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安康的残酷与平静|水城
时间：2020-02-14 07:24: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家,在淤泥下30米 “水来那天”是1983年7月31日,也就是安康人说的“83年”。这样的说法,对于这个当年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类似唐山人的“76年”,广岛人的“45年”,汶川人的“08年”
水,又来了
天擦黑的时候,林晓明的手机响了,是母亲刘家秀打来的,他和老婆在恒口镇打工,儿子和祖父母生活在林家住了九代的“林家院子”――安康市大竹园镇七堰村一组所在地。
“屋里(家里)雨大得很,你儿蛮要跑过来跑过去(你儿子老是乱跑)。”
“你叫他接电话。”林晓明准备训斥儿子,万万没有想到这对话竟是14岁的儿子林子行留给他的最后记忆。
“在家么?”“在。”
“你婆(奶奶)说你乱跑?”“没有,在屋呢。”
“别乱跑嗷。”“嗯……”
电话突然断了,林晓明慌了,立刻拨回去,怎么都接不通。他看了眼手表,晚上八点零六分。
几乎在同一时刻,黄健抱着儿子走到屋檐边,“想看看沟里的水咋样了”。黄家房子地势与林家院子差不多,背靠山,山上是七堰村二组,家门口则是一条村级公路,路的那一边是河沟,平时水不大,河的那一边也是山,河道边种了苞谷和蔬菜。
路是村上请“小老板”修的,“小老板”叫雷发和,24岁的汉阴小伙,带着两个小伙计,开一辆黄色挖掘机。洪水后,这台机器派上了大用场。
“我爸在客厅看电视,我妈在厨房。我看着沟里的水越来越高,比往常高了七八米,突然,山上的水也开始往下‘窜’。我就喊了声‘快跑’,赶紧往外奔。刚跑了几步,听到‘轰轰’巨响,人就被砸倒了。”黄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砸中,唯一的意识是“儿子在怀里,一定要撑住”,两个膝盖和一只手撑着地面,另一手死死搂住儿子,回头一看,房子全没了,母亲在淤泥里向前爬,没有看到父亲。
黄健和母亲及儿子向山上“冲”――分不清是跑还是爬。天已全黑,“什么都看不见”,凭感觉往高处“冲”,开始觉得“膝盖在流血,小腿被刺扎到了”,后来,只记得一手抱的是儿子,一手拉的是母亲。平时不到四十分钟的路,“冲”了四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七堰村)二组的路。
等黄健在老乡家坐下,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半小时后,李天奎看了看老婆,跳下水,砍断麻绳,一百多块床板顷刻流走。
李天奎住在安康东坝丁字前街,在城里做家具生意,2000年盖的三层小楼,一楼作为城里商店的库房,一家四口分别住在二楼和三楼。
晚上七点多,看到水快到膝盖了,他打发儿子拉着女儿淌水走出去,去找住在新城的三姨。“他们走了,就放心了”,继续“搬水”:把一楼的货搬上二楼,天奎老婆则在二楼把衣服打包,搬上三楼,夫妻俩蚂蚁搬家般把东西往上一层层搬,前后30多个小时,“搬得想哭”。
“水突然上了腰”,堆在一楼的床板来不及搬了,李天奎用比三根手指还粗的麻绳把床板捆在一起,麻绳另一端给在二楼的老婆拽住,刚转身,水就顺着台阶涌上二楼,老婆一步步退到二楼的窗户边上,一条腿蹬住窗棂,紧紧攥住麻绳的手开始猛地抖动,“担心窗户和人都被拉跑了,房子也被拉倒”,无奈下只得“松了手”,李憋了口气,跳进混黄的水里,看了一眼自己苦心经营的家什,狠狠心,砍断麻绳。
这是2010年7月18日发生的灾难,陕西省安康市200多个乡镇中的168个受灾,受灾人口107.9万人,截至本刊8月3日截稿,安康市直接经济损失65.6亿元,因泥石流死亡63人,失踪119人。这样的损失不是最轻的一次,也远不是最重的一次;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30米淤泥下的百年祖屋
