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与汉字崇拜文化|仓颉造字28个字

　　摘要：仓颉造字的传说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仓颉崇拜。从文字学视角看，汉代许慎的说法较为理性，他认为汉字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这接近于文字产生发展的实际。从文化学视角看，仓颉造字说的文化势力在于它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感召了后代世人的心灵，从而形成根深蒂固、旷世不渝的汉字崇拜情结。
　　关键词：仓颉造字；许慎；文字学；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5-0052-06
　　收稿日期：2010-1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YY040)
　　作者简介：党怀兴，男，陕西合阳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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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化史及神话传说中，文明的创造往往会归功于某些圣贤。关于“文字的起源，各个不同地区都有它的神话性的传说。……中国把文字创造的知识产权，归功于黄帝之史仓颉。”从文字学视角看，这个神话性的传说有其合理的一面；从文化学视角看，其背后浸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特殊情结――汉字崇拜。“神话是随时重生的，每一项历史变迁都创一个神话”，这在仓颉造字的传说中有显明体现。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时代的文献已有不少记载。如《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荀子》：“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秦代李斯作《仓颉篇》首句即为“仓颉作书，以教后嗣”。至两汉，已有大量记载。《淮南子》一书多处记载仓颉造字，如《本经训》有“史皇生而能书”，“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东汉《论衡》载：“仓颉四目，为黄帝史。”除此而外，两汉谶纬之书也对仓颉造字的传说多有演绎。如《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春秋元命苞》：“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长，授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治百有一十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乡亭。”《春秋・演孔图》：“仓颉四目，是谓并明。”许慎《说文解字・叙》对仓颉造字传说有较为理性的阐释。宋元明以来，仓颉造字的传说屡被演绎发挥，如南宋罗泌《路史》中的《史皇氏》篇、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的《三皇》篇等。至清，这样的文献记载依然不少。可以说，从战国始至于近世，有关仓颉造字的记述就从未间断过。
　　历代文献的记述大多弥漫着神秘的色彩，相比而言，汉代许慎的说法接近文字产生发展的实际。《说文解字・叙》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许慎的说法是比较理性的。对此，王宁先生有精辟的论述，她认为从许慎的说法中至少可以了解两方面的道理：首先，许慎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之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的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蹄远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是可以用汉字构形系统加以证明的。其次，许慎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字是具有高度“约定俗成”性的符号体系，其应用范围应该是相当广泛的，所以，只有在大范围社会交往的需求下，文字才可能产生。……这项工作不可能由民间某个普通人来完成，而只能由上层“有知识”的人整理之后，再靠行政手段去推广。传说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他的史官仓颉来做这项工作，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汉字和史官的关系，从汉字构形中也可得到证实。
　　仓颉出现的时代，应在原始汉字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文字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时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因此，文字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圣人的独家功劳。宋元之际文字学家戴侗在《六书故・六书通释》中大胆提出“六书不必圣人作”的观点：
