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乔木] 怀念乔木简介

　　编者按：此文是胡乔木夫人谷雨女士于1994年胡乔木逝世两周年时所作的一篇纪念文章。今年6月1日是胡乔木百年诞辰，本刊谨以此文献给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和中央党史工作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同志。
　　乔木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而又深沉的人
　　我认识乔木是在抗战初期的安吴堡。我是1935年8月在北平加入共青团的，一二九运动后于1936年1月转为党员。卢沟桥事变后，组织上决定我去延安。经过辗转跋涉，终于在1937年9月到达，进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1月，我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设在陕西泾阳安吴堡的青训班，担任女生队指导员。那时乔木是安吴青训班的副主任。记得刚到班部的那一天，主任冯文彬同志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就带我去见乔木。当时他正在一片树林里主持大会。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很瘦，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留着分头。我和大家一样，称呼他“乔主任”。一天，青训班派我带宣传队到耀县去，乔木来到女生连，跟我谈如何搞宣传、如何做统一战线工作。他娓娓道来，有观点，有实例，也有办法，使我很受感染和教育。乔木的博学和才华，逐渐显露出来，我内心对他很佩服。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谈，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这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
　　7月的一天，我们把俩人的事向青训班主任冯文彬说了，就算结婚了。婚后，乔木根据《诗经·小雅·伐木》篇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把我的名字改为谷雨，和他的名字同出一典，表达了他和我永结同心的深情。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乔木被调回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我仍留在安吴堡担任艺术连指导员。第二年4月，我也回到延安。
　　就在我回到延安不久，乔木受命出发去大后方重庆、桂林等地。开头还通消息，后来几个月就音讯全无了。当时大后方的斗争环境险恶，我很替他担心。也就是在这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窑洞，炸死了几十个人。只有两个人死里逃生，我是其中之一，但当时已经不省人事。我的头和臂受了伤，左耳鼓膜被震破，在中央医院躺了三个月。我想：要是炸死了，就再也见不着乔木了。年底，乔木回到延安，才知道我受伤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同时，他又开导我：夫妻情重，但党的事业更重。因为我们是党的人，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必要时应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直至生命。乔木是这样说的，一辈子也都是这样做的。
　　1945的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率代表团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乔木作为主席的秘书随行。乔木回来告诉我时，我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乔木反复劝慰我：“这次去重庆，是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恐怕还不敢做得太绝，否则他无法向国人交代。”他这一去又是半年，我心里一直惦念着他。10月中旬主席签了“双十协定”后，安全返回延安，乔木还留在重庆，参加那里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年底，乔木才从重庆回来。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工作，他把家庭、个人安危全置之度外了。
　　记得在1946年5月，为了对付日趋严峻的国内政治局势，我党被迫作应战准备，中央公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乔木向中央报告并征得同意，让我参加华中土改，顺便去他老家盐城看望父母，做他们的工作，劝他们把家里的地献给人民政府。这次一别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这次乔木自己带两个孩子在延安，而我是孤身一人在千里之外。说真的，在外面这么长时间，我真不放心他和孩子。他平时忙着工作，家里的事从来都没时间去管。土改快结束时，内战已经爆发了，原定回延安的线路被切断，我的归期给耽搁了。后来，我从东台启程经临沂，然后返延安，一路上走了两三个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达。事也不巧，就在我回延安的途中，乔木又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了，孩子是请一位阿姨看着的。记得到家的那天晚上，女儿躺在床上，看到我，就一个劲地流泪，半天才喊出一声“妈妈”，然后就“哇”地一声哭开了。儿子站在一边，看也不看我。我的鼻子一酸，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们的感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我们既共了欢乐，也共了忧患。在“文化大革命”中，乔木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他不再担任主席的秘书，我们的家也被康生赶出了中南海。好友田家英的自杀，给乔木的刺激太大。乔木又被不断地揪斗，他实在是有些受不住了。我坚信乔木是忠诚于党的。我鼓励他要挺住。在这场政治大风暴袭来的时候，我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在最紧张的关头，乔木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后来，主席又特意来到我们家门口，准备看望乔木（因为敲错一道门，未成），这才使乔木从被揪斗的厄运中解脱出来。乔木一直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冷藏”了起来。乔木在这一段时间里，读了大量的书。有时，我陪他在院子里种种菜、散散步。就这样度着漫长的苦难岁月。
　　大约在1968年2月，由于乔木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儿子退学，并强迫我签字。我又气又恨，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我也正受冲击，医疗问题没人管，乔木就和家人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上装上轮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简易轮椅，送我到医院去打针、针炙。中风还没有完全治好，科学院造反派就把我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平时只让我们的小儿子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乔木很担心，无奈之中，他只得求助于毛主席。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的病情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主席很快过问，我才被放回家。在乔木的关心照料下，我逐渐康复。我和乔木为这事还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衷心的感谢。
　　记得五十年代在中南海住时，李富春同志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两口子真是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啊！”其实，那时候乔木工作很忙，我也忙于自己的工作，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到“文革”期间，乔木和我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们才真正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后来，乔木多次深情地对我说：“要不是你，我不会活到今天。”反过来，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乔木在给我的诗中，充分表达了这样的情感：“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 　　他是一名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
