会等全球性NGO和各国环保组织组成的。
　　丹麦警方12日和13日逮捕和拘留了1000多名会场外的示威者。与此同时，数百人要在寒冷的天气中排队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进入会场中心。
　　哥本哈根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会场内的激烈争斗与会场外的骚动和混乱交相呼应。
　　欧盟将目标锁定中荑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对美国而言，他们需要做得更多，包括制定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和适应活动提供长期资金的计划，以及采取减少毁林的行动；而在中国方面，也需要实施更有雄心的行动，更好地执行减排的国家计划，采取更多的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峰会欧盟代表团主席的卡尔根(Andres Carlgren)表示。
　　欧盟关于中期减排的官方立场是，不管其他国家减排的努力如何，欧盟都将单方面实现到2020年时较1990年减排20％。但如果其他国家愿意作出更大减排努力，欧盟将承诺把这一比例提升到30％。
　　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的美国，一直因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和不作为备受诟病。由于此前的小布什政府拒绝为气候变化承担任何义务，奥巴马的美国政府似乎还没有在气候变化的相关议程上作出充分的领导准备。
　　同样受到指责的还有中国。欧盟希望在保留原有发达国家责任的条件下，主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也需要加入具有国际约束力，可衡量、可报告、可验证(“三可”)的减排协议。卡尔根一再强调，旨在实现发达国家强制减排的《京都议定书*在应对当今气候问题已经不够，新的协定应该包括更多国家。
　　“我认为中国表示要降低40％45％的碳强度是非常严肃的”，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但中国需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向世界证明自己减排的执行情况，即，中国需要接受“三可”。
　　美国选择了一个奇怪的策略：“绑定 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第一次对最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反捆绑战术。美方表示，如果发展中大国拒绝接受“三可”，根据美国国会刚刚公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框架性文件，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采取措施，以防这些贸易竞争对手逃避履行碳减排义务。同时，美国承诺2020年较2005年减排17％的目标，相当于较1990年仅仅减排4％。
　　显然，发达国家的意图是先集中攻下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排放国，然后再向其他发展中大国延伸。
　　针锋相对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自主采取的减排行动是公开透明的，有法律保障，有统计考核体系和问责制度，要向社会和世界公布，但绝不接受国际“三可”。
　　“有些红线是不能碰的。”解振华表示这是中方底线。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国是最受人“关照”的国家之一。身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解振华，则是中国政府代表团最受关注的人。据说是由于主办方技术操作方面的原因，解振华有三次进入气候变化大会会场时受阻。
　　对于哥本哈根这次气候大会的感受，邹骥教授的同事，人大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执行主任王克博士强调了一个字：“乱”。哥本哈根大会谈判进程之乱，简直是乱到了令人难以忍受。
　　不但大会之前有阴谋论者鼓噪的“气候门”事件，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两百个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缺乏共识，大会并没有在会前的准备阶段形成一个框架性谈判文本。在会议期间，各国也把自己的秘密文本“不慎”泄漏给媒体，以向对方施加压力，不但有丹麦准备的秘密文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也搞了一个“基础四国”秘密文本。尤其是作为大会组织方的丹麦，不但把一份对发展中国家要价太高的文本泄漏出去，而且还在会议进行中强行提交大会讨论， “这不是存心裹乱么”!
