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终极目标追求问题考辨】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摘 要：按照系统自组织原理，从人和社会的行为机制考察，可知终极目标指向和劳动实践是人和社会存在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维。而且，由系统功能最优化原理可知，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应是每一社会成员都互为目的和手段，达于自觉同一。这是崇高的人伦规范和德性之昭，需要以现实的社会实践过程努力去追求之。
　　 关键词：社会发展；共产主义；目标指向；追求过程；系统功能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35-06
　　 社会终极目标为人提供根本的价值支撑和安定的精神家园，因而人类社会必须有终极目标设定或追求。自《共产党宣言》问世始，共产主义社会就作为人类的一种终极目标而被人们不懈追求。但曾几何时，由于对这一目标口号性设定的偏颇、国家对民众承诺与其实现的反差以及与这种反差相连带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受挫折，使许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疑惑和迷茫，以致现实生活中产生许多行为错乱，使社会呈现失序或乱象。所以，对人类社会合理的终极目标追求确有考辨的必要。
　　 一、对共产主义理解之主要观点简要述评及其根源解析
　　 对共产主义的口号性理解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按需分配”）。比如，对我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苏联《简明哲学辞典》（1958）、《现代汉语词典》（1982）、1980年版和2009年版《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李秀林等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一版（1982）、修订版（1984）、第三版（1992）（各版均被我国高校广泛用作教材）等均如是，可名之为“满足需要论”。可以说这种口号性理解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影响深广。现在仍有学者持此观点，并在颇有影响的刊物发表文章论证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东西可以逐渐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充足的储备”，可以获得相对自然的自由，从而克服因物质匮乏而产生的恐惧。[1]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持类似观点：在民众实现了物质富足的时代，人们会“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2]此种观点的论证看起来似乎是一幅链条联系紧密的图景：物质丰裕了，人们不用为物质紧缺而你争我斗了，人际关系就和谐了，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但有学者已经指出这是偏执于“生产力决定论”的自欺欺人的思想。[3]这种观点其实是使人被动地被生产力决定，虽然生产力也内含了人的能动作用，但从逻辑关系考察，这种能动作用并不是根本的，而是生产力决定作用下的能动作用；而且，这种观点是以未加论证的、人能生产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的物质财富之假设前提为依据的，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本义，也是难经拷问的。深入考究可知，这一假设前提又可细分为三个前提： 1.人的需要可满足；2.人能生产满足所有人所有需要的生活资料，即能消除所有人因物质匮乏而产生的恐惧；3.由物质丰裕能使人产生德性之昭。缺少任一前提，“物质丰裕，满足需要”的图景都不能实现。
　　 但是，关于前提1，我们知道，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对其的满足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旦所有人的所有需要都被满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也就到了死寂的终止状态。这大概是“满足需要论”者所不愿承认的。其可能辩解说其所说的满足需要是指“口腹之欲、安身立命之所”之类的物质生活需要。[1]但是，从生理机制上说，一种信息反复刺激人体器官，机体就会产生适应或抑制（反复的同类精神刺激亦然），所谓“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这是物理必然性。这样，就要不断寻求新的刺激或加强原刺激物的强度。孔子也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即口腹之欲也是不断发展的，没有终极满足状态，所谓的“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也就难于达到了。而且我们知道，人的口腹之欲与低等动物仅为生存需要的口腹之欲是不同的，人的口腹之欲等物质需要是与享受联在一起的，而且内含着“精神享受”，所以人的衣食住行才不断变换出无限的花样来，这样就更难以出现最终的满足状态。“满足需要论”者可能又退一步辩解说其所说的口腹之欲之类的物质生活需要是指基本生活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是与生存环境和人的生理机制相一致的，而生存环境和人的生理机制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决定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是不断变化的。把当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凝固地推广到永远，是不符合辩证法和事物演化实际的。如，随着人的脑力活动程度的加大和强化，将来的食物可能主要是供应脑能量，而不主要是供应体能的碳水化合物类的粮食；随着对宇宙灾害的认知，人们需要星际逃逸工具；随着太阳向红巨星演变，地球上的温度会越来越高，人们因而都需要高效能的防温服和防温住所。上述是人的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要，即使将来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也未必能使所有人都同样的得到满足，起码在所有人都逃逸宇宙灾害――基本的生命权需要上很难。可见，不管怎么后退，“满足需要论”者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实现不了的。
