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是怎样炼成人大代表的|末日刁民
时间：2019-05-18 03:14: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8年6月28日，时年15岁的葛启义成为了“瓮安事件”的一个小主角，他拿着汽油瓶冲进瓮安县政府大楼，然后被逮捕。在此之前，他也是一个“问题青年”，游荡街头，打架滋事。这无疑是“刁民”形象。然而，今日的葛启义，却成为了瓮安县人大代表，是一名小型装饰公司的老板，开启了创业致富的生涯。此间变化，天翻地覆，折射出瓮安社会治理环境的大变迁。
这名“问题青年”的改变源自贵州省治理理念的改变。“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对旧有治理理念进行了反思，政法委方面并没有对“瓮安事件”中的部分违法青少年一棒子打死，而是在瓮安县开展了“轻罪从无”试点工作，帮助昔日“刁民”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重新适应社会。当治理理念发生大转折以后，“刁民”也逐步实现了大转型。这种转型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转型，其本质却是社会形态的转型。“瓮安事件”之所以发生，女中学生死亡只是导火索，根本原因还是当地政府长期以来与民争利，动不动就把国家暴力机器摆到具体利益冲突的第一线，不顾及群众感受，不尊重群众权益，最终导致民怨沸腾。
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民争利、官民对立的格局该怎么办？必须搞清楚社会矛盾的症结点在哪里，群众的需求点又在哪里，如果一味弹压民间舆情，只知道抓人抓人再抓人，恐怕人是抓不完的。社会矛盾靠堵是堵不住的，疏导才能让民间情绪的洪水分流，让社会病灶逐步从恶性向良性过渡。“葛启义的故事”说明，只要党和政府对老百姓动了真情，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和前途考虑，即便是刁民也会被感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刁民恰恰是政府施政的不完善造成的，没有谁天生就是刁民，没有谁天生就愿意生活在权力的对立面，愿意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因此，建设幸福社会，首要的就是要消弭滋生刁民的社会空间，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希望。
（摘自《南方日报》 本文作者：周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