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艾柯，未必都与阅读有关:艾柯popo阅读在线
时间：2020-02-16 07:21: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他是当代欧洲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也许还是最博学的作家。作为当代意大利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西方，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书橱里都会有他的书，在中国，也有许多人购买艾柯――只是，他们未必都是为了阅读
这不是艾柯第一次来到中国。1993年，他曾经从广州出发，经西安和乌鲁木齐到北京，试图重寻对丝绸之路的马可•波罗式的原始感觉，并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独角兽与龙》的演说。与那次安静的寻龙之行相比，他14年后的第二次来访显然大不一样，从北京到上海，翁贝托•艾柯一路受到媒体平时只给娱乐明星的疯狂追逐。而他一路所谈的话题，也不再是老旧的古代图腾，而聚焦于当下的世界。
艾柯是享有世界级声誉的小说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中世纪历史学家和比较文化学者，但他自己更愿意被视作哲学家。他将符号学视为理解不同文化的绝佳工具。
3月5日，艾柯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主题是《战争与和平，治与乱》。他将战争分为两种：古典战争和后现代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后现代战争的代表。
他说，后现代战争的特征是没有明确的和正面的战线，这似乎也符合我们熟悉的“超限战”理论的定义。不过，艾柯强调了媒体在后现代战争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媒体由于被允许进入敌方采访，因而成为交战双方共用的情报机构，甚至像“9•11”事件时那样，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宣传工具。
被“误读”的中国行
自1988年起，在法国学者李比雄(Alain Le Pichon)的倡导和帮助下，艾柯在自己任教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创办了一个特殊的“互动人类学”项目，邀请来自非洲和中国的学者，以自己的标准来研究西方，其目的无疑是增进跨文化的理解和宽容。
参与这一项目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有汤一介、赵汀阳、乐黛云、王铭铭、郭良和邱志杰等人。艾柯对中国的两次访问，也都是这一项目的组成部分。艾柯说，欧洲的第三个千年目标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依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当时的转述，艾柯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也就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然而，在大多数中国媒体对艾柯此次访问的报道中，都很难见到对此项目的描述。我们似乎误读了艾柯的真正来意，以为他这一趟轰轰烈烈的中国之行，只是为了促销其刚于3月份上市的小说《波多里诺》的中文版。
艾柯对不理解和不宽容应有切肤之痛。他生于1932年1月，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度过狂热和战乱的童年，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要求他在学校背诵“愿上帝降祸于英国佬”，因为他们“一天吃五顿饭”。
文化界的阿玛尼
75岁的翁贝托•艾柯戒烟多年，但仍然整天咬着一截从不点燃的雪茄屁股。他头很大，桶状身材，走起路来却虎虎生风。
50多年前，当他在都灵大学开始学术生涯时，便下决心将日常生活的速度加快三分之一，以最大限度地赢取做学问的时间。于是他走得更快，吃得更快，修剪胡子也更快。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出版了40多本书，马不停蹄地出席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但他仍然对自己的效率不满：“如果我有塑料做的纸，就可以在洗澡时工作了。”
“我有五万本藏书。”3月6日，艾柯在北京说，“有三万本放在我米兰的家里。”
艾柯在米兰住的公寓，原来是一座老式旅馆，他将其中迂回曲折的走廊，变成了一座迷宫式的图书馆。这里完全是他自己的世界，身在其中，可轻而易举地找到通往天堂的阶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就住在那里。廊柱间环立的则是中世纪的神父们，还有福尔摩斯与他相伴。他因此广征远引，博闻强记。
“艾柯”(Eco)这个姓氏，是一位市政官员给他的弃婴祖父起的，乃意大利语“ex coelis oblatus”的缩写，意思是“天赐”。
他果然有天赐之福，放眼当今世界，如艾柯般悠游于明星学者和哲学畅销小说家两种身份之间者，几无第二人。《符号学理论》等专著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玫瑰之名》和《傅科摆》的畅销又使他赚得大笔家财，得以置下多处房产，蓄藏书五万，其中不乏中世纪的珍稀古本。作为当代意大利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他在世界文化地图上的地位，或许只有时尚大师阿玛尼可与之相提并论。
然而，这位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文学传承的题目却有些讳莫如深。他既不愿罗列自己文学营养的源泉，也不轻易承认对其他作家的启发。许多评论家指出他对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影响，后者也曾亲口说过，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学习了艾柯描写谋杀时温文尔雅的方式。但艾柯本人一再否认这一点。
艾柯在北京告诉我，他没有读过帕慕克，而且他很奇怪，这是他第二次在中国被问到这个问题。几天后到达上海时，他对媒体声称，这问题已被提出了六次之多。
艾柯的回答同样令我们感到奇怪，无论读者还是评论家，在《玫瑰之名》和《我的名字叫红》之间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联想，恐怕并非由于牵强附会或孤陋寡闻。问题也许出在艾柯本人身上――他不愿接受帕慕克来自晚辈和东方的敬意。
贴上“艾柯”的文化标签
艾柯的小说并不比他的学术著作更好读。看看新出的《波多里诺》中文版的封面吧，上面遍布着一种奇特的文字，似乎是拉丁文、希腊文、斯拉夫文和埃及象形文字的混合体，甚至掺杂着数学符号、商标代码和人民币符号“￥”，几乎就是他迷宫式小说的最好写照。
20年前，借德、法、意三国合拍同名电影之势，《玫瑰之名》首次由英译本转译为中文，在中国内地出版。此书在全世界的总销量早已突破1000万册，我们不知道它在中国的具体销量，但该书至少已有4种中文版面世。他的另外两部小说《昨日之岛》和《傅科摆》也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在中国出版。
艾柯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家，他本人对中世纪教会史大有研究，因而作品中大量涉及历史和神学内容，不仅如此，在其“开放式作品”的文学观指引下，艾柯还有意处处为读者设置障碍，制造多义而复杂的谜题。他意欲提高读者的参与程度，同时也加深了阅读的难度，往往令习惯于商业化快餐式阅读，或被动接受式的传统“懒惰型”读者望而却步。
并非人人都能成为艾柯的“模范读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世界各地罗致千百万的“模范顾客”。从《玫瑰之名》开始，艾柯的小说无一例外地成为既叫好、又叫座的全球畅销书。有评论家毫不留情地指出，艾柯的小说受到如此追捧，未必皆与纯粹的阅读有关，更多的读者显然是逐名而来，借此为自己贴上虚荣的文化标签。
因此，艾柯不那么“开放”的某些非小说作品，如报刊随笔集《带着鲑鱼去旅行》，以及他在哈佛大学的代课讲稿《悠游小说林》便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而其小说，虽有平民的销量，却更像是为有闲暇的精神贵族们准备的知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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