7月19日,安康城区的水退了,林晓明在中午赶回大竹园镇。镇上的人却截住他,拉进新浦小学,无论如何不让他回“家”。
“小学操场上搭了十几顶蓝色帐篷”,林晓明觉得胸口闷气,周围是让人窒息的死寂,“感觉越来越不好”,脑子里一片空白,耳边反反复复都是儿子最后那个“嗯”。
坐在帐篷里不到三分钟,他起身拔腿就跑,通往“林家院子”的水泥公路从路中央断开,剩下的一半贴着山边,已经悬空,一路上是大大小小的碎石,以前开车五分钟的路程,林晓明跑了一个小时,却看不到“家”。
满眼尽是淤泥,一块从没见过的巨石,耸在村口唯一的楼房房檐下,地上“下不了脚”,一踩,人就往下陷,“像有什么东西往泥里拉”。
向山顶望,依旧是熟悉的绿树郁郁葱葱在通透的蓝天下盖满远近山头,但紧接着,山腰下就是黑黄的泥和各种树根,20多间房子,一间都没了,像老天爷从半山腰泼了一大盆石头和泥。
“这盆泥”有四十多万立方米,几秒钟就把林家的百年祖屋压到30多米的淤泥下。林晓明只觉得绵延数十米的淤泥让原先的地高了许多,淤泥里人很多,“村上的、镇上的、警察、消防员”,哭声喊声一片。
他像凝固了一样,任凭身体往下沉,突然胳膊被拉住往上提起来,一抬头,是村支书黄锋,“去看看,那是不是你妈?”林晓明恢复了知觉,拔出左腿,蹬住一个树根,抽出右腿。
顺着黄锋指的方向,他看见同村的林通跪在石头上,手向两边疯狂地刨着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已血肉模糊了。林晓明定神一看――白色的卷发,当即扑了上去,瘫倒在泥里,“妈呀,妈……”喉咙就没了声音,手在泥里不停地刨着,母亲的身体慢慢地从泥里拉出来。林晓明把母亲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一手从母亲背后抱住,一手正想拦腿抱起母亲的尸体,却重重地摔回泥里,这才发现母亲的一条裤管空空的,腿没了。
一连一个多星期,天一亮,林晓明就跟乡亲们一起往原本是“林家院子”的淤泥上刨和喊,但是直到7月26日政府举行公祭,他都没看到儿子,26日下午,官兵撤离,他也就再没上去了,“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眼前就是儿子跑来跑去,翻个身,又是断手、断脚在面前晃”。
“我还有几张院子没出事时的照片,你们杂志有用么?”在新浦小学的操场上,一直默默无语的林加波突然对记者说。他是林晓明的弟弟,19日从新疆回家探亲的,在火车上听说“出事了”。“如果早回来一天,也许就没我了。”林加波望着教室门口,像是自言自语,用手机给记者发了张照片,上面是公祭碑上的死者名单,“我家很多人没找到,算失踪,上面没有的,我写给你”,他拿过记者的采访本,画了一张家族死者图,一共16人,最小的3岁,最大的84岁。
“有经验了”
在未竣工的高速公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就从七堰村返回了安康城区。老城的街道多半并不宽敞,鲜见有四车道以上的马路,但路面很干净。建筑多为四五层高,灰色和白色交杂,密集地排列着。最繁华的金州路上,西安的大型商场都在这儿开了分店,明亮的橱窗里,大S天梭手表广告静静地盯着路上的人微笑。
傍晚,沿着河堤公园步行,汉江两岸的夜景五光十色,乘凉的大人小孩络绎不绝,在这个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0年中国十大宜居小城的地方,只有河堤外还没重新开张的夜市提醒你,十天前,这里刚刚经历过五十年不遇的水灾。
安康,古称金城、安州、兴安州,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三国演义》里,这里是诸葛亮施空城计的地方。秦岭把它隔在关中平原以南,南面是大巴山。汉江从汉中奔流而来,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安康的名字是晋武帝司马炎取的,意为“万年丰乐、安宁康泰”。