　　乔木到延安前在上海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到延安后，乔木的工作性质和他对文化学术的爱好，使他总是寻找机会，与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特别是1941年到主席身边工作后，乔木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为后来他掌握、宣传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乔木是自始到终参加的。他那时刚三十岁，精力充沛。主席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述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当时，中央在一份党内通知上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但是，乔木多少年来对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一事从不提起。乔木一生坚持“讲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具体提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1979年召开全国四次文代会时，他赞成小平同志祝辞中提出的“两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1981年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乔木曾就“讲话”中的一些过时的或不准确的提法，提出了修正意见，很受文艺界、思想理论界的欢迎。
　　建国初几年，国家面临着恢复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乔木的工作负担也很重，除继续担任主席和政治局秘书外，他还担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等职务，开始独立地主持一些部门的工作。乔木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注意调整和改进知识分子政策。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五十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那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研究之中。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1956年元旦刚过，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记得1956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中科院里的气氛特别好，科学家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形成一种“人心向院”的局面，加上一大批知识分子陆续从国外回来，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为“两弹一星”的上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出现了摇摆和反复，但乔木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已经成为“中国工作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动摇。1975年乔木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7月份，他一接手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就把军宣队送回去，把在工厂和农村的研究人员召回来，恢复了长期中断的业务工作。8月，他又受小平同志委托，主持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乔木在修改稿中，首先肯定建国以来“二十六年”的成绩，表明了对说“十七年”教育、科技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种“估计”的否定态度。并把“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整顿的重要内容之一，明确指出：“各单位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对本单位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作一次全面的检查，采取适当的措施，把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专长，为他们从事科学实践，提高科学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必要的时间，并且关心他们的生活。”而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乔木主持修改的这个《汇报提纲》，同他主持修改的《工业二十条》，和经他授意，由力群同志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起，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
　　粉粹“四人帮”以后，乔木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恢复和重新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费尽心血。1977年8月，小平同志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者。9月，他在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一思想，教育部起草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乔木对这篇重要文章先后多次进行修改。文章肯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从根本指导思想上作了最早的拨乱反正。 　　同时，乔木也注意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那时候各地知识分子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很多，向乔木反映情况的也不少，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到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乔木同他们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私交，甚至素不相识，但他总是满腔热诚，调查了解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他自己当时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却全然不知老之将至，为许多人的工作、生活操心、奔走。
　　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78年七八月间，乔木接到青岛市图书馆一位同志来信，要求帮助解决该市吴寿彭先生的译著出版等问题。吴早年加入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任过职，后来从事实业。1955年6月肃反时被逮捕，后免于起诉，于次年2月释放。吴粗通古希腊文，多年来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左”的空气依然很浓，乔木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不久，这事也不是乔木职责范围内的事。可是，乔木却义不容辞地管起来了。记得那天他回到家，谈起这件事，很有感慨。他说，“文革”十年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现在应该纠正了。吴做的翻译工作有价值，我们应该发挥其专长。乔木亲自过问此事，请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方面落实吴的工作，还派人与出版社联系解决吴的译著出版的问题。出版社提出必须把吴的政历问题搞清，书才能出。乔木在报告上批示：“出译书，只要没有现行问题，书有价值，即可出。”至于吴的问题，“可以相机调查，吴已七十多岁了，等调查清楚再出书就晚了。”吴寿彭的住房、工作和译著出版等问题，在乔木的关心下，全部得到了解决。
