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的敌人,不是市场,是我们自己”】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艺术家的头脑与政治家的头脑 　　三联生活周刊：你已经参与过15届春晚，你对这台晚会的理解是什么？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 　　邹友开：春晚首先是联欢晚会，说穿了和单位年会差不多，就像一个全国的年会，它的特殊性在于档次和普通联欢不同，它是最高档次的联欢晚会。节目和形式都是与时俱进的，都是要求最高的。
　　而且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必须在做好节目的前提下，考虑到文化，考虑到政治。我记得台湾歌手凌峰来的那一年，中央领导刚好来参加彩排，凌峰说了一句：“我已经长得够难看了，我看你的脸跟树皮一样，长得比我还难看。”领导嘎嘎笑起来了。这个播出去算不算政治呢？作为台湾来看，拿政治人物开玩笑很正常，但在我们是不允许的。直播那天，我们跟凌峰再三强调，绝对不能再说这样的话。我们做了多手准备，凌峰唱的时候让他唱，间奏的时候声音闸就给关了，就怕他说。凌峰还真不错，没说。
　　春晚不是纯粹的艺术，既有政治、思想，还有文化、艺术。所以我说，导演既要有艺术家的头脑，又要有政治家的头脑，当然艺术家的头脑在前。
　　三联生活周刊：究竟为什么要办春晚？
　　邹友开：是中央电视台自找的。说到底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83年春晚开了个头，1984年反响非常大，1985年搞得不太好，先是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电影演员一句话：“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系着红腰带到你们中国来。”就这句“到你们中国来”，观众骂声不断，实际上那年不少节目还是好的，做的不好的地方是失控了，演员爱怎么演就怎么演，工体又太大，把观众和演员隔离开了，更主要的是卖彩票影响不好。尽管如此，观众还是非常留恋春晚。1986年开始，春晚观众群不断增加，年三十的时候，观众已经到了离不开春晚的程度，收视率非常高，看的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能停下来吗？1996年末，一些民俗专家提出：春晚是新民俗。办春晚绝对是为了老百姓在做事。
　　三联生活周刊：但它包含的内容不仅是给老百姓看的吧？
　　邹友开：是办给包括境外、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全国老百姓看的。但我们不能说老百姓的春晚，就不讲思想性和艺术性了。从春晚30年的实际情况看，广大观众最喜欢的是三类节目：一是有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好节目，如黄宏和侯耀文的小品《打扑克》、杨丽萍的独舞《两棵树》。二是健康向上的娱乐节目，如陈佩斯的小品《吃面条》。三是新、奇、特的节目，如赵本山和范伟的《红高粱模特队》，陶金、谢津的舞蹈《你想看什么》等。但前面说了，春晚不能玩纯艺术啊，我想能留在老百姓心里其他中外艺术作品也是如此吧！再说，这也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改不了的。春晚走过的这30年，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延续性、突破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到节目构成的综合性是不能变的。据说今年的导演组本来是想取消戏曲，但后来没有通过。为什么综合性不能变呢？
　　邹友开：春晚虽是联欢，但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文化的展示，戏曲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连几分钟的时间都不给，戏曲界的艺术家能满意吗？只从节目来说，好看的节目就进来，不好看的就拿掉，是不行的，该搭配还是要搭配，增加节目的色彩。按我想法，戏曲节目不但要有，而且要千方百计地搞好，而且要邀请名家参加。要知道戏曲中也有喜戏，有一年，张继蝶和白淑贤表演的戏曲哑剧小品《洞房花烛夜》就很有喜剧效果。戏曲在春晚里占10分钟左右，10分钟太长还可以压缩到七八分钟甚至再短，但不能取消。
　　“要以笑为主，但不能从头笑到尾”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春晚口碑下降，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邹友开：作为春晚的编导，我个人觉得，历届春晚的编导都尽力了，没有哪位春晚总导演和编导组在磨洋工，大家压力都很大，上到主管领导，下到总导演，再到舞蹈总监，再到一般的剧务，外请的嘉宾也好，编导组成员也好，大家都尽了力。