如今,这个地级市有300多万人口,其中三分之一在市区。汉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中国唯一未受污染的江水水源,它也是被秦岭和大巴山阻隔的安康人通往大山之外最重要的途径。然而,汉江又一次次将这座它平日庇护的城市摧毁。从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安康城搬迁到现在的位置以来,汉江曾将这座城市反复摧毁三十多次。
“有经验了”,是在安康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因为有“经验”,7月18日,李石安每一个小时到河堤上“看一次水”,参照物是河边向河堤上走的台阶,第一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响过,每个小时水上来三四个台阶,再过一会儿,就上来七八个台阶”,不能再“搬水”了,李石安招呼老婆打开门窗,从后门离开了家。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二、三号命令”的前奏,预计汉江安康站流量超过13300立方米每秒时,城区防汛指挥部就会通过防汛广播发出“一号命令”,李天奎住的丁字前街、东坝的油房村、白庙村、张沟村的1412户,这些居住靠近河堤的居民要向地势高的新城撤离转移。
李天奎也有“经验”,“83年”时,他正是壮年小伙,平时撑船在汉江里捡“广子”(一种石头,烧制后可作为石灰原料)。“水来那天”,他没撤离,“撑船渡了周围所有的街坊”,最后一船,快撑到河堤边了,一个老头站在房顶拉住船,递进来一把菜刀说,“你们做饭吃。”
“水来那天”是1983年7月31日,也就是安康人说的“83年”。这样的说法,对于这个当年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类似唐山人的“76年”,广岛人的“45年”,汶川人的“08年”。
“83年”是安康人对灾难共同的记忆。想到做饭的不是一个人,“三号命令”是汉江流量达到29000立方米每秒时,要求整个老城区居民撤离发布的。命令发布时,住河堤边上金银巷3号的周军普却没有走,在家里的煤油炉上一张一张摊着油饼,“不带吃的,三个儿女和80岁的丈母娘吃什么”,那时的河堤是唐代始建、宋代加修的万春堤,水西门就在周家门口,官兵用沙袋和玉米袋堵起来了。水来了,漫过膝盖,周军普让两个女儿扶好丈母娘,一篮煮鸡蛋,一筐油饼,推上自行车,上面绑着周家14寸福日牌电视机――金银巷20户人家唯一的彩色电视机,这才出了门。
“父亲除了给家人带吃的,啥都没拿。”周军普的女儿周华莉说。她没有一张儿时的照片,住在老城的同龄人大多一样,今年水又来了,她和老公收进“紧急背包”里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相册。
“83年”,周华莉和刘家红准备结婚,月薪三十三块五的刘家红出差去杭州,花了二十八块钱买了两条丝绸被面,一条红色,一条雪青色,想作结婚的被子。“水来那天”下午,“二号命令”发布时,他们在金银巷周家吃饭,吃完饭,准小两口和小姨子周华琴三人陆续把被面等结婚用品从金银巷搬到“高一点”的培新街防疫站(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旧址)。
等结婚用品搬到培新街,刘家红回了东大街21号的刘家,大哥刘新生正蹲在地上,把一只鸡的两条腿绑在一起,他平时在家喂了上百只鸡,已经绑了二三十只,“水退了也要吃饭”,大哥想把鸡带走。在大哥身边蹲下来一起绑鸡时,他得知父亲母亲和大嫂已经带着侄儿刘涛去了老城最高的建筑之一――永红中学(汉滨高中旧址)的四层教学楼。
刚抓住一只鸡,水就从脚踝过了膝盖,刘家红跑出房门一看,黑色的柏油街道已经成了河道,几米的浪奔涌扑来,他跑进屋,和大哥一起用绳子绑门板,做筏子,筏子还没捆紧,脚下就空了,慌乱中抓住一把木质梯子,人就漂过了房顶,兄弟俩紧紧抓住梯子,水里越来越冷,不知过了多久,乌云慢慢散开,看到土产公司的三层筒子楼了,两人一手抓紧梯子,一手拨开水面的东西,奋力蹬着水,游了近一个小时,爬上土产公司的三层小楼。
