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的新变化及前景|伊拉克库尔德人

　　内容提要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库尔德人成为伊拉克各派别中最大的受益者。影响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走向的主要因素有：库尔德人对民主政治的认知及其内部团结；联邦制的成败；美国的支持程度以及周边国家的影响。当前库尔德人问题要取得进展必须突破的难点有：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美国战略调整的方向和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从短期来看，库尔德人问题取得巨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从长期来看，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从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予以思考。
　　
　　关键词 伊拉克 库尔德人问题　新变化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是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该问题不仅关系到伊拉克政局的稳定和人权状况的发展，而且可能产生链式反应，导致地区政治版图的重新排列以及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对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拟通过梳理伊拉克战争(以下简称伊战)后库尔德人问题的新发展，探讨库尔德人问题出现的新特点，进而分析该问题可能出现的前景。一、库尔德人问题的由来及其在伊战后的新发展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早期居民之一，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00年前，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库尔德人缺乏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直到奥斯曼帝国衰落以后，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才开始觉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库尔德人问题作为议程之一被纳入《色佛尔条约》框架之内，并确定了分两个阶段建立库尔德人国家的路线图。随着费萨尔登上伊拉克王位以及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色佛尔条约》基本无法实现，但是库尔德人要求建立自己独立民族国家的呼声并未停止。1923年谢赫・穆罕默德・巴尔扎尼领导了反政府起义并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库尔德王国，土耳其承认其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958年革命以后伊拉克的新宪法中承认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力，此后库尔德人组织开始公开活动，不久政府与库尔德民主党关系恶化并引发了库尔德人的起义。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形成了伊拉克政府、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三种力量相互倾轧的局面。海湾战争以后，库尔德人利用萨达姆政权被削弱之机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并迫使萨达姆政权做出妥协。1994年至1998年两大库尔德人政党发生冲突，最终在美国的调解下达成和解，此后直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库尔德人始终处于与政府的对峙状态中。
　　纵观库尔德民族斗争的历史，库尔德人争取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是其根本的奋斗目标，是否承认其民族自决权是该问题的实质。但是，历史的发展以及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路径并非如此简单，一系列因素的重合使库尔德人问题日益复杂，其难点也正在于此：首先，国际因素对库尔德人问题影响重大，《色佛尔条约》就是国际社会解决库尔德人问题的开始，虽然这一条约是帝国主义分赃的产物。随着美国在中东势力的扩张，其对库尔德人问题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并成为库尔德反政府力量的主要支持者。其次，民族分歧严重。伊拉克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占人口总数的15％―20％，由于库尔德人长期遭到压制，从海湾战争后，双方实际上就处于分离的状态。再次，库尔德人内部冲突不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就伴随着持续不断的部落、教派冲突，特别是1975年以后，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争夺民族斗争领导权的矛盾为库尔德人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变量，例如，1978--1979年库尔德民主党的主要活动是反对爱国联盟，而非政府。伊战后库尔德人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
　　1．过渡政治中的优势地位(2003年3月―2005年10月)。2003年3月20日，美、英为铲除萨达姆政权，以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为名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场目前看起来证据不足的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也为库尔德人提供了改变处境的历史契机。
　　早在伊战之前，美国就与反政府的库尔德人政治派别进行接触，探讨开辟“倒萨”第二条战线的可能性。2002年10月，两个相互敌对的伊拉克库尔德政治派别――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达成和解协议，库尔德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表示，库尔德人的联合并不针对任何人，而是致力于维护伊拉克的统一。伊战爆发后，库尔德人武装在美英“倒萨”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华盛顿的主要盟友和重要伙伴，库尔德人武装与美军共同攻克了多个伊拉克北部城镇。库尔德人对美军的到来表示欢迎，因为支持美军就意味着减少不必要的暴力牺牲，同时库尔德武装承担了北部地区的社会治安任务，此外在一些反暴动作战任务中，特别是在摩苏尔和费鲁杰，库尔德人武装经常战斗在第一线。
