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_人间极罪: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追踪

　　感染鼠疫的受害者被日本军医强行剜割内脏；切开腹股沟采完受害者的全部血液用来培养细菌；给战俘喝下注入了伤寒病菌的甜水……这是一段被邪恶制造者刻意掩盖而又令中国人不忍卒读的历史。而更令人愤慨的是，时至今日，邪恶的制造者仍然没有得到惩罚，正义仍然没有得到伸张，惨死的亡灵仿佛仍在痛苦地呻吟……
　　
　　提到细菌战，就不得不提及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在人们的眼里，731等日军细菌战部队就是魔鬼和死亡工厂的代名词。侵华期间，细菌武器，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灭绝人性的武器，在中国的大地上被731等部队广泛使用，污染了中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土地，造成了不少于一百万人的死亡。活人解剖、活人采血、细菌制造、细菌攻击……历史深处的罪恶和黑暗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但细菌战，在此之前这几个字几乎没有多少日本人知道，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
　　拨开锈蚀了60年的历史雾障，使人类文明史上最惨无人道的罪恶大白于天下的，是王选，和她身后的180位中国受害者代表。如今，对日诉讼索赔之路虽已走到尽头，但身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的王选并不气馁和放弃，因为她坚信历史的本来面目正一点点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揭露历史真相和胜诉有着同样的价值……
　　
　　浙江义乌市崇山村，王选的家乡。十八岁的吴小奶感染鼠疫后被日军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
　　
　　在英国BBC广播公司拍摄的细菌战纪录片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阴雨天里，一个黑衣黑伞的中国女人来到石井四�的坟前，突然她用日语开始喊：“石井四�，我是王选，你犯下的细菌战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要靠人类的进步审判你！”片中叫王选的女人是近年来奔走于中日间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在BBC的这部纪录片里，王选被当作了一个符号：中国人。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在沉默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了行动。
　　石井四�，这位王选宣战的对象，日军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在1931年到1945年的十多年中，这位杀人狂魔不仅创立了臭名昭著的哈尔滨731部队，还直接参与、建设和领导了在北京、南京、广州设立的细菌部队，并开展了人体活体实验，直接指挥细菌战对中国的实战攻击。浙江义乌市崇山村，王选的家乡，就曾遭受日军灭绝人性的鼠疫攻击。而王选长达16年的细菌战调查以及其后的对日诉讼就是从自己家乡开始的。谈及当年细菌战带来的灾难，崇山村村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0年开始，日军731部队相继在浙赣战区展开细菌战攻击，散播了大量的炭疽热菌和鼠疫菌。很快，鼠疫便横行肆虐义乌等地。崇山村每天死亡5至8人，最多的一天死了20多人，不到3个月，全村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后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看家，不料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没人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死去。
　　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事后统计，崇山一个村1236口人，死亡403人，达三分之一。逃走150人。整个村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村村萧索鬼影绰绰。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告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
　　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1942年11月11日，日军南京1644部队20人突然来到崇山村，七八十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将发现淋巴结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背的碾米屋里，加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村外的林山寺被日军专门辟为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林山寺里几个穿防毒服装的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脏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部分丢弃野外。
　　张连菊是当年从林山寺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她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18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连菊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连菊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每一次驻足听到的都是悲惨的事，每遇到一个老人，都可以见证一段历史。60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还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日本鬼子，就是魔鬼。时至今日，崇山村有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仿佛就一下子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浑身发抖不已。