　　 不能无视人的口腹之欲与可满足之间的矛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或根本动力之一。自然界中那些自满足或因环境阻隔而定型化的生物未能向进化之树顶端发展，就是因为这种动力缺失或不足。
　　 关于前提2，其前提2又是以人有无限的能力、可以无限地开发无限的宇宙资源为前提的。在理论或信念上，人总愿意说人有无限的能力，其理论上的论证是：人是无限发展的，所以人的能力也是无限发展的，所以人的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人的能力是无限发展的”与“人有无限的能力”并不是等义的命题。虽然人的能力与发展有关，但偷换命题进行论证总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人打倒了神，不能反过来又把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说人的能力无限，就等于说人发展到了生物之树的顶端，宇宙不能再向高级发展了，这不符合辩证法的思想。有人可能辩解说，所谓人的能力无限是指人类整体在发展进程上的无限。那么，以这种无限为支撑的满足所有人所有需要的所谓终极目标也就成了无限的、缥缈的了。这正是人们觉得“满足需要”的终极目标可望而不可即以致产生疑惑的理论根源。
　　 我们认为，承认人的能力有限，同时又承认人的能力是无限发展的，会使人既有信心又更头脑清醒，比盲目或狂妄地（历史已经对这种狂妄给予了无情的教训）认定人的能力无限要更富有科学合理的意义。人的能力之所以是有限的，因为每代人能力有限，发展后的一代也必然能力有限，虽然有限的程度可能不同，但绝不会前一代能力有限，发展后的某一代突然变得能力无限了。质变的观点用在人的能力问题上是不成立的。因为人的这种能力有限性不是由人的认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人的天然生理构造决定的。如，人在现实条件下不能认知三维空间以外的事物，因为从思维体的内在物质基础说，“一旦客体的某种属性超出了发生物质影响的条件，关于这种属性的思维便不能进行。”[4]人因生理而具有的局限性有的即使用外物延长或强化器官也是不能克服的。比如对微观粒子，人必须借助仪器才能观测到，而仪器与微观粒子必然发生相互作用，且仪器作用后的粒子状态与没有仪器作用下的状态必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人所看到的不是微观粒子的本然状态，而是仪器作用后的状态。著名的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说：“在这些基本粒子背后完全可能隐藏着一个更简单的基本实在，基本粒子能够利用这种基本实在加以说明。”[5]但必须注意，人的能力有限与不可知论是不同的。牛眼看牛眼世界，人眼看人眼世界，如是而已，并非世界不可知。人的能力有限，并不影响人总想尽力突破这种局限。人既然能力有限，也就不能最终满足所有人无限增长的需要，“满足需要论”者的第二个前提也就不成立了。
　　 关于前提3，假设物质丰裕了，是否就能使所有人都满足生活需要呢？否！因为：其一，某些人或与其相连的当代人没有物质生活恐惧了，其不一定不为其后代子孙恐惧。如，秦始皇就想权传万世，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因此而聚敛无厌者。这样，因恐惧而生的聚敛之心就无止境，社会也就不会有因物质丰裕而人人需要都被满足的状态。其二，由于“一”的传承和演化作用，会使一些人因此而生成以奴役他人为生为乐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叫悍蚁的蚂蚁，因演化得过于专业化，自己不会采集食物、收拾洞穴等，而专事大批地抓山蚁为奴，一切生活供养、服侍之事全部让山蚁来做。怎么肯定人就不会这样？一些反映高科技发展后人之变异的文学作品对这种可能做出了深刻的忧虑和反思，何以说物质丰裕了，所有人的需要就都会被满足？固然有“衣食足而知荣辱”一说，但也有“饱暖生淫欲”之论。即物质丰裕并不能自然且必然地使人产生德性之昭。人无德性之昭，再怎么物质丰裕也不能所有人的需要都被满足。可见“满足需要论”者把事情太简单地理想化了。即“满足需要论”者的第三个前提也是不成立的。
　　 既然三个前提都不成立，“满足需要论”者所设想的图景之实现也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
　　 面对社会主义运动所受挫折和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满足需要”之目标设定的疑惑，有学者对共产主义做出了新的诠释：“共产主义只是一个表征不断进步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同某种终极目标相联系的概念，也只有如此，共产主义社会对于我们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是一个永远处于‘在途中’的过程”[1] （可名之为“过程论”），并以马克思的一段话为据――“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6]40这种诠释看似合乎辩证法的革命本性，其实是不合辩证法的。因为这等于说事物只有过程而无结果。论者可能辩解说，过程的各种阶段性状态就是结果。无疑，从事物的自然发展说，其是一种结果，但人们对社会终极目标的设定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过程，不纯是无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社会终极目标的设定与追求。太平盛世、理想国、桃花源、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人们所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烧黑的，吃白的，点亮的，听唱的”等，都是这种追求的表现。