　　“存心裹乱”的还有众多“另类国家”，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产油国公开嘲笑全球变暖是个骗局；加拿大只答应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约2％；小岛国联盟要求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发达国家乌克兰承诺的减排额为负数；而一些美国的宿敌如伊朗和委内瑞拉则对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反美表演场”表现得异常兴奋，等等，不一而足。
　　与谈判议程之乱相映成趣的是会议组织之乱，这么大规模的会议，组织者似乎没有应对经验，难以招架。比如，各国政要谈判经常挑灯夜战熬通宵，但会议组织和服务者则晚8时准点下班，寄存的衣服被堆在会议室门外，中国谈判代表团副团长苏伟不得不多次从乱作一团的衣服堆里寻找衣物。这让各国政要感觉非常不爽，屡屡发出抗议之声。
　　12月15日，混乱的大会步入攻坚阶段。只要不是谈判代表，不管是非政府组织还是顶级专家，抑或大牌政客，一律被挡在了门外吹冷风，以让这些权势人物清醒头脑。据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在门口站了好半天无法进入。
　　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强调，谈判必须在未来48小时内完成，从而为领导人会晤作好准备。但是，鉴于分歧仍存，谈判进展得相当艰难。这为哥本哈根谈判是否以失败告终增加了变数。
　　
　　首脑到来
　　
　　12月16日，元首到会前，哥本哈根谈判最后陷入僵持。发达国家在长期资金援助和自己的减排目标上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基础四国”则在“三可”方面毫不退让。
　　当天，大会主席国丹麦违反议事程序，试图把自己拟订的一份代表欧盟立场的协议草案强加给参与高层会议的代表讨论，招致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反对。该协议文本被认为给了发达国家更多权利，对发展中国家相当不公平。
　　非洲集团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威胁退出会谈。非洲国家代表首席谈判代表卡迈勒直言，部分发达国家一心要抛弃“双轨制”，企图架空要求发达国家强制减排的《京都议定书》。
　　非洲集团的表态引起了连锁反应，77国集团也表态要退出上午的会谈。此后，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部长也进行了紧急磋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中国强调气候大会需要民主和透明。
　　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大会主席不能未经各国代表讨论，就凭空拿出一个草案，这种做法不符合透明原则，是对与会各国的不尊重。苏伟坚持：“我们需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草案文本。”
　　在休会几个小时之后，康妮宣布，重新开始《京都议定书》修正案主席案文的谈判，结束了这场“罢会”风波。但是，“基础四国文本”并没有被大会讨论。此前，基础四国在北京磋商，讨论过一份准备在哥本哈根提交的，反击发达国家的文本。
　　12月17日，为领导人谈判准备文本基础的特设工作组会议，延迟了10个小时左右召开后，在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压力下，又不得不在案文中增加了一些选择项，这使太多问题被留给气候变化大会的全体会议。
　　各方主张分歧依旧，没有出现突破并达成一致的迹象。各国元首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包含着各种诉求的原生态文本。
　　从12月16日起，包括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陆续抵达哥本哈根，准备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天(18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峰会。
　　英国首相布朗提前两天抵达，唐宁街10号表示，他提前到会是为了确保在未来几天中有充足的时间来促成协议。
　　各国首脑到来之后，立刻投入紧张的斡旋工作，以为这次联合国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会议勉强画上一个句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四处走动；温家宝总理也上下斡旋，在近60个小时里只休息了几个小时。有关气候变化的会议已经开了15次，这次会议有全球100多位领导人到来，如果带回去一个“鸭蛋”，联合国和各国首脑们不好向公众，特别是期望很高、影响力日增的全球环保组织交待。
　　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部长们互相出牌、测试底线的混乱过程之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在缺少信任和互相猜测中，借助首脑们到来的新鲜刺激继续进行。
　　与此同时，在距离大会结束还有36个小时的至关重要的时刻，大会主席、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被替换，接替她的是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观察家分析，在议程高度敏感的时刻替换康妮，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相对友好和宽容的“康妮路线”失败，也就是“亲发展中国家一派”的失败。