　　但是观众的欣赏水平提高了，春晚不是嘻嘻哈哈的春晚，不是一笑了之的春晚，不是一台歌会的春晚，春晚是一台非常具有电视特点的晚会，什么叫电视特点？它是调动了各种电视的综合艺术为节目服务，把节目包装得非常华丽。更重要的，春晚是一台有文化内涵的晚会。现在基本上还是在按这个方向走。有的编导的确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基本的规律还没完全掌握。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春晚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邹友开：我最强调的是节目内容，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内容定下来，形式自然随着定下来。一台好的节目一定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结合。恕我直说，现在有一些文艺节目，也不仅是电视文艺，形式与内容脱节，形式大于内容，有的内容缺乏生活依据。从节目编排来看，一开始节目是分散的，1989年开始采取了“集束手榴弹”的形式，把若干个节目捆绑在一起，扔出去，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爆炸力。这些节目不是无序的，而是有序的、递进的。像聂卫平家小保姆的故事，有多少个“手榴弹”？韦唯《爱的奉献》和前面一个什么小品。潘安邦唱《外婆的澎湖湾》也是一组节目在一起，就是要让观众心里有所震撼，我不主张让观众被动鼓掌，应该让节目牵着观众的情感走，要以笑为主，但不能从头笑到尾，其中还要有情感的起伏跌宕，一笑到底，等于没笑。只有一种情绪就是没情绪。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到一个原因，春晚好看否与导演的个人能力有关？
　　邹友开：有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能作为春晚的总导演都是有一定能力的。所以才有前面“持续性、突破性”六个字。关键是观众的欣赏能力和节目质量差距越拉越大了，观众欣赏水平水涨船高，节目质量提高不快或停滞不前。春晚老套的东西多了，变化不大了。观众有些意见，可以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导演要提高水平，要与时俱进，要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创新求变。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否说明春晚本身的制作方式与现实脱轨了？
　　邹友开：这是非常复杂的因素。作为编导者首先要善于识别节目，看这个节目架子行不行，这需要经验，框架行了还需要改。本子怎么改涉及主创人员对节目的理解，和演员创作团队的沟通。这其中的确是一门学问和技巧，如何做到看法一致，有利于节目质量提高，而且还符合台的意图，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转到编导身上了。
　　春晚是一年文化精品的展示，应该展示最好的，应该非常巧妙地把我们国家一年的大事与文艺节目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去年的春晚，“西单女孩”唱歌的时候，大屏幕切到她家里一组直播的互动画面，我的想法是，“西单女孩”不要给这么大分量，如果把这一笔用在后面汶川、北川地震，就会好得多。北川县城原来计划用3年时间重建，结果只用了两年的时间，春节前北川的老老少少敲着鼓，搬进新居，场面非常感动，非常热闹，这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如果用写实的办法把搬到新居去的场景用在节目开始之前，然后几个来自北川的小朋友走进舞台向全国支援灾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说几句感恩的话，效果会很好。这也是把当年的新闻热点很巧妙地结合进文艺节目中了，观众看的时候会感动的。当然，这是我的想法，不一定对。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集束手榴弹”的办法，把它炸到观众的情感世界中去。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哈文团队用到的节目群的办法和你的很类似？