　　 如前文述，这种终极目标为人提供根本的价值支撑和安定的精神家园。休谟认为，对社会或人生发展的崇高追求是“以光荣和幸福的前程，引导我们进入德性之途”，“是鼓动人生的原动力”。[7]有的学者则更把这种终极目标看作是人的生存之根―― “缺了理想和崇高，人就会像水中的浮萍，其根没有扎在坚实的大地……人会失去生命的厚重…陷入虚空的痛苦！”[8]所以，关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设定必须有，不能因为以往设定的目标遭到责难或疑惑就认定社会发展只有过程而没有终极目标设定。若认为只有过程而无目标，不就等于说过程是不知向何处的没有指向的过程吗？论者可能辩解说其所诠释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没有终极目标设定，是有的，即：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成为“自由人”。但既然认定共产主义“是一个永远‘在途中’的过程”，其所谓的“自由人”实际就应是“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再设定终极目标，与其先前的论断在逻辑上就相悖了。
　　 对共产主义之所以出现如上难经拷问的诠释，其根源1：对共产主义仅从“劳动――满足需要”维度进行阐释（由上知许多学者或文献都是从这一维度进行阐释的。这其实就是一些人把共产主义降低到自己的需要愿望或利益愿望的层次。此话或许过激，但实际确是如此或思维深处如此），而人们又把注意力只放在了“满足所需”上，一旦有人尽了所能而未得到所需，或有人不能尽所能，就会对这种阐释的共产主义产生质疑、不信任，以致形成社会性的信仰危机。
　　 马克思确实说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其本意是什么呢？让我们系统地梳理马克思的原文来理解。马克思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不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如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马恩对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标志性设定，就理应在共产主义的标志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设定。而马克思是在批判《哥达纲领》中“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中的“不折不扣”后，接着批判其“平等的”时说：“（在）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但）这里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但个人的天赋工作能力是不同等的。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若平等分配，）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 显然，马克思阐述“按需分配”的“不平等分配”是为了反驳《哥达纲领》的“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的“平等分配”。而我们知道，批判者所作的分析只是为了论证被批判者思想或观点的不合理，未必批判者所作的分析就是批判者本身所要追求的目标。在批判了《哥达纲领》的“平等分配”后，马克思就说：“把所谓的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也是根本错误的。” 那么后人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放在“所需”或“按需分配”上就正确吗？这是需要深思的。按照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实际应当“是不平等的”，即共产主义的分配必须有人自愿让出自己的劳动成果给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但这却不是由发展生产决定的，而是德性之昭。劳动只是人获得生活资料的手段，其本身并不能必然地使人产生德性之昭。休谟在其名著《人性论》中明确指出：“道德并不是理性的一个对象”，“理性只能发现这些（道德）义务，却永远不能产生这些（道德）义务”[10]（休谟把对人的精神研究分为德性和理性两方面，理性方面是指由感知经验而对客观世界的研究理解――笔者）。马克思说人的解放不仅仅依靠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唯心史观。笔者以为其意是说，除理性之外还需要依靠以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不仅仅依靠并不是不依靠，需要依靠也不是仅仅依靠。
　　 根源2：在意识上，之所以人们都试图从物质生产推演出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图景及其实现，是因为生产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是客观实践活动，惟恐离开这块基石而背负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罪名。其实，马克思并不否认或反对人的理性（更准确地说是人的意识能动性）――“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6]16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依靠人的理性也并不就是唯心主义（见下述）。想仅仅从生产劳动推演出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图景及其实现，既不合马克思原意，也不合历史事实。