　　果然如此，此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一方压力陡增。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抵达后，就宣布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的支持与发展中国家接受“三可”挂钩。这直接导致了“77国集团+中国”的分裂，该组合代表了77国集团134个正式成员和中国135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77国集团+中国”的代表苏丹外交官卢蒙巴・迪亚平表示，某些小国被西方的允诺引诱过去了。 　　12月18日，欧洲议会(EuropeanParliament)哥本哈根代表团赶来督战，以使欧盟掌握谈判主导权。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克里则带来美国参议院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
　　“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占到全球排放增长的97％，而中国到2020年时的排放量，将比美国多40％，因此每个现在、将来对全球变暧有责任的国家，都要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组成部分。而每个国家的减排行动都必须是透明和可问责的。”克里称。
　　气候谈判的进程进入了美国主导的阶段。“让我们将重心转到根本问题，让本周五成为成功的一天。”克里宣示。
　　与美国参议院和奥巴马“黑白脸”组合不同，欧洲议会比政府更为积极，其哥本哈根代表团敦促欧盟国家领导人，坚守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的目标。欧洲议会同时提议，欧盟应该从2020年起，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欧元的资金。
　　欧盟强调无意抛弃《京都议定书》，但一个没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协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表示，美国愿有条件加入1000亿美元援助计划。
　　中国没有“黑白脸”组合，只有一个声音的独角戏，这使得中国在最后的议程中压力很大。温家宝总理只得强调，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都将“言必信，信必果”。
　　温家宝表示，中国采取减排行动是自愿自主行为，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但承诺会增加透明度，并会把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五年计划，受到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并将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
　　会后，温家宝表示，我们必须为中国的发展争得应有的权利。
　　12月18日早上，26国代表被邀请参加“主席的朋友”小范围磋商会。其中，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14位代表。这轮磋商进行了整整一天，美国和“基础四国”敲定了最后文本。
　　“主席的朋友”是联合国议事中常用的办法，是为了提高决策效率的举措，通常由政治集团代表参加，在小范围磋商得出结果后，再拿到全会讨论通过。在前一天的缔约国全会上，在这轮谈判中使用“主席的朋友”这个办法，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后通过。
　　与此同时，大会安排各国领导人在会议中心演讲表态，他们来到哥本哈根是准备签署大会成果协议的。 据悉，各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时，姿态各样，主题各异。澳洲总理陆克文宣称我们必须“拯救弱小的儿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大肆攻击资本主义；伊朗总统内贾德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攻击美国是对石油上瘾的“战争贩子”。
　　12月18日晚，26个“主席的朋友”终于就应对气候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仅有3页，没定下任何具体减排目标且不具有法律效力。
　　国事纷扰的减排主力俄罗斯显然已经没有了耐心。18日的晚上8时左右，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丢下一句“竟然不仅需要我写草案，还需要我改草案”，就“发飙”第一个离开了哥本哈根。
　　12月18日晚，“主席的朋友”文案被提交大会彻夜谈判。
　　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苏丹的代表公开抵制这份文件，称协议缺少足够的资金和减少二氧化碳的目标。协议中的资金数目与他们此前要求的4000亿美元相距甚远。
　　沙特代表则抱怨已经48个小时没有睡觉，这个混乱的全会是他参加过的最差的全会，并且抱怨主席的管理很没有条理。
　　图瓦卢等几个气候影响最大的国家痛批大国进行黑箱作业，“出卖人民和未来”、“焚毁非洲”、“二战大屠杀”等指控浮出台面。争论到次日上午，“永远不支持美国牵头”的委内瑞拉和产油国沙特等五个国家否决了“哥本哈根协议”。 最终，大会主席只得以各方同意“注意到2009年12月18日产生的《哥本哈根协议》”之形式，算作达成草案决议。
　　据联合国政策计划助理秘书长罗伯特解释，“注意到”在联合国的法律术语中，等同于接受(accept)，即各方一致同意该文件成为联合国附录文件，但持有保留意见的国家和地区不必签署。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9日中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代表联合国宣布了这份文件的有效性。他说，他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称这次大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还要继续把这份文件变成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
　　一些发展中国家、小国和环保组织对两周激辩所得到的结果深表失望，同声谴责，甚至申诉被出卖；而美国等一些大国和联合国官员则摆出成功的姿态，说已大有进展，取得“空前突破”。
　　绿色和平组织在大会闭幕后发表声明，对峰会的最终成果表示“极度失望”，认为“各国元首错失了拯救人类气候的最佳历史时机”。
　　
　　邪恶的不平等条约?
