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菲律宾被绑架:中国人在菲律宾被绑架

时间：2020-02-21 10:49:3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采访罗安（Andrias Loranz）的时间是在8月14日傍晚，当天互联网上播发了一则消息，又有三名中国人在菲律宾失踪。　　罗安是德国《明镜》周刊驻北京记者，一年前曾在菲律宾被绑架，作为人质，他在热带雨林里被单独囚禁过26天。
　　罗安的家在三里屯酒吧街附近的一幢公寓里，傍晚时分，他和太太一起准备晚餐。因为正在下厨，罗安太太湿着手出来抱歉地表示,“手湿着，不能握手欢迎了”。看得出，她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在罗安家里，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生活氛围。
　　7月2日，罗安先生在他北京的寓所意外收到一封寄自菲律宾的神秘信函，这一天，刚好是他在菲律宾被绑架的周年纪念。信末的署名是Al Ben，这是一个曾经看押过他的菲律宾绑匪，信用蹩脚的英文书写，开头是一句阿拉伯问候语――和平与您永存。在信中，这位绑匪“告诫”罗安先生:“不要忘记，在菲律宾南部成为独立国家之前，绑架人质问题永远不会结束。”
　　在《明镜》周刊北京记者处，这位经历26天人质生涯的记者同行回顾了一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采访人质事件意外成为人质
　　
　　去年6月，我前往菲律宾采访被绑架的德国人质，绑匪是阿布沙耶夫组织，首领是罗博特，被绑架的有芬兰人、法国人、南非人和德国人。
　　5月24日，我曾经到菲律宾采访过，当时结识了许多参与解决人质问题的人士，其中包括苏卢（SULU）的政府长官和一些中间人。6月底，人质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听说一名年纪较大的德国女教师身体状况非常差，我就第二次到菲律宾跟踪报道。
　　我曾经见过的一个中间人菲利浦告诉我，阿布沙耶夫的人现在不信任官方调解人，因为我采访过那位身体虚弱的德国女教师，所以，阿布沙耶夫想通过我讨论释放人质步骤。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我答应可以把有关那位女士的录音带转交给有关方面。
　　7月1日，我结束了采访。7月2日，在离开苏卢岛前，我决定和菲利浦驾驶一辆吉普车到宾馆附近一家酒馆取录音带。
　　事情是那样突然，我完全没有准备。当两个全副武装的男人跳上吉普车时，我甚至来不及刹车。我试图从车上逃走，但没有成功。这帮匪徒把车停下，并把我拖进了森林里。他们先是搜缴了我的钱和随身带的小刀，然后要我把手表也交出来。当我拒绝时，我看到两支枪口对准了我，我问他们:“你们会为一只手表杀死我吗？”其中个子较矮的一个说:“要不给手表你死定了。”
　　
　　我有过逃跑的念头
　　
　　这些绑匪徒把我一直往森林深处拉，他们告诉我，只是和罗博特进行会面，安全绝没问题。7点钟就可以准时回到宾馆，是加利佛尼亚宾馆，这时我明白自己已经中了圈套。
　　大约一小时后，我被拉到了绑匪们宿营地，那是一片植被茂盛的雨林。他们指了一下两棵大树中间的简易木板，示意我可以在上面睡觉。这帮家伙不断用手电筒晃我的眼睛。我昏睡过去，醒来时天色很暗，我注视着灰色潮湿的森林，试图回忆我来这里的路。我突然产生了逃跑的念头，到底有希望吗？这里离城里应该不会太远，我甚至相信能听到远方汽车马达断断续续的轰鸣声。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营地，它三面环山，山壁非常陡峭，只有一条小溪通往外界。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逃脱，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的看守待我还算友好，称我先生。看守一共有4人，一个年纪比较大，留着长发，会讲几句英文，另一个上颌几乎没有牙齿，再有一个留了小胡子，第四个在睡觉。我的看守们开始点火造饭，是米饭，有咖啡。
　　为了消磨时光，我试着跟他们说英语，“这是一片叶子，这是一杆枪”，我教给他们简单的句子，他们教我如何摆弄枪，如何退出和压上子弹。可当我问他们，我在这里呆多久才会释放时，他们立刻没有了回答。我看到他们的武器有M-14和 M-16两种，很多子弹散放在地上。我在想，要是好莱坞大片里的英雄早已把这帮混账干掉了，但我不是，我是手无寸铁的人质。