　　邹友开：如是这样就对了，既有情感的碰撞，又有文化的内涵。春晚也是有起承转合的，不是单纯的娱乐，它带着一种文化，存在着一种团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带有浓烈的亲情、爱情、乡情和民族之情。春晚节目是娱乐、是欣赏、是联欢，没有错，但娱乐、欣赏、联欢必须激起情感的浪花，才是好节目，也许这也是我们对电视文艺规律的理解吧。
　　“春晚最重要的是节目，语言类仍是重点”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节目形式的翻新和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现在出现一个让观众眼前一亮，产生惊喜感的节目是越来越难？
　　邹友开：不难。特别现在高科技发达的今天，车到山前必有路，好多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都是这句。
　　三联生活周刊：春晚似乎还没找到这条路，否则不会受这么多批评。
　　邹友开：没有找到不代表没有，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前进的，这个世界还没到灭亡的时候，电视文艺作为一门专门艺术才刚刚起步，电视文艺还有许多有待开拓的地方。电视文艺的路子应该越走宽，不是越走越宽窄。不管怎样，如果把电视文艺就等同于电视娱乐，这个趋势不对，电视文艺应丰富多彩，路子应该越走越宽。还是回到春晚上吧，春晚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在节目上下工夫，在文化定位上准确，充满发挥电视综合艺术作用。春晚语言类节目仍是重点。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语言类节目是历年春晚的重中之重？
　　邹友开：语言类节目都是喜剧，能让大家高兴，春晚就是为了大家过年过得开心。春晚这30年，95%以上的语言类节目都是喜剧性的。
　　春晚的语言类节目，要求是最高的。歌手的水平说穿了相差不大，就是知名度的差异，而且歌手演唱风格多种多样，如果说在一台晚会里，歌手做适当照顾对节目水平影响不大的话，语言类节目可不行。这个节目适合这个演员，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演员，有可能水平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在语言类节目上要铁面无私。
　　1989年的一个节目《英雄母亲的一天》，先是找哪个演员适合这个角色，结果发现赵丽蓉合适，而且没人能替代，然后在本子上专门为她量身打造角色。先有的本子，赵丽蓉来了以后，又根据赵丽蓉本人进行改造。再比方说，赵丽蓉定下来后，谁来演这个记者呢？我们扒拉来扒拉去，搞这个多年，眼睛也比较毒，最后定的是侯耀文，果然他一来，就成功了。再比方说，《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小品的角色选定，我们是在一个小吃铺里面，赵本山、何庆魁、我，三个人在一起侃，谁演“小崔”这个角色，挑来挑去不合适，何庆魁说：“老邹你看小崔（崔永元）怎么样？”我和本山当时眼前一亮，觉得合适，就这么定下来的。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语言类节目，本子重要，演员同样重要，立到舞台看更为重要。而且语言类节目是春晚的架子，最重要的部分。语言类节目要是搞不好，某个地方就会塌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春晚对导演的个人能力要求非常高，它还不是模式化的东西，不同导演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邹友开：其实，春晚的总导演也好当，只要你想开了就好当。上下左右有那么人帮你，社会上那么多专家参与，只要你善于理解，善于沟通，就好当了。其次，是指整个指导思想要弄对，把春晚定位定准了，好多人会来给你出主意的，就怕牛哄哄的导演不虚心、自以为是，那就完了。其三，要处理好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宏观是指对整台晚会的总体把握，微观是指节目细处理，要心中有数。
　　“导演做春晚需要树立权威。”
　　三联生活周刊：节目的好坏和控制演员有很大关系，演员需要花时间精力来创作，但是目前娱乐市场在发展，对演员的控制越来越难了。
　　邹友开：如果说这几年的突破，舞美方面倒是挺大，节目创新也做了一些，但不如舞美。要做到这一点，每一个节目都得下苦工夫，而且还要编导和演员一起努力，共同磋商。以前，演员非常执著，叫谁来谁就过来，本子也是，一磨再磨，现在这样能行吗？现在演员走穴机会太多了，你关人家一天两天可以，关的时间长了，人家要损失多少钱？我们心里都不好意思，问题是花了时间能不能上最后还是未知数。我跟一位相声演员通电话，问他上春晚了没，他说没去，赔不起时间。要说不一样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这些都是在现代经济社会里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赵本山已经成为春晚的一个符号，缺了他观众认可吗？
