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家忧患意识的现代价值】 忧患意识的重要性
时间：2019-05-19 03:24: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忧患意识是主体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进行思考，产生压抑感和焦虑感，并怀有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应对和预防的精神状态。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教育家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品格。以儒家教育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从忧患意识中激发起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居安思危，积极投身到社会变革实践中，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古代教育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古代教育家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
忧患意识萌发于周初，“《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传》）。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危局，无一日不忧心忡忡，提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上》）“以天下为己任”。欧阳修则告诫“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王阳明“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知行合一，追寻理想人格。魏源提倡“君子于安思危，于治忧乱”（《魏源集·默氟上·学篇七》），面对鸦片战争的败局，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忧患意识虽因时代不同有不同的的具体表现，但整体上则包含着共同的内容。
1.忧国忧民意识
孔子追求“天下有道”，对“天下无道”怀有深沉的忧患，主张“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传》），把忧患意识与国家、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孟子既对“保民而王”的“王道”理想的难以实现抱以忧患，更对灾难深重的民生以深深的忧虑。对于贫富极度悬殊、专制王权频繁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民不聊生，孟子进行了猛烈的挞伐，是“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也，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下》）。孟子还指出，圣人之忧乃忧民之疾苦，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孔子、孟子的忧国忧民意识被后世教育家继承和发扬。被朱熹称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的范仲淹不仅将自己对国家和百姓生活的忧患作为实施“庆历新政”，进行社会改革的动力，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文正公文集·卷三·岳阳楼记》）。范仲淹的忧患意识集中表达了古代教育家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社会，表达了舍已为民，敢为天下先的高尚情怀，代表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最高境界。
2.忧道忧教意识
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仁道的礼治社会，因而道之不行极为忧患。对于实行仁道，儒家的教育家们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治国理念和仁道学说；孟子力主行“王道”反“霸道”。另一方面又要知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但在知命的基础上，一个人更要“志于道”（《论语·述而》），“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古代教育家对一个人能否得道非常忧虑，不仅把忧患意识作为修道的动力，还将其贯穿于修道的全过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还说，“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礼记·杂记下》）把对道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只有实现了道德理想人格，才会不忧不惧，正所谓“仁者不忧”，（《论语·子罕》）“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古代教育家同样忧患对老百姓的教化问题，孔子曾阐发了著名的“庶、富、教”的理论，就是说老百姓富足了之后还必须予以教导，使他们知礼守礼。中国古代教育家正是对道之不传的忧虑，纷纷兴学授徒，孔子弟子三千人；荀子三次被尊为稷下学宫的“祭酒”，培育出像李斯、韩非这样的政治家和理论家；董仲舒中年“下帷讲诵”，晚年仍专心讲学。西晋时傅玄在玄风昌炽时，忧儒学被侵害，礼义被斥废，极力反对慕虚无而败纲纪的玄学清谈，主张尊儒贵学，修礼义，振摄纲维。唐时韩愈忧儒学之不振，针对“师道之不传”作《师说》，提倡尊师重道，攘斥佛老，捍卫儒家，恢复和维护儒家的道统。
3.忧功忧名意识
中国古代教育家同样忧患自己能否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左传》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古代教育家把“三不朽”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孔子要求做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强调一个人应脚踏实地，建立功业，以免成为匆匆过客，死而无闻。当然，这种功名不是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不是锦衣玉食，富贵显达，也不是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而是落实在为道、为民、为天下。孔子就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古代教育家不仅投身于“传道授业”，积极参与政事，勇于改革，兴利除弊；也纷纷著书立说，留名后世。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孔子即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使命，整理了古代文化典籍，删定“六经”，创置“六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朱熹曾说过，“《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众所周知，古代教育家论著丰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中国古代教育家忧患意识的现代价值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是中华民族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缺乏忧患意识则会丧失民族性，一位教师缺乏忧患意识就会丧失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古代教育家忧患意识中的积极成分，对于今天的师德建设和弘扬民族精神仍具有重要价值。 1.忧患意识能激发教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忧患意识体现出对道德理想社会的终极追求，对国家兴亡，民族兴衰的终极关怀。他们倡导“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磨练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品格。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自觉地高举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担当起时代的重任，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奋斗；当个人处于逆境，遭受磨难之时，并不气馁、悲观，而是发愤著书立说，积极履行保卫文化、发展文化的社会职责。中国古代教育家还以忧患意识为基础，纷纷投身于社会变革实践，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今天的教师也应该积极培植忧患意识，以忧患意识为动力，放眼世界，关注国家的发展，关注社会，关注当代的文化建设，更加主动地勇于担当，更好地担负起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延续社会发展的重任。
2.忧患意识能激发教师立志献身教育的精神
中国古代教育家孜孜追求理想的道德社会，把教育作为构建理想社会的手段，为此，他们忧虑道之不传，教之不兴，忧虑自己能否传道兴教，能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追求。中国古代教育家大多官师合一，为官则积极兴学，收徒授徒，弃官、辞官、被贬官，则更是全身心投入到“传道授业解惑”中。韩愈做过四门博士、国子祭酒，担任教官，以身作则，建立了良好的学风，贬为潮州刺史后，仍大力举办州学。朱熹九次任地方官，任内不仅整顿地方官学，还修复书院，离任后或居家讲学，或建精舍、出任书院山长讲学。正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激发他们重儒学的传递、重品行的培养，立志教育，献身教育，以教人为乐，不计报偿。然而，由于功利思想驱使，当前部分教师职业理想动摇，职业价值偏离，过分看重物质利益；敬业意识淡薄，职业态度欠缺，对待工作敷衍了事；职业操守缺失，职业责任模糊，只教书不育人。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忧患意识告诉我们，教师如果把从事教育工作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对教育能否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产生忧虑，就可能只以经济报酬来交换自己的教育服务，也就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中。
3.忧患意识能激发教师投身教育改革的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教育家出于忧患意识积极开展教育改革，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作为中国古代兴学重教的高潮，分别是由三位教育家推动的。范仲淹的庆历兴学定“苏湖教法”为太学的教学模式，同时变革科考方式；王安石的熙宁·元丰兴学在太学中实施三舍法和积分制，在地方推行学田制；蔡京的崇宁兴学除在太学中强力推行三舍法，还创设提举学事司。朱熹忧后辈学无得法，创“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朱子读书法。清代颜元忧宋明理学“违性情”、“非孔子学宗”、“伤身害性”，订《习斋教条》，将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强调“实学”、“实习”等。古代教育家把忧患意识作为改革教育的动力，这启示我们，随着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教师应该时刻忧虑自己的教学是否得法，应该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要求，刻苦学习，与时俱进，积极投身教育改革，探索新方法，创立新模式，也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
（责任编辑：刘永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