　　在库尔德人的协助下，美军攻占巴格达仅用了短短4个星期的时间，曾经不可一世的中东枭雄萨达姆狼狈谢幕，伊拉克政局处于美军的掌控之下。2003年7月13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成立。为了填补萨达姆政权覆灭留下的政治真空，伊拉克各政治派别之间竞争异常激烈，2004年6月2日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并拥有部分主权。在这一过程中，伊拉克的政治部分地实现了“库尔德化”，在权力分配上，库尔德人占据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两个关键位置；在国家认同方面，库尔德语正式被承认为官方语言之一；从法律制度角度来看，库尔德人拥有部分最终裁决的权力，也就是说没有库尔德人的支持任何决议都无法通过，在2004年通过的《过渡行政法》规定：如果有3个省的2／3选民投反对票，宪法公决将无法通过，这就意味着在没有库尔德人支持的情况下，任何永久性宪法的通过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在伊拉克战后初期，库尔德人逐渐确立了在过渡政治中的优势地位，而这与库尔德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不相符的。
　　2．伊拉克联邦中的利益既得者(2005年10月至今)。2005年10月15日伊拉克全民公决通过了伊拉克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草案规定伊拉克实行联邦制，并承认地方政府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利，在实际上承认了库尔德一什叶派分享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因此遭到逊尼派的强烈反对。除了宪法草案将库尔德人的地位确定下来以外，库尔德人在新成立的伊拉克联邦政府中占据了多个显耀的职位，这包括总统(贾拉赫・塔拉巴尼)、副总理(巴哈姆・萨利赫)、外交部长(霍什亚尔・泽巴尔)以及其他6个内阁职位(分别是工业部、水资源部、住房与建设部、环境部、文化部、国务部的部长)。
　　除了政治上的成功以外，库尔德人在经济上也获得了比伊拉克其他地区民族更多的利益。伊战之前，库尔德人面对的不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而且还要面对萨达姆政权所施加的第二重制裁。伊战以后，库尔德人面临的制裁消失了，这为库尔德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这一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或许能够成为其快速发展的推动力。此外，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资金分配中，库尔德地区也获益良多，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自伊战结束以后，伊拉克北方就业机 会远远多于南方，北方强劲的经济吸引了2万多阿拉伯人来到库尔德斯坦寻找工作。②此外，随着库尔德地区局势的渐趋稳定，一些欧洲国家开通了可直航库尔德地区的观光旅游线路。
　　总之，在实行联邦制以后，库尔德人成为伊拉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本民族的利益，库尔德语成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之一，获得了仅次于独立民族国家的高度自治权，而且保留了独立的库尔德军事力量，如果未来的战后经济重建能够取得显著成效，那么库尔德人实现自治的主要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柱将更加巩固，这也为其争取更多的民族权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伊战后影响库尔德人问题变化的主要因素
　　
　　伊战后伊拉克局势的变化使库尔德人收获了巨大的民族利益，改变了库尔德民族曾经在伊拉克国家中的“二等公民”地位。尽管库尔德人还不能完全主导伊拉克的政治发展进程，但是他们能够对联邦政府的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联邦制度的确立，伊拉克也似乎正在朝着正常化的方向迈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伊拉克重建的未来之路仍然充满着挑战，一系列变量仍将对这一重建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之也会对库尔德人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1．库尔德主体因素。随着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的开始，库尔德人抓住了改变历史的机遇，成为伊拉克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但是，库尔德人地位的暂时提高并不意味着由来已久的库尔德人问题的终结；更多的学者们则相信，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库尔德民族的团结及其是否具有真正的民主价值取向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问题的未来走向。从2005年以来的伊拉克形势看，未来的库尔德人问题仍充满了变数：一方面，执政能力和腐败问题饱受诟病。有学者指出，库尔德地区政府缺乏足够的自由，特别是责任心不足和言论自由的缺失使得腐败、滥用职权和失职等问题逐渐增多。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裙带关系泛滥，司法体系遭到践踏，库尔德地区政府严格控制社会舆论，这些现象正在改变着人们对民主前景的向往。在战后重建资金的分配上中饱私囊、损公肥私的现象也很严重，大规模的土地投机使得经济重建问题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库尔德人内部的冲突仍是危机潜在的爆发点。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机制，在库尔德地区的权力分配上，大体是以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的力量比例为基础的，这两大库尔德政治派别在“倒萨”问题上达成了短暂的共识，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消除。从目前的情况看，二者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将会充分反映在未来的库尔德政治中。库尔德民众对这种党派之争并没有好感，2006年3月哈拉不加库尔德人举行游行示威，认为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腐败之徒。在萨达姆被审讯期间，库尔德地区的许多学者颇具讽刺意味地提到，除了扩散或使用化学武器，萨达姆被指控的各种罪名在库尔德领导人身上都适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加剧了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因此，为了使既得利益更加持久，库尔德政治家们必须避免政策的失误并确保部落效忠以尽力避免内部的冲突。但这对库尔德人来说实在是有些难度。