　　邹友开：不至于。赵本山是我好朋友，他的节目依然非常受欢迎，特别是缺了赵丽蓉和陈佩斯、朱时茂以后，他的小品更显独占鳌头。但如果我们剧组把本山大叔作为春晚的一个符号，恐怕他自己也不干，压力太大了，长此下去，要把他给累垮的。解决办法就是以老带新，用符号式的老面孔同时，还要不断地推出新面孔。新面孔需帮，需要用优秀作品带。这几年，我估计本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亲自带徒弟，这样做很好。春晚如果其他歌唱等领域在过去做的基础上，步子再迈大一些，以老带新，新老结合，我看观众会认可的。要知道明星大腕也是变化着的，社会如此，春晚也是如此。1995年春晚，我们把10个明星大腕编成联唱，演唱自己的成名作。理由就是腾出更多一点时间给年轻的歌手。我们把这个设想跟他们说了，那几个明星大腕也非常高兴，都认为这样做非常好。当然也不是所有都顺利，但得有这个魄力啊。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娱乐市场在发展，怎么才能保持住权威？
　　邹友开：权威的树立需要一个过程，第一，不能树立人为的权威，一个人的权威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不要以我大喊几声或骂他几句，权威就树起来了。一句话，权威是在实践中逐渐树立起来的。此外，要和演员交心。权威是用自己赤诚的心从演员身上换来的。1985年春晚没有搞好，1986年春晚台领导让我负责春晚剧组具体编创工作，我们建组没多久，我就在剧组的会上很客气地对大家说：“我们要吸取去年失控的失败教训，今年晚会在工作上要体现以我为主，我这里所说‘我’，不是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电视台，希望剧组做到，演员一样也要做到……”开始时，个别台外专家还有些不理解，后来相处久了，不但理解了，而且还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
　　三联生活周刊：制作者要掌握严厉和情感之间的平衡。批条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吗？
　　邹友开：对，就是要平衡，包括春晚的照顾。办一台春晚，总有这个批条那个批条，这很正常，也习惯，谁没有一些朋友关系，春晚这么大的一台节目。
　　办法是区别对待。有的解释为什么上不了，人都是通情达理的；有的给消化进节目里，但有一条原则：量变可以，不能影响质变。也就是说，照顾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不至于影响质量。说实话，在春晚中联唱节目，有的不是照顾的，是节目的需要，有的是照顾的。我用5分钟的节目就把七八个人消化掉了，有什么影响呢？再说这些照顾演员条件也都不错，不会影响到整台节目的质量。人是有感情的，要允许情感的存在。有一年，有个联唱节目。领导来审查时给毙了，我只好站在演员这边，去做领导工作，我说：“这个节目是照顾性的，第二天就直播了，有的演员说了，我们老家没有电话，之前跟奶奶说了今年春晚有我的节目，请她在三十晚上电视机前面看，现在毙了，我这一年都过不好年。”我记得那时候农村好多没通电话，更没有手机，一个节目涉及近10个演员，我就问领导做了解释说明，一个节目涉及这么多演员，能不能照顾一下，并向领导保证再把节目压缩一下，压缩成3分多钟，安排到零点以后，这样做对节目影响不会太大，演员心情上会好受点。领导也特别通人情，明白了之后就说你们就这样弄吧。所以，有的事把握好分寸感也很重要。
　　前面说了，语言性节目决不能照顾。而且语言性节目演员非常好，他们都非常自觉，都认为，节目好上春晚，有好的影响，反之，节目不好，上了也是白上，而且影响也不好，因为他们都是著名演员，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你们已经向记者开放采访？据说每年的第二、三次彩排就是给记者看的？
　　邹友开：我们是开放式的。特别对记者没有好保密的。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你越保密，就会变得越神秘。当时没有网络，文字记者不可能写那么详细，这个演员怎么演，包袱怎么抖，节目的细节不可能写等等；对歌曲节目更不需保密，歌曲节目观众越熟悉，对春晚好感越多。那时我们对记者也很开明。在第三次彩排时，先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介绍一下节目，节目好请多说点鼓励，节目不好也希望提出来，多多包涵，记者听了心里很高兴。然后到现场看彩。那时候记者很好，都很实事求是。有些东西搞得越神秘反而不好，把观众和春晚隔离开来了，把新闻界的同行和春晚隔离开来了，越是隔离，越是无事生非。