水退已是第二天了,刘家红踩着齐腰的淤泥,走了整整四个小时,到新城和家人见了面。那一年,他25岁,在安康地区防疫站工作。8月1日,他穿上单位发的雨鞋,短夹克式的雨衣,带上口罩,背着手压式消毒器,带着有红十字标志的白色袖章,进入已经戒严的城区,沿街消毒,见到无数具被水泡得“白胖白胖”的尸体。在消毒第五天,他请了两个解放军战士帮忙,用铁棍抬出满是淤泥的被面床罩,红色和雪青色的丝绸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华,一如这座被淤水浸淫的小城。
那一天,和周家一样死里逃生的大约有七、八万人,和刘家红一样没能撤离老城的至少有一两万居民,他们站在房屋的最高处,或者抱着木头,在漆黑一片中等待被救,或者等待死亡,听到电石厂和油库陆续爆炸,看到火光冲天,目睹明朝始建的清真北寺轰然倒塌。那一夜,这个城市消失了近一千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家人或朋友在水灾中死去。安康人闻着中心广场(白天鹅广场旧址,地势较低,当地百姓口中的“死人坑”之一)“十年的死人味”,拥有了毕生难忘的“经验”。
宜居城市的不宜居地区
李天奎算是安康城区最有“经验”的人之一,他住的丁字前街属于东坝地区,安康城区的东南角,地势低洼,处于汉江和黄洋河的夹角地带,住了两万多人。每年汉江进入汛期,东坝都是安康城区的防洪重点,从1983年安康城区恢复重建以来,20年发生大于每秒1万立方米洪水11次,东坝共进水10次,也就是说,李天奎几乎隔一年就要“搬一次水”。
“害怕倒不害怕了,就是太麻烦了。搬一次几十个小时,水退了要收拾至少三个月。过两年,我们都老了,搬不动了,咋办?”李天奎的老婆不断叹气,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搬迁,离开东坝,“因为不适合人居住”。
为什么东坝年年进水?安康市防汛办副主任李波涛表示,关于东坝的治理专家持各自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坝应作为安康城区的滞洪区,保护城区安全。汉江流入安康城区段至石梯铺,河床急剧变窄,洪水受约束后在城区段内很容易没过城堤大坝,如果在东坝修高标准河堤,洪水没有区域分洪,势必抬高水位,出现倒灌,甚至水漫安康的可能性极大。
但另一些专家则认为,东坝地区仅仅2.46平方公里,根本不足以作为汉江安康城区段的泄洪区。“从1983年洪水的历史数据来看,东坝的滞洪量大概是6000多万立方米,如果按今年7月18日晚上每秒21170立方米的流量来算,东坝很快就被淹满,这几千万立方米,对安康城区洪水压力的减缓作用不大。”安康市水利局总工程师周增堂有自己的认识。
无论政府决定继续修堤还是搬迁,住在东坝的人今年已经领回每人50块的赈灾款。7月31日晚上,安康老城的许多街巷口烧起了香烛纸钱。在油房村的街道上,经过反复消毒,看不见一只苍蝇,家家都开着门,从二楼、三楼搬下凳子,坐在空荡荡的屋里屋外,摇着蒲扇,一切又变得平静。明年,还要“搬水”么?没有人回答,面无表情看了看每一年进水在墙上留下的痕迹。
安康人依然相信,汉江虽然时有暴虐,然而总是会照顾安康人,给他们重建家园的机会,并且像过去几千年养育他们的祖先一样,继续养育他们和这座城市。
江边有人唱着这座城市古老的船歌:“三千里汉江三万帆,三百个码头三千年;三五个电站断了航,三五百渡口还过船。”
注释:
1、恒口镇、大竹园镇均属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林晓明的母亲刘家秀,父亲林本祥,儿子林子行,姐姐林家芳、林家英,姐姐的孩子王林林、曾祥均在泥石流中遇难。
2、东坝、西关均为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城区的地名,地势较为低洼,在护城河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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