　　
　　六书不必圣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语不同，
　　名称不一，文字不通。圣人作者，命神瞽焉，协
　　其名声，命史氏焉，同其文字、�其烦慝、总其要
　　归而已矣。夫文，声之象也，声，气之鸣也；有其
　　气则有其声，有其声则有其文；声与文虽出于
　　人，亦各其自然之征也。戴侗的观点是独树一帜的，异于他的前辈以及同时代的学者。他认为“声与文虽出于人，亦各其自然之征也”，他从语言以及文字的地域差异分析得出“六书不必圣人作也”的结论，并进而指出了所谓的圣人在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即在于命神瞽、史氏分别“协其名声”、“同其文字”，在于规范、整理、总结语言文字的基本规律及条例而已。戴侗的分析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研究。他关于圣人在文字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是很了不起的，这给我们理解仓颉造字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视角。
　　仓颉造字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解释汉字的真正起源。关于汉字的起源，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文字产生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获得了有关汉字起源的大量新的资料。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约前5000-前4500)发现的具有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象形文字符号等，证明汉字有6000多年的历史。李学勤先生在《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一文中指出：依文献记载推算，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而大汶口文化晚期大致相当于这样的时期，所以仓颉作书的传说可能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这一论述一方面肯定了仓颉造字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仓颉造字只是汉字形成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宋代罗泌《路史・辨史皇氏》云：“上古始制文字者，仓颉也。而无怀氏已刻徽号，伏羲已立书契，俱在炎、黄之前，岂得至黄帝而始制文字耶?”古人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文字不可能是仓颉凭空创造的，在仓颉之前一定还有徽号等记事符号。饶宗颐先生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人类在未有文字以前，似乎是要经过使用纹饰与符号的阶段，……汉字发展过程中，40年来考古的成果，各地见了无数的陶器符号，正证明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文字绝非是由某时代的某一个人在某一时间突然造出来的，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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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颉造字说的文化势力在于它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感召了后代世人的心灵，从而 形成根深蒂固、旷世不渝的汉字崇拜情结。因为“神话，实际说起来，不是闲来无事的诗词，不是空中楼阁没有目的的倾吐，而是若干极其重要的文化势力”。
　　社会心理学认为，“崇拜心理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思维力、想象力、表现力等发展的必然”。因此，在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征途上出现对语言文字的崇拜亦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必然。从逻辑上说，对于汉字的崇拜应该和汉字的起源同步，与初民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鬼神崇拜等紧密联系而且同质。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思维水平决定认识水平，决定世界观的内容及其由某种观念导致的活动形式。“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崇拜心理是具有思维的人类所特有的一种心理素质，它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人的世界观的体现和反映”。汉字崇拜属于灵物崇拜，“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尚不理解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把语言(文字)同某些自然现象和自然力联系起来，仿佛语言(文字)可以给人以祸福，甚至误认为语言(文字)是祸福的根源”，这种原始的思维是初民崇拜汉字的认识原因。初民的汉字崇拜，由于文献不足的缘故，其详已不可考，从文献记载探讨汉字崇拜的历史只能是管中窥豹。汉字崇拜有别于仓颉崇拜，汉字崇拜可以有更多的形式，而仓颉崇拜的实质即是汉字崇拜，是汉字崇拜的表现之一，这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可以等同的。