　　
　　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总监施鹏翔也以“失败”来描述哥本哈根大会。他表示，从法律约束力和发达国家的减排额度这两个关键指标来看，这次会议没有达到目的。“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下一届墨西哥会议一定要达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施鹏翔对记者强调。
　　施鹏翔并不认为中国是导致谈判失败的罪魁祸首，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发达国家的诚意。 “首先发达国家要有一定的减排量和资金援助，这样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有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相比于减排目标和技术、资金援助，“三可”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重要。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国际气候行动网络组织投票评选出“化石奖”，获得该奖项第一名的是所有发达国家，他们由于其在碳削减方面缺乏积极行动目标而受到指责。
　　但美国不这么看，“对美国而言，在缺乏全球第二大排放国――现在可能是第一大排放国的透明度之下，达成有法律效力或有资金承诺的国际协议是很难想象的。”希拉里在记者会上对中国开火。
　　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所要取得的成果，欧盟的目标一直未变，就是希望达成富有雄心、全面的气候变化协议，从而使得哥本哈根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所需的里程碑。虽然在峰会前夕，美国和中国陆续公布了相应的减排计划，但欧盟对于中美的承诺并没有完全认可。
　　但是，对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而言，气候的压力显然没有贫穷的压力那么直接和明显。尤其是印度，目前仍然有将近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贫困线，印度生活在贫穷线下的人口2005年为4.55亿人，约占全球贫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邹骥教授带领着他的研究团队大会期间一直在哥本哈根。但是这次他不是谈判代表，而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的另外一场意见领袖集聚会的主角。
　　从2000年开始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家参与谈判，2009年8月结束他在代表团的工 作，这次哥本哈根大会他第一次以学者的身份继续跟踪谈判。这种身份的切换使他更清醒地认识气候问题。
　　2009年12月16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的“中国的低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路”边会，就中国在实现低碳增长模式上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展开讨论。该会议主要议题借鉴了邹骥教授主持的“2009/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低碳经济和社会之路”课题中的研究成果。“2009/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撰写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注的问题显然不同，后者的焦点在于达成“雄心勃勃”的减排协议；而对于前者而言，减排的努力“也必须惠及发展。”
　　其署长海伦・克拉克在会上表示：“在哥本哈根达成的任何协议不仅要公平、全面、雄心勃勃，以实现减排、降低碳密集生产和消费为目标，同时也必须惠及发展――即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减少森林退化、寻求低排放和清洁能源的发展”。
　　邹骥的研究报告表示，在中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碳密集程度往往是最低的，而那些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的地区往往拥有较高的碳排放模式。这说明了人类发展并非一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而一条与推动人类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可持续性的低碳发展之路是可能实现的。 但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相应的排放，这样，发展空间就和排放权密切关联起来”。邹骥向记者强调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提醒要警惕由发达国家设计的减排路径“陷阱”，按照某些发达国家设计的减排路径，占全球人口15％的发达国家将占用8000亿吨排放空间中的4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占用50％多的排放空间，“这完全不公平”。
　　“我的结论是，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的话，它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丁仲礼所说的方案指的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在哥本哈根谈判中主要参考基于IPCC的报告所形成的气候行动方案。此外，还有八国集团以及经合组织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
　　他表示，这些方案或报告的某些内容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公， “因为这将把目前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差异固定化，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但是，他们的声音显然被气候大会主会场“大人物”们的表演盖住了，即使有美国加利福尼亚洲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和“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专程前来捧场也不行。主会场太热闹了。