　　作家沈从文，过去在文学上很有成就，建国以后却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文坛上几乎湮没无闻，乔木在家中常提起这事，很惋惜。1956年，他就多次让《人民日报》副刊的同志去约他写文章。后来，沈从文的名字和他的文章终于在《人民日报》出现，在知识分子界引起强烈反响。1978年，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又把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大约是在1979年底，沈从文给乔木来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在服饰研究方面的情况，同时提出自己的实际困难，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条件太差。乔木工作很忙，他就先让秘书去看望沈从文。秘书回来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他听后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回来后，父子俩向我们描述了沈从文夫妇的住房：两间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的图片，走动都很困难，光线也很暗，冬天再安一个取暖的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但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怎么办呢？乔木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的两间平房。我和女儿也都支持乔木和儿子的决定。
　　只是后来被主管部门否决了。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乔木这份情意，我和全家人都感受很深。在乔木和有关部门关心下，沈从文的住房问题不久就解决了。后来，他又出面帮沈配备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对沈从文的待遇，他也亲自特批，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沈从文晚年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乔木和聂绀弩的交往又是一例。据胡绳同志说，三中全会后，聂绀弩仍关押在山西，胡绳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乔木反映，乔木即亲自找当时同央负责人，才把聂放出来。此后乔木和聂在诗歌创作上常有交往，他曾请聂修改过自己的诗。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的旧诗集《散宜生诗》，他向韦君宜要来清样，先睹为快，还主动为这部诗集作序，称聂绀弩的诗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聂绀弩得知乔木欣赏他的诗作，要为他的诗集写序，致函乔木说：“纶音宵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乔木了解到聂已年近八十，体弱多病，身边又无儿无女，老伴身体也不好，生活中困难很多。他就通过有关方面，把他们的一个侄女从湖北京山老家迁入北京，帮助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当他得知聂绀弩患有重病时，他又让秘书向聂绀弩夫人周颖要来了聂的病史，并派人买了各种好药给聂送去。其实，乔木与聂以前并没有什么私交，正因如此，聂绀弩夫妇格外感动。
　　就我所知，像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如解决钱钟书、葛琴(邵荃麟的夫人)、刘起纡(顾颉刚的助手)等人的住房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乔木都没有少费力气。但他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这些事，有许多事还是后来我从旁人那里得知的。
　　乔木毕生辛勤笔耕，党让干啥就干啥
　　记得1951年五六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那年7月1日是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这对取得人民大革命的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值得庆贺的。中央决定，6月30日在北京集会庆祝，届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四十年代乔木曾协助主席编校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又曾在主席指导下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史方面有较多的知识准备，所以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乔木照例先将它送给主席审阅。过了几天，主席在乔木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可把乔木难住了，他对我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少奇同志交待呢？”后来主席传话过来，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乔木只得从命。《人民日报》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这篇党史作品。记得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就全文播发了。各地的报刊也都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是多少年来，乔木署名的少有的几篇著作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全的观点，来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它在党史教学与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乔木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左”倾错误并有所发展，直至十年“文革”，党史界有很多问题都被搞乱了，乔木对此忧心忡忡。三中全会后，乔木担负了在党史工作中拨乱反正的重任。六中全会前一年多，他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为写好这个决议，真是沥尽心血。单是同起草小组同志谈话就有三十多次，“决议”稿的许多部分都是他亲笔改写的。“决议”通过后，乔木又一直希望编写出一部完整、详尽、准确、可信的党史著作。经他提议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还由他担任主任，后来不担任了，他对党史工作仍一直很关心。他本想亲自主持编写一部党史，但到1990年9月他的病被确诊为癌症后，确实已是力不从心了。在医院和家中，医生都一再叮嘱他静养休息，他只得请胡绳同志尽快主持写出一部完整的七十年党史本子来。虽然他不动手了，可是他的心总是安静不下，他经常思考的还是如何写好这部书。
　　1990年11月，薄老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完稿，派人将书稿送给乔木，请他提意见。这时，乔木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吃化疗药的反应也越来越大，“兴奋剂”、镇静药轮番交替，支撑着他的病躯。尽管这样，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仔细阅读。周围的同志及全家人，看到他那样拼命，都劝他要遵医嘱，真正休息，但没有效果。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认为这样下去对乔木的身体危害太大，很严肃地劝他：“胡老，这里是医院，不是办公室，你得遵守医院的纪律，不能再这样工作了！”乔木当着医生的面表示接受“批评”，把稿子收起来，等医生一走，他又拿出来，全神贯注地看起来。就这样，他硬是拖着虚弱的病躯，把薄老的书稿看了两遍，仔细地提出修改意见，派人给薄老送去。