　　“崇拜心理来源于客观世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不断深化，崇拜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崇拜心理具有历史性、社会性、阶段性。”从传世文献看，对仓颉的崇拜也有一个逐渐神化、不断丰富的历程。
　　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仓颉造字朴素客观，多为事实的客观描述，并无夸饰成分，也看不出神化的倾向。《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荀子》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这一记载很客观，常被后人引用。“好书者众矣”，指参与创造记事符号的人很多，“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壹”字有“统一”、“专一”、“规律”三种理解，但不管是哪种理解都能说明仓颉在整理文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贡献巨大，能够掌握文字的发展规律，在民间“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将零散的字符规整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韩非子・五蠹》说：“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自环”、“背厶”正确与否姑且不论，这条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仓颉对汉字的构造规律是有所认识的。到了汉代人们认识已不断深化，文字学家许慎更清楚地指出：“依类象形”、“形声相益”是仓颉造文字的先后次序，这是合乎文字演变规律的科学论述。这都说明仓颉于文字产生演变的功劳是客观的真实存在。
　　到了两汉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出现神化倾向，并愈演愈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首先，对仓颉造字功用的神化。《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对“天雨粟，鬼夜哭”，向来有不同的解释。高诱注：“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刻，故夜哭也。”按高诱的说法，仓颉造字使得民风不纯，土地荒芜，上天为此“雨粟”赈饥，鬼害怕其罪恶被揭发，因而在夜里哭泣，这个说法是很神奇的。“天雨粟”当然是绝无可能之事，绝无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影响所及，上至苍冥，下至幽灵，惊天地、泣鬼神，民间由此而有仓颉造字鬼哭龙藏的神话故事。这都是对仓颉造字功用及影响的夸大、神化。
　　其次，对仓颉其人的神化。仓颉既然能造字，他必然有非同常人的身世、智慧与体貌，这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与定势。其实，神话传说中往往会把某种发明归于有神秘性的“文化英雄”，所含性质在文明人观之常包含觉得不合理的“野蛮的要素”。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时日：“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作书。”《淮南子・本经训》：“史皇生而能书。”《吕氏春秋-君守》下高诱注曰：“仓颉生而书”。这些记载都说仓颉生下来就能创造文字，所谓“生而知之”，这就为其身世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仓颉作书是“取象鸟迹”，要想把万物特征观察得清楚细致，必须具有超人的视力，应当是圣人才会有这样的才能，于是又有“仓颉四目”的附会。王充《论衡-骨相篇》：“仓颉四目，为黄帝史。”这是关于“仓颉四目”的较早记载，王充对“仓颉四目”持怀疑否定态度，却从侧面说明仓颉造字影响久远。同类记载还有不少，如《隶释》引汉熹平六年(177)《仓颉庙碑》：“仓颉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百姓作宪。”《春秋元命苞》：“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春秋・演孔图》：“仓颉四目，是谓并明。”说仓颉知鸟迹而造文字是可信的，说仓颉天生能造字、四目，就是人为的附会了。