　　
　　后信息时代的低碳商业
　　
　　“我们退到了《京都议定书》以前。”一位参加谈判超过十年的资深环保人士沮丧地说。对于很多环保人士来说，气候议题陷入由美国主导的自下而上、市场为主的治理模式，是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但这是奥巴马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是已经在低碳经济领域进行了20多年技术积累的欧洲所希望的。
　　“低碳经济离不开技术支撑，我们目前所引进和复制的西方工业技术都是高碳技术”，邹骥教授的研究显示，在低碳经济所涉及的10大产业部门中的66项关键技术，其中42项中国不掌握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欧美目的跨国公司手中。显然，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被称为美国第一个“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正在培育美国的低碳商业，希望以此实现克服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双赢。更重要的是，奥巴马把新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结合，正在讲述一个低碳经济的“物联网”故事。美国人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像克林顿的新经济故事一样，为美国凝聚全球财富并重塑美国的辉煌。
　　美国每一个新上任的总统，都要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述一个美丽动听的经济故事。克林顿上台执政时，向美国人民讲述了一个新经济的故事，互联网络技术籽美国的财政赤字彻底消灭，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小布什在反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喧嚣声中，讲述了一个军事、能源、金融经济全球控制的老掉牙故事。
　　奥巴马2009年1月22日正式入主白宫就任美国总统，1月28日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作为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的地球”的概念，建议新政府投资新一代的智慧型基础设施。
　　奥巴马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经济刺激资金将会投入到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中去，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国在2l世纪保持和夺回竞争优势的方式。”
　　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普通美国社区，大家开车上下班回来找车位。据统计，为了找车位这个小区所有的车一年所驶过的里程，可以绕地球38圈，这是美国一个普通的小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找空车位浪费了多少时间、消耗多少燃油、多产生了多少二氧化碳排量。IBM中国研究院副院长陈滢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述“智慧地球”的减排功能。
　　“智慧地球”战略认为，IT产业下一阶段的任务是把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具体地说，就是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并且被普遍连接，形成所谓“物联网”，然后将“物联网”与现有的互联网整合起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利用IT技术使基础设施更“智慧”。
　　“智慧地球”还有另外一个应用，在“智能电网”上的开拓，这是IBM从传统的“信息时代”商业平台成功转型为“绿色巨人”――智能低碳经济商业平台公司的标志之一。由于IBM长期在前沿技术上的研发储备，使得它已为今后10年的技术变革做好准备，低碳技术是其最为核心的技术之一。
　　奥巴马上台后，一改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表示将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以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目前，奥巴马正着力实现他的竞选承诺。在未来10年，通过投入1500亿美元进行新能源开发，创造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对电网改造投入110亿美元；对先进电池技术投入20亿美元；使节约的能源超过从中东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进口量；对住房的季节适应性改造投人50亿美元；到2015年新增1 D0万辆油电混合动力车，并用3亿美元支持各州县采购混合动力车；保证美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到2012年占美国发电总量的10％，到2025年占25％。
　　由于低碳的新能源比如风能、水能、太阳能等受自然条件限制，具有不稳定的特性，传统电网难以消化这种不稳定电源。而“智能电网”可以允许多种清洁能源发电并网接入，在提高电网统一性和可靠性的同时，优化电源装机结构，促进电力供应结构多元化发展，提高能源结构中低碳能源的比重。发展智能电网，就成为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 　　一些研究认为，现代化的数字电网将使美国能耗降低10％，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并节省800亿美元新建电厂的费用。
　　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00亿欧元“经济恢复计划”也提出，通过投资低碳经济和环保技术，增强欧盟经济长期竞争力。