　　2．制度因素。正如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在外国力量打击下顷刻崩溃一样，战后伊拉克的政治安排也不是伊拉克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针对伊拉克特殊的民族和宗教关系，西方拟制的联邦制最终浮出水面。尽管这种联邦制在伊拉克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对于维护伊拉克的政治民主也不失为比较理想的制度构建。但是，成功的联邦制必须是伊拉克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而非美国或其他外力所强加上去的；联邦制下的伊拉克也必须有自由民主的权利和制度作保障；伊拉克各民族间必须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理解和尊重上的建设性关系；必须建立采用司法程序解决冲突的制度保证等。然而，现实的伊拉克联邦制的实行伴随着一系列的困难，因为该制度的建立并没有消弭民族和宗教间的不平等，这必然会影响到各民族和教派对联邦制的认知程度。此外，库尔德人在联邦制中获取了最大的利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和教派间的某种制衡，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正在挑战着伊拉克的联邦制。
　　3．美国因素。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其政策之核心不外乎两点：保障美国在伊拉克的既得利益和为中东地区树立民主标杆，以期顺利推行其民主化改造中东的地区大战略。在对待库尔德人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取向也是这样。库尔德人在战后初期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得益于其是美国“倒萨”时期的盟友，在战后分得一杯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另一方面，美国希望提高库尔德人的地位，也是为了实现伊拉克各政治派别间的力量平衡，保持局势稳定。2005年9月和10月，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分别向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和库尔德民主党领袖、库尔德地区总统巴尔扎尼发出了官方邀请，以表示对他们为恢复伊拉克稳定局势所做努力的承认。这一标志性的访问既提高了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政治地位，也说明库尔德人的命运与美国重建伊拉克的前景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伊拉克重新陷入混乱或者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进行重建，库尔德人的处境将会相当的艰难。
　　4．地区因素。库尔德人作为中东最大的“无国家民族”分布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等国，由于人口普查方面的困难以及复杂多变的地区形势，关于库尔德人口的总数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有关资料估算，2005年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人口大约是520万，在土耳其约为1500万，在伊朗约为470万，在叙利亚约为170万。因此，库尔德人问题的地区性意义十分重大，而且地区因素对其影响也不可低估。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叙利亚、伊朗、科威特、约旦、沙特和埃及等国举行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会谈，警告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不要从事建国的努力，否则将被视为一种威胁。库尔德地区政府成立以后，库尔德人享有了高度的自治权，这无疑刺激了周边国家处境艰难的库尔德人，致使中东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倾向再次抬头。在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都出现了库尔德反政府的暴力事件，并引起了所在国的高度警惕。特别是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向政府军发动袭击，给土耳其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2007年10月土耳其通过了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决议，这种军事行为得到了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领导人虽然谴责土耳其的越境军事行为，但也指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应停止战斗并向民间政治组织转变。当前地区各国对库尔德人问题的态度已经对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造成了限制，未来这一问题的走向也必然要受地区政治框架的规范。
　　以上列举的因素是影响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的主要变量，但这种划分纯粹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现实中的问题远远要比这种分析结构复杂得多，而且各种因素之间往往相互交织和渗透，造成库尔德人问题呈现出多种表现层面，其必然对未来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三、库尔德人问题的难点及前景
　　
　　2003年“倒萨”战争以后，伊拉克政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总体而言，政治重建仍未能走出 种族一教派纷争、仇杀不断的政治漩涡，距离建立民主制度和新的伊拉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库尔德人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根据当前局势分析，制约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难点主要是：