　　上世纪90年代，在细菌战中身心饱受摧残的崇山村人决定以村委会的名誉状告日本国政府，每一个死者向日本政府索赔3万美元。1993年，到义乌做日军细菌战调查的日本历史教师森正孝闻听后表示愿意发动日本律师义务承担诉讼。日本人愿意帮助打官司；而有留学日本经历、熟识崇山方言的王选加入则给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而随着王选细菌战调查的深入，来自各地、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加入到原告行列。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后来增加到180名）将一纸诉状递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始了一桩跨世纪的马拉松式的8年诉讼。细菌战，一段被淹没和有意掩盖的历史，人类社会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一页历史逐渐露出它的真相。
　　
　　活体解剖中国人、切开腹股沟采完受害者的全部血液……几个亲历的细菌战部队老兵在法庭上将一幅幅历史的场景复原展现在人们面前，让历史深处掩藏的罪恶再也无处遁形
　　
　　从细菌战诉讼开始，日本细菌战揭露会、辩护团、王选等就开始了寻找当年731老兵的工作，这是一群进入风烛残年的人。和中国的战争经历者一样，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而在不久的将来，五年、十年，这些人就会辞世而去，带着他们珍贵的记忆。
　　但是在日本，更多的731老兵仍遵守着当年石井四郎“三不”（不准说出去；不准担任公职；不准互相联系）的封口令。当年的731老兵有3000人，现在已经有2000人死掉了。揭露会找到了300人，他们当中只有100人开了口，但其中大多数又不愿意出庭作证，有的拿出了材料，但又不让讲出自己的姓名。无人知道当年做过“魔鬼”的这些老兵们到了晚年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挣扎。
　　2000年11月15日，法庭第17次开庭。在王选和日本律师的努力下，两位细菌部队的老兵筱�良雄、松本搏终于到庭做证。他们的声音被永久地纪录下来，被各种媒体传播到了世界。处于烟障中的历史展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清晰和生动，任何掩饰帷幕都在这亲历者诉说面前变得透明。
　　筱�良雄，731部队少年班的成员。一开始他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的用具等。1940年5月开始，筱�良雄开始被安排参加“跳蚤增殖工作”，这项工作在一座被称为“四方楼”的三楼暗室内进行，在这个暗室中的架子上，排列着许多类似石油罐的罐子，罐子里面有很多黑老鼠，这些黑老鼠是跳蚤的饵食。那年8月末，他们把跳蚤从稻壳中分离出来。这些跳蚤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后，由731部队的航空班运往南京。
　　筱�良雄证言：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最初参加活体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他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到他瞪着我，只好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菌的他，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特别班的人把他赤裸裸地放在担架上，送到我们所在的解剖室。他被放在解剖台上，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我用橡皮管冲洗他的身体，再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身体。现在我还记得当我要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脸部时，我非常犹豫。拿着解剖刀的班副催我快点干，我就闭上眼睛刷洗了这个男人的脸部。当班里的人员用听诊器在这个男人的胸部还能够听到他心脏跳动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对五个中国男人进行了活体解剖。当我活活解剖了三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我们叫受害者为“圆木”。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一样。日本人更想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甚至一名和平运动者，但我不能让这段历史残留在黑暗中。
　　松本博，南京1644部队卫生兵，1943年入伍，接受6个月的卫生兵训练后到南京1644部队看管在押的“实验材料”。7号楼是1644部队的中心建筑，四楼房间按“松”、“竹”、“梅”等字样编号排列，尽头有处置室和焚烧炉。松本负责“松”字室。“松”室里放有七个像鸟笼一样的的笼子，长、高、宽各一米，一个笼子关一根“圆木”。
　　松本博证言：
　　“圆木”关入笼子两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细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圆木”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
　　我见这些人年龄比我还年轻，他们对我没有攻击的表现，我也表示一点点意思。我不吸烟，有时悄悄把配给自己的烟给他们吸，如果被上司发现是要受严厉处罚的。他们很是理解，为了不让烟飘出去，一点点吸，然后吐到便器内，另外，不能大家一起吸，一个人吸完后轮到下一个人。