　　“欧洲和日本已经在低碳经济方面储备了大量技术，而美国则除了技术储备外，还有超强的研发能力。而中国呢，技术储备不足，开发能力也不足，两方面的优势都没有”。邹骥教授对中国在低碳时代的经济竞争力表示忧虑。
　　当然也有值得乐观和庆幸的一面，中国提出了“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型，并在经济危机中对新能源产业进行了初步布局。我国也在研究制定雄心勃勃的智能电网发展规划，国家电网公司近期将针对智能电网出台两项重要文件，一是智能电网发展规划纲要，二是关键技术研究框架。
　　海伦・克拉克鼓励中国， “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同样可以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已拥有经验和技术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发展挑战，其中包括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气候冲击波刚刚开始
　　
　　“这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辞辛劳，熬夜亲自趴在谈判桌前为协议条文而字斟句酌争吵不休，实为二战后创设联合国以来所仅见。要知道，即使WTO谈判，各国首脑们也不过是在部级甚至是司局级官员谈好的文案上签个字而已”。对于人大气候经济学项目执行主任王克博士来说，他奔赴哥本哈根的目的并不是来看安徒生童话，气候谈判显然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虽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抵制住了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甚至被某些发达国家夸张为“劫持了哥本哈根大会”。
　　但中国将肯定会逐步提升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责任，当然“我们需要考虑自己经济与社会的承受能力”，零点集团总裁袁岳对记者表示，我们国家的习惯大概是“宁愿做得高点，而不是说得高点”。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开始朝低碳方向努力，试图推行一种既能快速提高经济竞争力又能减少排放的政策。中国对新能源技术和产业提供的财政刺激资金远远高于其它任何国家。同时，中国也已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设备的主要生产地和市场，并计划未来三年的核电建设总量超过去23年的总和，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
　　但这些成就不能掩饰一个事实：在保持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仍是一个70％左右的能源依赖煤炭的国家。
　　由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人均水准相对较低，中国又是发达国家的工厂，世界其它国家同意中国排放量继续增长一段时期。奥巴马在气候大会上也表示，不能苛求中国向发达国家看齐。
　　但是，他们希望中国和印度能像他们一样，控制排放的努力成果对国际社会来说是“可核查”的。“发达国家的目的是通过控排透明度的加强，然后把中国逐步引到有法律约束力的轨道”。邹骥说。
　　“我们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短期内总体而言并不强”，邹骥表示，“减排对中国的发展长期而言未见得造成压力，但短期而言肯定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承受能力不强的关键在于还面临着较强的发展任务，承担的义务不能对“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形成冲击。而这些，是需要有一定的排放空间的。
　　但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的阶段，基础建设要大兴土木，需要大量钢铁水泥等原材料，处于碳密度最高的发展阶段。“如果能再发达一点，更多地依靠金融、文化等服务性产业支撑发展的时候，碳密度会逐步降下来”。
　　同时，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压力较大，煤炭的碳密度比较高，而在中国的能源供给中煤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此外，中国人口数量巨大，就业压力日渐增强，现有技术体系高碳化，研发能力弱，转变困难；以及政府监管能力不强，公众意识转变需要时日等。
　　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减碳之路充满着严峻的挑战。
　　有专家表示，中国的排放量最早将在2020年达到高峰，该结论成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谈判对手向中国发难的一个由头。邹骥表示，这一结论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责任将影响中国。袁岳表示，在积极方面来说，就是要推动更多企业积极将环境化标准纳入到新一轮企业改造中，趁危机时期引入更多环境技术，提升我们的低碳生产能力；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在承诺国际义务的时候尽量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待遇，从而在进入国际市场方面依然保留某些特殊待遇。
　　“当然，在另一方面也更需要加强生产能力输出，利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待遇缓解国际间对于中国企业的压力。”在袁岳看来，把那些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逐步从国内向更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不失为一种减轻压力的办法。
　　在邹骥教授看来，气候谈判对中国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它将对能源、技术、产业、国际贸易、投资等经济和商业领域，对公民参与、传统体制等社会政治领域带来全面的冲击或影响，会“全面重塑国际竞争力的格局”和“战略力量对比”。