　　1．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倾向。库尔德人是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最大收益者，塔拉巴尼成为伊拉克历史上首位库尔德人总统，这样的政治安排既是出于构建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避免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企图。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表现出它的两面性，库尔德人民族诉求的部分满足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其进一步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在2005年1月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投票中，库尔德民众就“独立问题”进行了非官方的表决，竟有95％的投票者支持这样的愿望。除了目前已经获得的政治资本以外，库尔德人在很多方面拥有进一步可利用的资源。库尔德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虽然联邦政府控制并掌握着石油的销售和出口等环节，但是，地方政府仍有权对石油开采进行管理和监督，也就是说油田的经理们只对地方政府负责而不对联邦政府负责。此外，库尔德斯坦地区相对于伊拉克其他地区而言在吸引外资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新的外资投资法出台更有可能加强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实力。这样，库尔德地区经济独立程度的增强也有可能刺激民族分离的愿望。在军事方面，库尔德人没有交出自己的武装。库尔德地区政府总理尼切尔万・巴尔扎尼表示，库尔德人并没有考虑过要将其武装整合进伊拉克国家军队，并声称“由于历史上的不公正，我们的人民有权拥有一支用最先进装备武装起来的正规军”。这表明如果民族自决权得到承认，库尔德人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美国的战略调整。伊战之后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作为美国在中东进行民主化变革的前沿阵地，库尔德地区政府正在被视为这一变革的模板，美国的媒体对库尔德地区的“民主化”进展不断地进行报道，称之为“中东地区民主的灯塔”，并将库尔德斯坦描绘为“长期以来就一直实践着民主的地区”，这样的报道显然是服务于美国的中东战略的，即使没有这样的灯塔，也要人为地构建一个，以便为美国在中东的行为“正名”。但是，可以预料的是美国对库尔德人的“保护”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那样将耗费其大量的经济、人力和政治资源，考虑到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整个中东的民主化改造，其着眼点也不可能永久停留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上。实际上，美国也正在思考从伊拉克脱身的方案。这样，在完成主权过渡以后，库尔德人的政治资本也必然大打折扣。因此，这个过渡期将考验着相关行为者的政治智慧。
　　3．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在中东地区，库尔德人问题造成了有库尔德人聚居的国家不断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这种暴力冲突反过来又会对库尔德人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对待库尔德人问题上，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库尔德人问题成为国家间外交斗争的新战场，有观察家认为，叙利亚和伊朗共同支持伊拉克的混乱局面，以期日益增长的暴力冲突能迫使美国退出伊拉克。在库尔德问题胶着的同时，中东地区其他不稳定因素也在增长，特别是伊朗核问题如果成为中东新的暴力喷发点，那就无异于引发了一场高烈度的政治地震，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也有可能因此而发生改变。那样，本来就已经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库尔德人问题将更加超出可控的范围。因此，中东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牵制的锁链，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会改变原有的链条。
　　由此可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在短期内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它仍将被放在伊拉克重建的框架下来思考，因为库尔德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停留在联邦的框架内以确保其已经获得的利益；美国的重建计划仍在推进之中，在美国完全脱身以前库尔德人问题的可控性仍然较大；中东各国也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采取过于极端的行动，至少对这种行动的代价值必须认真衡量。但是，从长远的视角看，库尔德人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伊拉克民族国家是20世纪初殖民体系瓦解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在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民族与国家的建设显现出异步性的特征，即先形成现代国家而后在国家的框架下进行民族的建构。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言，“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症结正在于此。民族国家要求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在伊拉克，这种认同却为库尔德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认同所取代。不仅如此，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伊拉克现代国家的出现具有突发性。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无论是费萨尔王朝、复兴党政权还是伊战后建立的新政权，在这方面都着力甚少，再加之复杂的外部环境使伊拉克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致使库尔德人问题一直悬而不决，影响了伊拉克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可以推论：未来的伊拉克如果能够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任务，那么这将给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处理该问题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榜样，如果没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那么库尔德人可能继续提出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就有可能使伊拉克再次陷人内部分裂的境地，这一破坏性的结局也将溢出主权国家的合法边界，重新对地区版图的构划提出挑战。因此，库尔德人问题仍将是困扰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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