　　从第三天开始，我开始思考:他们为什么抓我？会杀死我吗？会不会把我送到其他人质那里？我也知道思考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但到底什么才有意义呢？午饭照样是米饭，到了大约13点到15点，我的看守会按时做祷告。
　　我向他们强烈提出要一支笔，没有办法写东西，我实在无聊得要死。我担心无所事事会让我得忧郁症。
　　
　　我的生命――赎金200万美元
　　
　　有一天傍晚，又来了一个人，他能讲比较好的英语。我问他:“我是你的人质吗？”他奸笑地回答:“是。”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200万美元。”他低沉着嗓音回答。
　　“你们简直疯了。谁会付这么多钱呢？”
　　“那你就只好呆在这里了。”
　　这番对话让我知道了至少我不会被立刻处死。在后来的几天中，我渐渐知道了他们的用意，他们原以为我是美国人，一心通过绑架我，让美国政府给菲律宾总统施加压力，以便实现他们成立伊斯兰国家的梦想。
　　突然有一天，我的一个看守掏出相机，对着我拍了一张照片，说是用来证明我还活着，他还说，要用照片去谈判我的赎金。
　　又过了两天，看守又来给我拍照，并给我录了音，他们让我对着录音机说“希望谈判快些进行”的话。
　　过了三个星期，绑匪的头目出现在营地，并带来一部摄像机，再次命令我对着镜头说：“赶紧答应条件，以便立刻释放我。”来的人并不不避讳我，我听到他们说起赎金的数目，我还知道了双方的条件已经谈得非常接近，只是中间人10%的佣金还没有谈定。我的这些看守显得非常紧张，他们害怕如果军队介入的话，200万美元的生意恐怕就泡汤了。
　　
　　《日记》记录我的人质经历
　　
　　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几经争取要来了报纸，报纸能让我觉得离外边的世界不是太远。从报纸上，我知道桑普拉斯又获得了温布尔登公开赛的冠军，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是谁拿走了欧洲足锦赛的冠军。我也收到了我太太给我捎来的物品，其中包括可以写字的小本子，这使我终于有地方把我的见闻和经历记录下来。
　　2000年7月25日:会讲英语的看守告诉我，他加入这个组织时间不长，是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劝说他参加的，因为他会讲英语，可以当翻译。在他的小腿肚子上有一道伤疤，是枪伤留下的疤，他告诉我，是为争一个女孩留下的。在他的手腕上，有一块愈合的烙印，他说，这是一个硬币的烙印，是结拜兄弟的记号。他暗示我很可能在星期四前被释放。但是我知道，下一阶段是最危险的，很多事情意想不到，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间人的可信度。我担心绑架我的人会为了钱争吵不休，没准我还会被另外的绑架团伙挟持，还有一种可能性，绑架我的人会把我转手卖掉。
　　2000年7月26日:晚饭后，看守通知将要释放我。他们开始找我的日记，他们害怕我把他们的个人特征泄露出去。我试图让他们放心。我的眼镜被他们偷走了。傍晚时候，下起大雨，一个报信的人来到营地传令“不放人”。我猜测他们在欺骗我谈判失败，也许明天我真的就会获得自由了。
　　
　　我获救了
　　
　　7月27日，星期四，14点30分，被我称为“老战士”的看守在头上围了一块布，走到我跟前，笑着说:“把塑料布窝棚拆了吧，还有支窝棚的竹竿，也扔了吧。”会讲英语的长发看守喊着:“We go, we go”。他们人人枪上膛，头上都蒙上了称之为“佐罗”的面罩。我也被罩上了一个“佐罗”面罩，这是为了一旦遭到袭击，我将同他们一样成为靶子。
　　这些绑匪非常紧张，不停地大喊大叫着。我被他们夹在中间，快速从一个山坡上跑下来。绑匪先派出探子探路，经过大约30分钟急行军，我们接近了一条大路。我听到了马达的声响，我们都停下来。他们侦察了一番周围的地形，然后，用眼睛示意我跑过眼前的大路，对面已经有一辆面包车在等待着我。
　　我问:“这以后你们会做什么？”
　　会讲英语的一个说:“我们将在热带雨林里呆上一个月。”
　　他们给了我一个示意。我撒腿就跑，径直跑过大路，这时，面包车开过来在我身边停下，车门开了，两个人一把把我拽进去，迅速把门关上，其中一个说:“抱歉，手太重了。”紧接着车子开动了，我知道，我获救了。
　　
　　

我曾经在菲律宾被绑架:中国人在菲律宾被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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