　　气候谈判首先将重塑能源格局，势必需要对能源格局进行调整，其次，将对技术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技术存量和增量进行相应调整；第三，将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格局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第四，将影响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格局。邹骥认为，“这些单项竞争力最终汇集成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变化，导致政治力的变化，最终将改变战略力量对比。”
　　“气候谈判本质上是在争夺日益稀缺的大气污染权这一全球性战略公共资源”，邹骥说，而中国在过去准备得不充分，刚刚意识到这一点。观念、组织、政府能力、企业战略、消费模式等都要面临调整。
　　“可以说，气候谈判不是谈科学，谈的是发展权，谈的是经济和政治”。邹骥表示，气候谈判将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而现在，“我们的专家委员会以院士为主，不适应制定战略的需求”。
　　
　　治理中的公共参与
　　
　　在哥本哈根，李木子和她的同事们进入各个谈判会场，以监督者的目光盯着谈判代表。他们也直接与各国谈判代表沟通，要求谈判代表摒弃民族情绪和利益为全人类考虑。 哥本哈根的会场里，到处都可以看到NGO形形色色的身影。在绿色和平、施乐会等全球性NGO的倡议下，450多家来自世界各地的NGO组成了一个“巨无霸”――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组织。该组织每天都会出版一张名叫ECO的小字报，对前一天的会议进展作出分析，指出是哪个国家需要对谈判中主要议题的胶着状态负责，并指名道姓地给这个国家颁一个“化石奖”。
　　“如果只有政府参与，这个大会能开出什么样的结果就更难说了”。李木子表 示。
　　而在中国，和“绿色和平”其它国家分部一样，中国分部独立于任何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之外，并且严格不接受政府和公司的资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监测环境问题的工作。
　　“绿色和平”提倡对中国环境问题采取开明和公开的讨论；以研究、游说工作及外交手法以达到目标的同时，亦以高调的直接行动来引起及提升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2009年3月23日，在世界气象日当天，绿色和平在北京的永定门启动了拯救气候倒计时活动，希望藉此向中国公众传达全球变暖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感。
　　从1997年2月中国分部建立以来，“绿色和平”中国分部在气候变化、污染防治、保护森林、食品与农业等领域，开展了无数公益项目。
　　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公共参与进程，已经显示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强大优势。
　　在“绿色和平”进入中国之前，1994年3月31日，“自然之友”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NGO诞生。另外两家比较有影响的“地球村”和“绿家园”则分别成立于1995年和1996年。
　　从诞生之初，中国NGO就遭遇了注册难、资金少等困难，发展一直缓慢。但2000年后，随着限制的放宽和NGO自身的努力，中国环保NGO发展迅速，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3539家环保NGO。其中，学校环保社团l 382家，草根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家，港澳台地区的环保民间组织约250家。
　　而最老资格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十多年来累计发展会员一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
　　2003年的“怒江保卫战”是中国环保NGO发展的重要拐点。民间环保组织的声音及行动开始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2005年的“环评风暴”，环保总局用实际行动开始向社会发出构建环保型社会的宣言。随后中国56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合致信国家环保总局，声援总局严格环境执法。环保部门也提出要“加强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是相当大胆的决定。
　　2005年4月，由环保部主管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在它的理事名单中，除了113位部局级领导，还有梁从诫、廖晓义、汪永晨等30多位环保NGO负责人，而“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更是与时任环保总局局长的谢振华一起并列为副主席。
　　2005年的“圆明园事件”曾在中国环保史上留下浓浓一笔，被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称为“透明公开的环保执政方式的一次尝试”。
　　以独立身份呼吁和监督政府、影响公共决策的NGO与政府的牵手，促进了中国执政方式的公开透明和公共参与的进度。如今，中国环保组织的能力和影响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此后，中国开始在慈善、教育等公共领域逐步接纳NGO的参与，甚至在敏感的“维权”领域，一些专业的机构也开始活跃起来。
　　“气候经济相当复杂，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民众参与的要求非常高，传统的政治体制肯定难以适应。”邹骥对记者表示，“需要有公民参与，公开的辩论等，需要非政府组织更为广泛的参与。”
　　2009年11月，由“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等7家民间环保组织牵头发布了一份《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的声明，这也表明了在重大环境问题面前，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也开始学会如何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推荐访问:冲击波 气候 气候冲击波 气候 气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