　　其三，仓颉的名位不断上升。《荀子》《韩非子》对仓颉是不加修饰直呼其名的，但《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则把造书契之人尊为“圣人”。战国时代史书《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这是关于仓颉为黄帝之史官的较早记载。《说文解字・叙》也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速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汉书・古今人表》把历史人物分为九等(上中下三大类，每类又分上中下三级)，炎、黄、尧、舜等列为一等上上圣人，仓颉被列入第三等上下智人之中，可见受到较高的推崇。把仓颉推上帝位的是两汉的谶纬之书，《河图玉版》说：“仓颉为帝。”《春秋元命苞》说：“仓帝史皇氏，名颉。”于是，仓颉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经过“三级跳”一跃而为“帝”，“帝”和“神”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相通的。把仓颉尊称为“帝”，实际也包含敬与畏两种心理。造字者被尊崇为圣人，进而为帝，将其名位推奉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仓颉彻底被神化了，民间因此而有仓颉显灵扶助穷书生、仓颉显灵治贪官、仓颉显灵惩悍妇等传说故事。
　　仓颉造字是一个神话性传说，它所记录的是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情结――汉字崇拜。“神话是其作者的历史，而不是其自身内容的历史。神话记录的不是超人英雄的生活，而是富于想象力的民族的生活”。神话学家袁珂认为，“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其后在各个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的愿望，又陆续有为数不少的新的神话和神话因素浓厚的传说故事产生出来”。仓颉造字的传说也许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早已口耳相传，而后随着文字的出现逐渐消亡，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时它又重生了。这一点已 经为文献记载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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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现象，灵物崇拜是人类信仰的形式之一，“对语言文字崇敬，认为它有超人的魔力，这叫做语言文字的灵物崇拜。语言本来是与劳动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一种交际工具，文字是人类创造的记录语言的符号。但是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尚不理解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把语言(文字)同某些自然现象和自然力联系起来，仿佛语言(文字)可以给人以祸福，甚至误认为语言(文字)是祸福的根源。”诚然，这话用于初民的文字崇拜是有道理的，但在中国古代崇拜仓颉、崇拜汉字却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文人恪守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信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老百姓对读书最功利的表白，要读书，先识字，字从何来，这个思维的链条无疑指向造字之人。有人会问“好书者众矣”，为什么独尊仓颉呢?除了“仓颉独传者，壹也”原因之外，与文献的传播还有密切关系。
　　
　　秦统一天下，书同文，李斯作《仓颉篇》，首句就是“仓颉作书”：
　　
　　仓额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
　　戒。勉力风诵，昼夜无置。这个启蒙读本在西汉中期曾与《急就篇》并行于世，东汉以来随着其他字书的不断出现而渐渐退废，终在唐宋之际湮没无闻，仅剩残句。对仓颉的崇拜与神化正是在秦汉之际完成的，这和《仓颉篇》的传播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可以说正是“昼夜风诵”的日常功课内化成读书人的“仓圣”情结，并由此把仓颉神化，顶礼膜拜。后世蒙学书《幼学故事琼林》中也有“上古结绳记事，仓颉制字代绳”，此类书出现虽晚，但影响确实不小。在一般读书人看来，仓颉造字之功可与三光同辉，四序同步。唐张怀璀《书断》赞曰：
　　
　　邈邈苍公，轩辕之史。创制文字，代彼绳
　　理。灿若星辰，郁为纲纪。千龄万类，如掌斯
　　视。生人盛德，莫斯之关。神章灵篇，自兹而
　　起。
　　
　　夫苍颉者，独蕴圣心，启冥演幽，稽诸天意，
　　功侔造化，德被生灵，可与三光齐悬，四时终始。南宋罗泌《路史・史皇氏》综合前代文献记载更是大加发挥，对仓颉其人、其德、身后事详加记述，并从儒家伦理出发，对仓颉造字的社会功用大肆渲染：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
　　灵光，上天作令，为百王宪，实有睿德，生而能
　　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
　　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
　　字。形位成文声具，以相生为字。以正君臣之
　　分，以严父子之仪，以肃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礼
　　乐以兴，刑法以著，为政立教，领事辨官，一成不
　　外。于是，而天地之蕴尽矣。天为雨粟，鬼为夜
　　哭，龙乃潜藏。文字备(于)以存乎记注，乃著
　　绩别生，正名孚号而升，封于介丘，细文字以昭
　　异世，而文乱日昌矣。