　　 根源3：在思维方法上，遵循了一条“需要――发展生产力――再需要――再发展生产力”的思路，陷入无限循环的“生产力决定”怪圈。这固然与1+1……式的恶循环不同，但在思维理念上却是自哥白尼革命以来带有矫枉过正成分的工具理性潮流的一种深层反映――发展技术，满足需要――产生新的需要，再发展技术，再满足――再……。如此，就造成这样一种深层后果：把满足人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是物欲）作为判断事物、支配行动的动因和标准，以致“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已经使得‘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冯友兰语)的方面受到严重的挤压，甚至遗忘”，造成“人性的萎缩”，“人的自我异化”。[11]
　　 从现在人们已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不能单纯、单方面地追求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必须节制自己的需要，并把节制自己的需要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这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的。
　　 根源4：“过程论”者误解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论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说过上引话语，但研读上下文可知，马克思是就批判“地域性共产主义”而说的，而且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全世界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此就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度。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度，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即消灭私有制度的过程和共产主义实现是二而一的事情，所以马克思才说共产主义是个过程。那么，彻底消灭私有制度是不是社会发展目标？无疑地是。而且从人的自由发展说，也不是没有理想状态。就在这段引文之前，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6]37-38 （由于如上引文献[9]所说的人的能力的天然不平衡性，人的工作不能如此随意）所以，不能以上引马克思的论述作为共产主义不是或不应有终极目标设定的根据。而且，过程一定是事物的过程，不会是虚空的过程，任一过程、任一过程的任一阶段都必然有一定的结果。在人的自主活动参与其中的社会运动过程，结果也就是目的，或在过程中做了某种修正的目的。
　　 据上述可知，由发展生产或人对自然的自由（假设完全能的话）并不能必然地过渡到人之为人的自由，要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还必须有人类终极关怀的作用。所以，归总我们上面的思想，即我们并不否认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劳动解放是一个永远“在途中”的过程，但不能因为劳动解放是一个永远“在途中”的过程就说共产主义也是一个永远“在途中”的过程，也不能把生产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几何原点”。
　　 二、目标指向与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翼
　　 人是自觉能动的动物，人的行动是在确定的意识指导下进行的。就生产劳动（人的行为之一种）与目的来说，生产劳动是意后之为，其决定不了意之为意（除去劳动对意的影响义），也可以说劳动决定不了先验之事。劳动是人对客体对象的作用行为，改变的是客体对象，其不能超越其作用对象而升扬到对人的行为定向与高扬人的德性层面；如果可以，就不用进行德性教育或培树，只要生产劳动就行了，但实际并非如此。从社会发展机制说，人类终极关怀才起着行为定向和高扬人之德性的作用。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说，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引导人类进入更深层的哲学思考，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指向与历史确定性之间，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与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12]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中，这种终极关怀就是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终极目标与劳动实践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都是人类社会向高层迈进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终极目标指向比具体行动更重要，因为没有指向就没有行动，而有行动却不一定有指向。