　　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圆木”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
　　采血的日子给“圆木”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
　　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圆木”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圆木”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
　　松本在这里服役10个月，亲见有四五十人被全部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然后“收获”污染的血液，再用这血去培养更多的细菌。
　　活体解剖、细菌制造……几个亲历的老兵在法庭上将一幅幅历史的场景复原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1931年到1945年发生在中国的真实而黑暗的历史。没有这样的复原和讲述，谁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这场细菌战诉讼，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世间大恶面对人性的审判？
　　在王选看来，这种时候，法律的判决已经不重要了，在讲述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判决，这判决永远都无法更改和抹杀，因为这是人类良知的判决。
　　
　　给中国战俘喝下注入了伤寒病菌的甜水，将毒品渗进食物让受害者食用……石井四郎的死亡工厂里种种杀人方法令人难以想象。但让王选愤怒的是，邪恶的制造者们在战后大多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究竟是谁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和黑暗
　　
　　在王选的调查中，筱�良雄、松本博并不是第一批在法庭上作证承认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日本老兵。早在60年前，苏联伯力大审判就曾首次揭示了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而为了打赢这场诉讼，王选、日本律师辩护团更是向法庭提交了苏联、美国、中国、日本四个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大量历史资料。这些材料，有让人只要看一眼就会为之震惊的力量。其中就有来自苏联伯力审判的材料。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伯力城，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接受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伯力审判。在12名战犯慢吞吞的，记不清楚的，故意省略的叙述当中，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被告关东军731部队生产总长川岛清供认：“根据我因在该部队内职务关系上知道的材料，我可以说，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如果按这个数字推算，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间所杀的人近万。这还仅仅是731一个细菌部队。在中国还有100细菌部队、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8604部队，这些部队统统用人体作实验，其数额之庞大和手段之残酷真是无法估计。
　　被用来作实验的人统统取消了名字，代之以“圆木”的称呼。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将活人“特别输送”到731部队。他们来的时候两个一组，一上一下相对地捆在草席中，用一根、两根来计算。他们大多数都是抗日的中国爱国分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去，至死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亲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在“圆木”中的伤寒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约50名中国人喝了，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染上了伤寒病。
　　还有一次，为了检验细菌的效力，首先给50人注射了防病的药，50个人被分作5组，一部分人注射两次，一部分人注射一次，并且注射的多寡不一，另一部分人不注射，然后观察伤寒在这些人身上的反应。这些人大部分都染上了伤寒症，其中有12人或者13人因病死掉了。
　　就是感染了细菌不死的人，也要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恢复后，就把他们拿来做另外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被告关东军第100细菌部队工作员三友一男讲述了他的杀人经历：
　　答：用活人来作实验，是在1944年8、9两月间进行的。进行这种实验的办法是用一种使受实验者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给他们一剂催眠药或毒药去吃。受实验的都是俄国人和中国内地人，共计七八名。实验时所用的药品有朝鲜“朝颜”，海乐英及蓖麻青。这类毒品都是渗进到食物内去。
　　在两个星期内，曾把这种渗上毒品的食物给每一个受实验的人吃上五六次。菜汤里面主要渗的是朝鲜“朝颜”，米饭里面大概渗的是海乐英，烟里面渗的是海乐英和“巴克塔尔”。
　　所有受实验的人们接受实验后经过两个星期，就软弱得再不能使用了。
　　问：那里又怎样处置他们呢？
　　答：为了保守秘密，所有这些受实验的活人都被害死了。
　　问：用什么办法害死的呢？
　　答：有一个俄国人是由我们遵照科学工作员松井命令用注射氰化钾的办法害死的。
　　问：究竟是谁把他害死的呢？
　　答：氰化钾是我给他注射的。
　　问：你把这具被你害死的俄国人的尸体怎样处置了呢？
　　答：我在本部队牲畜掩埋所那里把这具尸体剖开了。
　　问：你把尸体剖开后又怎么处置了呢？
　　答：我把这尸体埋下去了。