　　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由蒙昧进化到有组织的文明社会，是由无数人的劳力和经验逐渐累积发展起来的。但是，无可否认，其中某些人的智力较高，做了一些发明的端绪，激起文明的进一步提高。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人，后世以圣人视之”，“圣人”的大智大勇、文治武功，利民利人，为世人钦慕景仰，往往成为崇拜对象。传说中的仓颉无疑属于中华文化的“始祖”之一，是文书案牍行业的保护神，是后世读书人心中的圣人。后世对仓颉的崇拜，莫过于开坛设祭。
　　据《春秋元命苞》记载：仓颉“终葬衙之利乡亭”，不言祭祀。《皇览》：“仓颉冢在利阳亭南。”“阳”、“乡”音近通用，“衙”即汉代的衙县，晋代正式命名彭衙县，在今陕西省白水县。祭祀仓颉之事，两汉文献无征，但可以推想，民间应有这样的祭拜活动。《周书・冀俊传》载：“(大统)十三年……时俗人书学者，亦行束修之礼，谓之谢章。俊以书字所兴，起自仓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太祖，释奠仓颉及先圣、先师。”从记载看，当时学习书法要同时释奠仓颉及先圣、先师的，这是祭拜仓圣的较早记载。唐宋以来，史籍几于失载，宋初有《大宋仓公碑》，可惜文字讹泐难辨，只存碑末颂诗：
　　
　　仓公大圣，除邪立正。感应君王，得耳天
　　听。殿宇重修，再兴石铭。利益群生，万民皈
　　敬。鸟迹灵幽，敕建坟茔。坟前石室，万古千
　　秋。准宣勘覆，安令申州。谊实闻奏，古庙存
　　留。时为大宋，开宝八年。岁当乙亥，大臣律
　　言。�生十叶，村众供虔。兴攻备毕，万代流
　　传。此诗盛赞仓颉造字之功绩，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时为仓颉重修殿宇、新建坟茔是奉了皇家的旨意。开宝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这可以说明至少在宋初祭祀仓颉已经纳入朝廷的祭祀活动了，足见当时对仓颉的尊崇之盛。
　　另外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5也有书吏祭拜仓圣的零星记载。据明代佚名笔记《如梦录》载，明代开封府署内有“古南衙”，正北大堂五间，“大堂东有仓颉庙”，有学者据以推测认为，这可能是宋代仓颉庙的遗址。虽然文献不足，但可以推测民间的祭祀活动是不曾中断的，民间的仓颉庙也不止一处。明官修地理总志《明一统志》记载各地所建仓颉庙除陕西白水县外，还有大名府南乐县(今河南南乐)、河南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山东寿光县(今山东寿光县)等，所记都是规模较大的仓颉庙，小的祠庙就更多了，此亦足见当时祭拜盛况。如今则只有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仍旧保留着谷雨祭祀的仪式。
　　多神崇拜是古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中国的老百姓并不虔诚地信仰某个宗教或某个神灵，只要能佑福自己就是心中的神灵。清范寅在《越谚》卷中记载：“仓颉菩萨，始制文字之神。”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小秦淮录》记载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大岩素不识字，故供奉仓颉圣像。及去蜀，
　　迎像于舟，铁香炉、烛台，亦栽之行。居天台山
　　十年，移扬州天宁寺。爱天心墩译经台，遂即其
　　址为仓圣殿。
　　大岩为雍正间蜀僧，因为素不识字，所以特别信仰字圣仓颉，以至于把佛寺的译经台改建成了仓颉神殿。到了这时，仓颉已经成了时人心中的神，成了菩萨，这是以佛教故事来神话仓颉的一例，其文化学的意义耐人寻味。仓颉造字神话的这一变化，合乎人类神话发展变化的一般通例，即当社会集体的思维连同它的制度、它对周围集体的关系一起进化了，原来的神话可能变复杂、被补充、被改造，以便使它适应那些统治着集体的新的集体表象，神话的连续的几次的变化是常见的。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理解仓颉崇拜乃至仓颉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中国民间信仰对于人物的崇拜，最为直接的就是对于圣化了的人物的供奉与崇拜。……民间崇拜大圣大贤，主要崇拜他们为国为民建立的功德，通过祭祀的制度、方式和手段，表达民众对他们的感激”，“上下几千年，民间信仰中的圣人崇拜总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皇朝官方为倡导，以建祠立庙为标志，以崇拜祀奉为手段，成为中国信仰的独特内容。”“仓圣”崇拜正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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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人们对仓颉顶礼膜拜，可是 仓颉所造之字究竟是什么样子?陕西白水县仓颉庙中的《仓颉鸟迹书》究竟始于何时，是否真为仓颉所造?在探讨仓颉文化时，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万历年间《白水县志》载：“仓颉造书两卷，后失于隋代兵火。”清乾隆间《白水县志》载：“书二卷，后汉司空杜林注。隋乱不传。”有人以此立论认为仓颉所造之字在隋以前尚存，其实是个误解，是不足为据的。《县志》的记载是有玄机的，说“仓颉造书两卷”，实指秦李斯所作的《仓颉篇》，并非真有“造书两卷”的事实。《汉书・艺文志》载：“《仓颉》一篇。”又云：“《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自秦至汉《仓颉篇》曾广为流行，汉代扬雄、杜林都曾为之作注。到《宋史・艺文志》，《仓颉篇》一类的字书已不见记载，所存也只是只言片语。又据孙星衍辑本《仓颉篇序》考，杜林的《仓颉故》约亡于隋，这个说法与两朝《白水县志》所说暗合。另外《清史稿・艺文志》有“汉杜林《仓颉训诂》一卷”的记载，指的也是《仓颉篇》。