　　 把目标指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翼，是否就是唯心主义呢？否！以往我国哲学界一直把目的论认作是唯心主义观点。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说：“目的论的根本点是把自然过程拟人化，把目的这个只为人的活动所固有的因素强加给自然界。”[13]既然是强加，就不是客观实有的。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辞海》2009年版仍明确说：“目的论是认为世界的一切都为某种目的所决定的唯心主义学说。”[14]以往的目的论或许有唯心的成分，但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现代目的论逐渐形成，一是维纳等人认为目的是系统趋向终极目标和反馈机制的条件；二是哈肯和钱学森等人认为目的与相空间中的系统结构稳定性直接相关；三是混沌理论认为目的点与奇异吸引子相对应，其本质特点是系统行为具有一定的趋向性或寻的性。”[15]人类社会是一种复杂系统，而且具有自主意识，更应该具有目的趋向性和寻的性。
　　 目的是物质之系统质的一种体现，并非唯心的（单纯以目的为万物动因才是唯心的）。自组织理论研究表明，一定边界内的若干非平衡事物组元在受外界作用时，那些在相位、方向、频率等方面与外界作用相一致或趋近的组元会率先从外界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补充，使自己得到强化，能量增大，成为优势组元，并吸引、压迫、改造其他组元与自己协调行动，以致形成核心支配力量。这时，原来散在的事物组元就成了具有序参量的“活”系统，对要素或子系统就有了整合、管理和调控功能――“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行为，……子系统则按照序参量的‘命令’行动。”这样，事物（系统）就有了行为趋向性或寻的性。这是产生于要素或子系统而又凌驾于要素或子系统之上的一种客观的系统功能，并非唯心主义的呓语。这种系统功能是普遍的，即使无生命物也能“认识”和“记忆”曾经经过的运动状态，从而使自己在空间、时间或功能上朝着更有序的方向演化。[16]若非如此，就无以解释无生命物向有生命物的演化，无以解释无机界与有机界的统一性（将之仅解释为两者均具有物质性是远远不够的）。低等生物，甚至单细胞生物也“知道”伸出伪足探测周围世界然后再行动，更不用说高等动物和人了。
　　 最初，是由于非平衡的事物组元在外界作用下率先获得物质、能量、信息而生成系统；系统生成后，是在核心力量支配下，即一定的目的指向下从外界获得物质、能量、信息，以使自己更好地存在、演化、发展。从系统的观点看，生产劳动就是人从外界获得物质、能量、信息的手段或方式，虽然劳动（包括通过其所获得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作用）也能使人发生改变，但在最初的意义上其却是意后之为（目的生成后的行为），其决定不了意之为意。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第一个前提时说“为了生活”就要有第一个历史活动。这个“为了”就是目的，没有“为了”，就没有活动，没有活动，没有现实的“为了”。马克思是要批判唯心史观，因而强调了活动――劳动实践，但并未否定先有“为了”。即，人要有目的指向，而且必然有、必须有，同时还要有获得物质、能量、信息的实际过程，即劳动实践。没有目的指向地获得物质、能量、信息（按系统理论说，就是没有边界过滤。迄今人们生产劳动造成环境破坏、资源紧缺就是因此），最后会毁掉系统；同样，不从外界实际地获得物质、能量、信息，系统得不到补充，最后也会死掉。对人和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说，在人和社会的存在发展中，目标指向与实践活动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
　　 我们知道，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虽然也有个体存在形式，并且有个体目的，但在最终的意义上，人并不能以个体形式存在。所以必须追求社会整体的目的。当然，人对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设定未必是一经确定就是完全合理、恒定不变的。人们要不断进行实践反思，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之为人的生存发展规律，思索研究怎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才是可以最终实现的。从系统功能说，这种探索过程是系统感应、认知、反馈、调整功能的反映。也即，科学合理的终极目标设定也是过程性的，但却不能因为先前或当下的目标设定欠缺合理性和合理的终极目标设定的过程性就否认应有且必须有终极关怀目标。
　　 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种科学合理的人类终极关怀。不过，对其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解未必科学合理。实际上，人们对“需”的理解，大多局限于当下的物质生活水平或道德素质水平。其实，共产主义理想包含着更广泛深刻的“所需”内容。
　　 从系统的运行机制看，只有系统内各要素互相协调、配合，系统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产生最佳功能效应，并向更高层次发展，系统内各要素也才能保持自己的最佳存在状态和发展可能。这就要求系统内每一要素都要自觉协调配合其他要素，即以他要素的良好存在和运行为自己的目的，以便从而达到自己的良好存在和运行，即以他要素为目的也就是以其为手段，以自己为手段也就是以自己为目的。每一要素若都能达到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同一，系统整体就会达到最佳存在状态，并能更有潜力地向更高层次发展，其中的每一要素也会因而获得最佳存在状态和更好的发展空间。对社会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也应如此，而且应将之作为崇高的追求目标。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17] 在这种“天然”的利益关系下，“每个人…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最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因而就实现了主体的完全自由。”[18]也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笔者认为，这才应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正确含义。