　　“春晚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编导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对春晚有一个印象：因为审查太多，导致很多节目不好看了。
　　邹友开：不是这样，不要把审查作为观众不欢迎的借口。审查从1983年开始，就形成了现在的模式，只不过有时严一些，有时松一些。总的说，不像外界传的，似乎节目搞不好，是由于领导审查过多，这不符合实际。我觉得，领导审查，利大于弊。例如，有一位领导审查节目时说，戏曲节目在春晚中的比例已经很少了，应该邀请名家参与。这话非常对，我们马上就把那个新面孔换了。此外领导审查也是宏观把握更多些，并没有干涉导演的艺术创作，而且每次审查时都是从保护剧组、保护节目出发定调的，越是大的领导越宽松。我体会，每次审查意见都较分散，有的从本系统出发提得多些，如果这时候没有一个定调总结的人，事情就不好办了。这时候，往往最高领导或部台领导出来定调，给剧组帮了大忙。领导审查提的问题大体上分五类：属政治和政策问题的，一定要改；属于安全问题的，一定要改；属于作品思想性的，能提高尽量提高；属于技术问题的，能改的一定改，以利节目质量的提高；属于艺术处理的，灵活掌握。
　　春晚这么多年了，审查的故事也不少，比如赵本山的小品《牛大叔提干》里有一句“扯淡”，审查的时候被领导拿掉了，但我们觉得这句话没什么，后来我们就跟本山传达了，至于明天怎么表演，就看他自己了。直播时他还是把这句话习惯性表演出来了。后来我们觉得，这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也就过去了。是的，导演有时候还要适当地保护演员，掌握好自己的底线，分清什么该坚持，什么该灵活。
　　毛宁那年先是唱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领导看了以后说，这首歌有些消极，不要。这首歌毙掉了还需要再找一首，我们就给广州新时代老板打电话，问有没有合适的歌，他说有啊，三年前的作品盒带寄来给我，我在里面挑，挑到一首《涛声依旧》，拿去给领导看，他说友开啊，这句歌词要改啊，“我的一张旧船票是否能够登上你的客船”。我心里想，我是搞歌词创作的，这两句在歌里是最精彩的，怎么能改啊？只好试试。遇到这情况，一是要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慢慢做工作；二是还得有方法，领导问我，我就说在改，他们改老半天了，但太难了，都改不出更好来。跟领导汇报后最后同意了，直播时还是“一张旧船票是否能够登上你的客船”。这也没有什么原则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对春晚来说，市场对它的挤压比审查更厉害，这是更严峻的考验？
　　邹友开：在争夺演员方面是有压力，但我个人觉得这不是最主要的，现在应该树立起信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干了几十年的电视文艺，电视文艺是从我们手里开拓出来的，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树一个品牌不容易，但毁一个栏目或一个大型活动很容易。以春晚为代表电视文艺怎么在市场挤压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这是全体电视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新课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春晚中间虽然有曲折，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还得不断往前走，不能不办。尽管有的人在骂，尽管现在是文化多元时代，但是对老百姓来说，特别是海外华人来说，春晚是一台文化大餐，还是要办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春晚目前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邹友开：是电视台自己，我们编导自己。前面还有广阔天地，市场只是客观因素。而就电视文艺本身而言，有的不属于市场，有的可以融入市场。中国的电视文艺应该走自己的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电视文艺，中国特色的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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