　　至于《仓颉鸟迹书碑》，可以从石刻文献的产生发展考查。刻石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金石略》中说：“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碑是石刻文献的一种，但碑用于载文似乎较晚。
　　在先秦，碑的功用有三。其一，竖在宫廷院内。用以测量日影计时。《仪礼・聘礼》曰：“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其二，竖在宗庙里，用来拴系祭品的牲口。《礼记・祭义》曰：“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其三，用于棺椁下葬。《礼记・檀弓下》曰：“公室视丰碑。”郑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辘轳)，下棺以绊绕。”这些记载说明至晚在战国时期碑已用于生活与祭葬。虽然无有字之碑，但其时有字之碑的原始形态――《石鼓文》《诅楚文》等已经诞生。秦一统天下，刻石勒功，这些刻石与摩崖石刻已孕育着“碑”的诞生。西汉有文字的石刻今天传世者甚少，能称为“竖石”(《说文》碑，竖石也)之碑的几于凤毛麟角，如《�孝禹碑》。东汉碑碣云起，正如祝嘉《书学史》所说：“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事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丰碑，几遍天下。”
　　今天所见《仓颉鸟迹书碑》出现的时间上限最早也应在汉代。至于说28个“鸟迹文”为仓颉书，也值得认真研究。先秦典籍所载仓颉造字传说虽简洁、概括，但若所造之字真为诸儒所见，必当记之，今典籍只字未提，说明在当时传说中也不曾有“鸟迹文”的轶闻。我们认为《仓颉鸟迹书碑》是伴随仓颉的神化而产生的，或是秦汉人的“杰作”。汉代人已把仓颉尊奉为“帝”，将汉字发明的知识产权归功于他。其实当时就有人质疑过此，王充就曾怀疑过“仓颉四目”，并认为“天雨粟、鬼夜哭”与仓颉作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今天所见“鸟迹文”的诠释，也是有争议的，权威的释读是《淳化阁帖》的释文。现在看来，仓颉“鸟迹文”的真正含义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象征意义。对于造作者来说，越是不为人所识，就越能显现仓颉的神秘与神圣，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以上从文字学、文化学视角探讨分析了仓颉造字的传说以及相关的问题，一方面，它反映了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的一些历史状况，对于我们认识汉字起源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从文献记载看，仓颉崇拜的形成有客观的社会历史因素并经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正确认识仓颉崇拜的起因、形成，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文化信仰，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美国神话学家塞-诺・克雷默在《世界古代神话》序言中说：“古代人的神话是人类精神最深刻的成就之一，是天才的创作智慧所产生的充满灵感之作。”那么，关于中国汉字起源的神话性传说――仓颉造字说，无疑是“天才的创作智慧所产生的充满灵感之作”中的精品。“文字的产生，即文明史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仓颉翻开了中华文明史的第一页。因为“文化事实是纪念碑，神话便在碑里得到具体表现；神话也是产生道德规范、社会组合、仪式或风俗的真正原因。这样，神话故事乃形成文化中一件有机的成分。这类故事的存在与影响不但超乎讲故事行为，不但取材于生活与生活的趣益，乃是统治支配许多文化的特点，形成原始文明武断信仰的脊骨。”神话不同于历史，“神话只是间接地与历史事实有关”，但“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仓颉造字的传说表明中华民族正由蒙昧走进文明的曙光。
　　从文字学视角看，仓颉造字的传说有合理的成分，但其重要价值并不仅在于此，而在于这个神话性的传说所扬起的文化张力，这就是它已使仓颉成为汉字的拟人化代表，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与符号。“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而“造成中华文化核心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我们把创造汉字的知识产权归功于传说中的仓颉，他的功劳与日月同辉。天地齐寿。仓颉造字的传说感召了后代世人的汉字情结，他以独特的神话魅力维系着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因此，我们今天祭奠仓颉，研究仓颉文化不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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