　　 可以把这种含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终极目标凝练地概括为“互为的具，自觉同一”（的，即目的；具，即工具或手段）。其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何区别呢？在“尽”“取”关系上，后者是或可以理解为向己的，即我尽所能、我取所需，由此会引发欲求无限、怀疑终极目标合理性和现实性的弊端。而“互为的具，自觉同一”，不管从自我看还是从他者看，在“的”“具”关系上都必须是既关照到自己又关照到他人，是既向己又向他的，这就要求每一社会成员都不仅要尽己能取己需，而且都要想他需为他需，进而自觉地进行劳动创造（若不能为他需想他需，自己所需得到满足后就不再劳动，甚至不满足也不劳动，也就不会有社会财富的极大丰裕），因而，“互为的具，自觉同一”内在地包含了崇高的人伦规范和道德诉求及责任。所以其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不同的。可以说，“互为的具，自觉同一”既可以涵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内容，消除以往从“劳动――满足需要”维度理解的偏颇或局限，又可以切实地作为崇高德性之本和人的精神之主，进而成为人的经久的精神指向和行为动力――目标指向未来，具有超现实性，因而才具有动力之效。如果真正实现了所有社会成员之间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同一，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这时，只剩下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仍在。所以，如此阐释共产主义社会终极目标是合理的。
　　 三、终极目标达成的现实性和过程性
　　 我们承认共产主义社会终极目标的达成离不开生产劳动或发展生产，但同时我们还认为应该：
　　 1. 上述共产主义社会终极目标包含着崇高的人伦规范和道德诉求，她要求每个人都要把他人当作自己的无机的躯体，不伤害、不辱没，而是珍视、爱护之。从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平等的分配可知，在共产主义社会，需要能力强、创造财富多的人自觉自愿地让出自己的劳动成果给能力相对弱的人。这需要有德性之昭。而要使每一社会成员都具有这种崇高的德性之昭，需要进行广泛的教育，使每一社会成员都充分认识人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把珍视、爱护他人及自觉自愿地让出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作为自己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把节制自己的需要作为一种基本需要，而不仅仅限于由生产劳动才能满足的需要。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以具有超越性的新世界思想作为现实地批判旧世界的利器，具有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对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批判旧世界中，马克思是从发现私有制秘密和批判私有制开始的，而私有制是与“经济人”思想直接相联的。“经济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舍此并不关照他人。人“互为的具，自觉同一”，可以起到抑制或消除“经济人”思想对社会的消极作用，因而对社会可以起到现实的批判和推动作用（从现实社会看，这种批判是急切必须的）。发挥现实的批判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这种终极目标达成的现实过程和向其完全实现的迈进过程。
　　 2. 进行广泛教育的同时必须做好制度保障和道德实效工作。我们知道，一傅众咻是不行的。要逐步达成上述终极目标，必须从制度和道德实效上给以保障和促进。如重奖和大力表彰见义勇为、拾金不昧、扶危救困、热心公益等行为，使其成为道德强势；同时可以制订相应的制度鼓励上述行为者，而遏止道德卑劣者。如规定有上述高尚行为者在贷款、经营、公务员考录等中优先，而将见危不救、拾物窃匿、损害公益等作为信誉不佳表现并备案，在贷款、经营、公务员考录等方面加以限制，甚至否决。总之，要通过制度奖罚和道德实效使人们对崇高道德的践行形成习惯。这样，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既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现实性，又可以进一步促使人向终极目标迈进。
　　 3.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如，通过完善的分配机制使尽所能者能得到应得的回报；通过完善的公务员考选汰机制使能者能尽其所能；通过完善的竞争机制消除不合理竞争；通过完善的监督处罚机制消除公权力私有化的弊病，等等，从而使整个社会现实地向终极目标过渡。
　　 终极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要做的工作和涉及的方面众多，本文只是要而言之，因为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此，而在于阐释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正确含义与合理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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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黎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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