　　几年来，周围的同志和朋友都劝他写回忆录，他都没有同意。看过薄老的这部书稿后，经大家再三劝说，他才下了决心。1991年6月，在经过仔细考虑后，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个报告，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重点写他所接触和了解的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准备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他的报告随即得到批准。而这时，乔木年初在三0一医院做手术，已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骨头上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不认为病情有多严重，又为写回忆录忙开了。他先后同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二十多次谈话，并对按他谈话而整理出的部分稿子作了审写和修改，成为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可惜的是五十年代部分没有来得及动手，成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也是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为纪念党的七十周年，乔木又以重病之躯紧张地赶写了长篇论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6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他倾注了最后的心力写成的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文章写完时，他已是筋疲力尽了。
　　到了7月中旬，看看他那日渐衰弱的身躯，我真觉得心疼。我坚持要他到北戴河休养。开头几天，我把他看住了，不让他看书写东西，只是每天读读报、散散步。我常常劝他：“你已经病成这个样子，现在应该注意自己身体了，养好病，今后的时间还长，事情可以慢慢去做。”但是，乔木天生没有这份“清闲”的福气。7月28日，胡绳同志送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请他审阅。这本书是为迎接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由尚昆同志、一波同志和他，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力量赶写的。乔木对这本书很重视。胡绳劝他不着急，看身体情况，慢慢来，着重看七、八、九章就行了。他一拿起清样，又不顾一切了。虽然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把这三章看完了。他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彩。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乔木对这部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言谈之间显得十分高兴。胡绳等同志深情地对他说，尚昆同志听了乔木同志对书稿的评价，读了一些重要章节，赞成乔木的意见。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集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那篇《题记》，开始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请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代他起草了一稿。他看了之后，亲自动手修改。他反复改了好几遍，才算定稿。定稿几乎是全部重写的。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他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这篇《题记》，是乔木一生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听说钱钟书读了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这次在北戴河，名为“休养”，实际上工作却是相当忙碌。这一年也是他晚年退休后最辛苦、负荷最重的一年。事实上，乔木一生中又有什么时候曾经轻松过呢？
　　乔木一生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笔。他为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大量的文件、报告、讲话、指示，甚至一些贺电、唁电、通知之类的普通文稿，都是由他动笔。他长期负责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新闻评论。乔木为《毛泽东选集》的编纂花费了许多心血，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文集和选集的编辑出版也出了不少力气。1981年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乔木自始至终给予关心和指导。他亲自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从全书的选题、人员的组织、编辑体例等等都一一提出指导性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一段时期，为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起草这些方面的重要文件，他更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记得还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乔木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乔木的一生，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在晚年，他有了更多的自己支配的时间，更是博览群书，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不断地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他思想没有停滞，而是不断发展的。1990年4月11日，乔木给宣传口两位同志写信，谈了自己对社会的新见解。信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使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进了。这正是中国能够在政治风波中站得住的物质基础，今后需要长期努力发展和完善这个基础”，而“东欧和苏联正是缺少这个基础。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封信的内容，可以说是乔木经过深思熟虑取得的对社会主义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四五月间看到乔木的这封信表示赞赏，亲自打电话给乔木，就信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电话中交谈了四十多分钟。乔木非常兴奋，感到意犹未尽，相约有机会再当面深谈。后因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而未能如愿，这也是乔木一生中的又一憾事。
　　1992年6月1日，是乔木八十生日，我们一家人给他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晚会。儿子为他塑了一尊头像，神态逼真。晚会上还演唱了傅庚辰为他的诗《希望》谱写的歌，不少亲朋好友来他祝贺，乔木被家人和朋友对他敬爱所感染，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在他一生中，这是很少见到的。生日晚会后，他高兴了好几天，几次跟我说，他希望活到九十岁。大有要“把人生的道路再走一程”的劲头。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乔木就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还对我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央党史著作。在他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非常难受之际，他写了那首送给我的诗。他在解释诗中“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这两句时跟我“算了一笔账”，八十年来，参加革命前十多年，没做事；参加革命后，又几次生病，治疗休养，耽误了多少时间没能工作；再加“文革”被耽搁了近十年，有多少事情应该做的，未能完成，仔细算来，真是此生“半虚度”。他一生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大量的、超负荷的工作，他的一生才是“多建树”呢。乔木病危时，陈云同志派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为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这三句话是对他一生辛劳的肯定。
　　记得1983年7月，乔木写了一首《小车》诗，赞誉农村干部杨水才的事迹。诗中反复吟诵杨水才的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乔木写道：“小车不倒只管推，路远不过一身灰”，“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催。”这些质朴的诗句，我想，正是乔木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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