　　问：在什么地方掘的坑子呢？
　　答：在部队后面的牲畜掩埋所那里。
　　问：是在掩埋牲畜的地方吗？
　　答：是在同一地方，不过是埋在另外一个坑子里（旁听席上显现惊动，发出愤慨声）。
　　问：请你说说，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人杀死的，你是怎样把他杀死的呢？
　　答：为了要给这个受实验者注射氰化钾，我曾遵照松井指示设法使他泻起肚来，而这就成了注射氰化钾的借口。
　　问：可见，你原是欺骗了这个人了。你口里对他说是要给他打药针来给他治病，实际上却给他注射了氰化钾，对不对？
　　答：对的。
　　这就是石井四�的杀人工厂。在这里，你必须学会杀人。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是“为了国家”、或“为了公司”，大多可以去做。没有了心理上的障碍，没有道德上的负疚感，于是那些以科学名誉、声称为人类造福的杀人者们，想要人的哪个部位，都可以得到。种种杀人的方法是无法想象的。
　　而最让王选感到愤怒的是，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参与者都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石井四�和他的同伙制造了人间最大邪恶，而这邪恶却逃脱了审判。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们，事业却在战后一帆风顺，他们也在社会上继续产生影响。这是世间最大的不公正。而这一切，都源于美国与石井四郎的一桩幕后肮脏的交易――
　　1947年5月，美国细菌战调查官费尔和石井进行了关键性的会谈，会谈在石井东京的家里进行。“石井一身古风，他对费尔一行的接待就像是他们是经封建君主的许可拜访这位阁下一样。石井穿着最好的和服，笔挺地坐在床上，并在他赐予的美国客人的整个会谈中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费尔告诉石井：“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石井说：“如果你能对我的上司部下以及我本人提供书面免责保证的话，我可以向你提供所有的情报。”
　　于是，日本和美国完成了他们的交易。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于追究以石井四�为首的731部队及其相关者战争罪责的承诺。
　　美国和石井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中国和中国的死难者都被摁入黑暗之中，还有人类的正义、良知都被肮脏的带血的破布包裹着扔进了历史的黑暗角落。
　　编撰：一苇
　　
　　【链接】
　　王选：能让日本沉没的孤独斗士
　　1995年，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的王选放弃了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开始从事日军细菌战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由此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这一年，王选43岁。
　　16年过去了，没人和王选争细菌战受害者领袖的位置。从1995年至今，王选始终忙的是两件事：一是让权力承认历史上的恶，一是让受害者得到救助。
　　2002年的东京审判初步实现了第一点：尽管东京地方法院裁决王选及其他细菌战受害者代表败诉，但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当时，这个50岁的中国女人用铁一样的声音宣布：中国受害者将继续上诉，不到日本政府谢罪赔偿，誓不罢休。遗憾的是3年后，日本法庭再次承认了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但是仍然不道歉，不赔偿。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拒绝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上诉，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索赔之路走到尽头。但王选并不打算放弃努力，如今的她依然在为细菌战调查而在各地奔走。在王选看来，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才是最有价值的。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王选的老家义乌已经成为她做细菌战研究的根据地。
　　但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中国“女英雄”也有孤独的时候。
　　“2007年前，公众看我们像看一场演出，希望我们赢，打倒小日本。”王选说，“但实际参与调查研究的寥寥无几。”“愤青可以唾沫横飞地说这个那个，一到下乡来找受害者就不来了。”
　　而一些细菌战的原告也让王选很受伤。“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共产党的替身，女强人。可是我并不掌握任何资源。”而国内也没什么人给对日索赔的事业捐款，即使是很富有的原告，也不愿意拿钱。同样的问题在慰安妇、掳日劳工对日索赔运动中同样存在。
　　但无论怎样，王选依然在选择机会做事情，用她自己的话说，“能推动政府就推动政府，能发动群众就发动群众”。
　　她一个人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在日本法院上，她是细菌战原告；在东京街头抗议时，她是和平运动斗士；在义乌山里的烂脚病人面前，她是医学专家、社会人类学者和志愿者；在镜头前她是演说家；在国际会议上，她是发言人；在日本参议院议长面前，她是民间外交官；在外国专家的调研团中，她是专职翻译；在浙江省，她是政协委员。
　　她搞历史研究，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细菌战研究写论文；她搞慈善，为烂脚病病人发钱介绍医生，为地方研究者出书；她做民意代表，为地方烂脚病人的医疗救助给政府写提案；她搞交流，为学术机构介绍国外学者；她懂日本，为掳日劳工索赔运动出谋划策。
　　美国的学者哈里斯说过：“假如中国有两个王选，就足以让日本沉没。”从这样的话里，我们读到了孤独斗士王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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